分化之下的文學理論發生了知識合法性危機。我們不妨從“學問”這個話題切入。從事文學理論研究，怎樣才能做到“有學問”，而且這種“學問”具有“專門性”，能夠相對地區隔其他領域的“學問”？比如，哲學家、社會理論家、法學家、經濟學家、房地產研究者往往都是有“自身學問”的人。但是相比之下，文學理論家的學問總是難以凸顯其“學科性”和“專門性”。甚至可以說，文學理論這個學科難以使人有學問。[4]這是否與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有關，是否與文學理論遠離文學有關？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除了文學、理論之外，還可以是文學理論自身。但這幾種研究對象，現在越來越遠離“文學”了。這就奇怪了。如果說以理論、文學理論作為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從而使得文學理論的注意力不直接指向文學，而最多提供文學研究的基本理念、宏觀方法等，那往往就不怎麽具體地闡釋文學創作和文學作品，不提供一套具體而有效的闡釋模式和批評方案了。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什麽那種將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理論也遠離了文學呢？原因在於，重要的不是拿不拿文學作為研究對象，而是怎樣將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現在，即使將文學當作研究對象，研究的也主要是其“文學性”，是“外部研究”，是在關注一種文學成為一種文學的原因和發生機製等，而不是怎樣更具體地理解文學，闡釋文學，進而區分出文學的好壞與高低。在這種境況下，文學理論也就“遠離”了文學，並最終導致學科危機的出現。[5]童慶炳就對這一點予以了指認：“文學活動是文學理論賴以存在的根基。但現在的文學理論的現狀是理論脫離實際，文學理論對這些問題或者是漠不關心，不予理睬，或者雖然做了一些回答與解決，卻顯得力不從心，功效甚微。這就是危機。”[6]

這種危機的相關表現就是使我們缺少一套闡釋文學的“技藝”，不能成為文學研究的專家，放棄了成為有“文學”“學問”的“文學理論家”的機會。不妨說，學院內外，人們對文學理論家的學問訴求，更多的是指其“文學”“學問”。可是，我們往往沒有這樣的學問，甚至很欠缺這樣的學問。於是有學人指出，我國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缺乏鑒賞能力，“自己談一套，也談得頭頭是道，但無法麵對活生生的文學作品與文學現象”[7]。

沒有“學問”還有一個曆史延續的原因，那就是文學理論一直以來充當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者”。在這種身份之下，文學活動往往不需要“理論”解釋，而隻需要“審批”。於是，文學研究隻需要將文學分為左、中、右，隻需要看其是符合主導意識形態的還是解構主導意識形態的，等等。在國家意識形態需要文學理論話語予以建構的時候，在文學需要借助文學理論話語獲取文化資本的時候，文學理論提供給文學的並非一種“知識”。也就是說，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讀文學的直接或間接的技藝，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正確性”。對於這一點，有學者非常精要地指出：“在相當長一段時期，由於貫徹國家文藝政策的需要，文藝學被認為是指導各類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的學科，隻有那些能夠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的人，才被認為有資格擔任文藝學的教學和科研任務。顯然，文藝學在當時的顯要地位，文藝學同其他文學學科之間的所謂主次關係，都是由體現在學術體製之內的權力關係賦予的。”[8]為此，文學理論尤其是教材文學理論，往往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征。更有甚者，這樣的文學理論往往不“講道理”，失去了理論的基本品格。可想而知，這樣的教育難以使人獲取一套解讀文學的技藝，更遑論成為有學問的文學理論家了。但是，這個沒有“學問”的問題長期以來都沒有被“問題化”地呈現出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1993年以來，隨著社會政治文化語境的轉型，文學理論的意識形態性質和功能急遽弱化，即使以“工程”建設的形式來實施，恐怕也見效甚微。同時，市場體製化了的文學開始“勢利”地處理與文學理論的關係，更多地把文學理論當成“雞肋”。此時，文學理論就出現了知識的合法性危機。

危機中的文學理論大致從三個方麵展開了“重建”工作。一是走向學科型文學理論，即圍繞文學理論學科，提出了種種建設性的方案。這就是“學科型文學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個原因。二是從國外學習“理論”，試圖將其當作生產知識的“工具”。在這一動機之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西方文論引介成了一個專門的研究對象。[9]三是回到現實，把那種市場體製化語境下的文學重新納入研究的視域之中，並借此生產關於它的文學理論知識。可以說，這是一種以研究文學為旨趣的文學理論重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界在這方麵做了很多工作，但又大勢所趨般地走向了文化批評理論，正如王一川所指出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理論已經和正在尋找一種麵向文化的新轉變”[10]。因此可以說，這種重建工作並沒有收獲多少有關文學本身的知識。

不妨說，這三個方麵的重建工作，並沒有培養出“文學理論家”，除了它們的研究對象往往都遠離“文學”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兩個值得提及的原因。

第一，文學理論所使用的理論資源方麵的原因。文學理論在展開重建工作的時候，其理論資源大多來自社會學、政治哲學、媒介傳播學等。[11]由於受理論資源及其特點的製約，文學理論更為注重對社會語境、政治體製和媒介環境的分析。它往往把社會符號化為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文學性意味的存在，並以此作為文學理論研究對象。同時，它還借助這些理論資源對文學理論學科的知識生產本身進行分析和反思，將文學理論本身作為文學理論研究的對象。這也正是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遠離文學，文學理論沒有解讀文學的切實技藝的一個直接原因。從這裏我們甚至可以看出，文學理論在重建中的理論資源選擇，恐怕還是它會以這樣一種方式展開的重要原因。當我們未能把各種理論資源很好地轉換為文學理論的有效知識視域時，尤其如此。如果說，各種理論資源能夠成為一種知識/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對某一社會問題特殊和有效的回答，那麽，當其作為文學理論的理論資源時，就有必要做一轉換，從而使得即使有諸如社會學的文學理論、政治哲學的文學理論，它也還是文學理論，而非社會學、政治哲學。

對於文學理論的理論資源選擇問題，我們還可以繼續思考。現代性進程中，人們越來越對那種具有清晰解釋力的社會科學知識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而對那種偏於提供一種理解的人文學科知識表現出漠然乃至鄙夷。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還是在於一種難以一時改變的體製性實踐。汪暉曾對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建構中出現的人文學科邊緣化問題進行了較為敏銳的評析：“社會科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體係進入中國的過程，伴隨著一種製度性的實踐。通過現代國家的製度性實踐，特別是現代教育製度和科學研究製度的實踐……原有的知識和語言的有效性逐漸喪失了。例如，如果我們用佛教的語言或者道教的語言討論當代社會問題，那麽，這種討論至多被理解為個別人的意見，作為一種解釋社會的係統知識則是無效的。這意味著，在曆史的過程中，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建立也包含了一個壓抑性的過程，它使得其他知識徹底邊緣化了。”[12]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理論這種本具較強人文特性的學科也不得不從社會科學那裏尋找理論資源，並以之為理論視角，這就難免使其社會科學化了。此一境況之下，文學理論又何以獲得關於文學的“好理解”呢？這恐怕也是文學理論必然遠離文學，“文學理論家”難孚眾望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了。

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學術體製方麵的原因。**退去的20世紀90年代，成了一個務實和建設的時代。大學裏的知識生產漸漸體製化了，並具體地以學科建設作為知識生產的切實目標。

圍繞著學科建設，文學理論界產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但這批科研成果往往凸顯的是學術旨趣，以理性的分析、材料的鉤沉、結構的完整等規範性操作見長，那種注重審美判斷和鑒賞感悟的文學理論“知識”反而遭遇壓抑，甚至落得“不學無術”的名聲，也難以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理論也就慢慢地遠離了那種有效闡釋/理解文學的文學理論。不妨再退一步說，即使這種學術體製化下的文學理論職業人員產出了一些與文學相關的所謂文學理論，恐怕也難以有效地理解文學，畢竟文學是不可能被純粹的理性分析出來的。這也是作家幾乎不看文學理論，讀者往往不信任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有學者曾切身地指出，一些文學理論書，甚至包括一些文學史著作，讀過之後，“除了得到一些‘知識’之外，完全無助於我提高審美能力”[13]。個中原因，還可以認為是，體製化的文學理論知識不需要在市場上競爭，因此對於它能否有效地闡釋文學，能否滿足接受者（消費者）的訴求等問題，知識生產者往往不予考慮，甚至還美其名曰“無用之用”。

因此，一批沒有多少“風格”和“自我”的知識肆虐般地大行其道起來，在知識生產的機器裏循環往複地變著花樣“組裝”，招搖過市，“把文學活生生的肌體割裂為適合於學科細分和主題歸納的刻板格局，無可避免地扼殺了思想的自由發現和富有靈性的創造”[14]。張夢陽為此感歎道，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者本應是“文學思想家”，現實卻是文學研究學者。依其之見，這兩種身份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分：“與文學思想家相區別，那些技術性的文學研究學者，卻往往僅限於‘技術化’地處理知識，缺乏‘問題意識’，不具有理解問題特別是根柢性思想問題的興趣與能力，對文學思想家提出的問題僅肯也僅能在技巧的層麵上做出反應……盡管他們有時對知識掌握得很精確，資料積累很豐富，文章也寫得條分縷析，甚至於很漂亮，但是卻始終跳不出甚至意識不到奴性的思維窠臼，總是在奴性的思維定式製馭下進行著無效的勞動。即便他們做出的種種成果被貼上所謂‘科學’的標簽，換取了導師、教授甚至大師的頭銜，也隻能……是‘奴隸的科學，奴隸的理性主義’。他們的勤勉，也不過是‘奴隸的勤勉’。”[15]這樣的說法雖然不乏偏激之處，但的確道出了為什麽研究文學的“文學理論家”如此難以有“學問”。

如果說目前還存在這麽多使得文學理論家沒有學問的原因，而這些原因一時間還難以消失，那麽我們可以下結論說，文學理論的重建工作並沒有完成，現代性的知識分化及其所導致的危機還沒有消除。為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依然是一個值得繼續深研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