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分化、危機和重建問題，如果我們繼續思考，就會發現，的確還有很多深層的東西值得挖掘，需要問題化。例如：為什麽會發生分化和危機？為什麽重建難以奏效？表麵看來，這是意識形態的轉換，是社會語境的變化，是體製性的束縛，等等，但這些都是表層原因。雖然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樣的回答已然切合知識生產的實際情況，基本上不需要再追問了；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問題，我們會發現，依然有一個隱微的原因使文學理論分化和危機得不到“停消”，更遑論在“停消”的基礎上予以建構了。這個原因就是，現代性的發生使我們不知道什麽是“好文學理論”。當我們不知道什麽是好文學理論的時候，我們就難以找到建構文學理論知識合法性的可靠基礎了。當然，這並不妨礙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實際運行。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並非要將好文學理論視為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換言之，“好文學理論”之問不是要追問出一個本質主義的、具有普遍性的乃至“科學”的答案，也並非要求得一個上帝般正當的存在。毋寧說，它是要在一個沒有實體本質和天然正當的基礎上，通過交往理性的施為，建構一種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正當性的文學理論。好的文學理論必定既合法又正當。我們要在重建文學理論合法性的過程中，考慮“好文學理論”的正當性問題。例如，我們可以遠離文學來生產文學理論知識，但為什麽要遠離？我們可以從事文化研究，但為什麽要從事文化研究？我們可以提出不同的文學理論建設方案，但為什麽要提出這種方案？我們都有很正當的理由嗎？如果沒有，那麽這樣的知識生產就難以有好的合法性，也就難以有效地參與到這個時代的“結構性問題”之中，同時難以生產出關於文學的好文學理論，甚至還會加重文學理論的合法性危機。如此說來，文學理論的重建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這裏不妨從什麽是好文學理論的角度，對文學理論的重建以及“文學理論家”如何可能存在等問題進行一個簡要的“假定性”說明，以見出“好文學理論”之問的重要性。
首先，關於什麽是好文學理論的問題，其答案不是現成的、實體的，但是我們可以基於所認同的理由，將好文學理論選擇性地進行設定。比如，我們這樣設定其研究對象：好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開放的，隻要某一研究對象具有“文本性”，通過對它的分析，我們就可以建立與現實社會生活的關聯。
其次，如果這種設定的好文學理論，經過學理的論證之後，非常具有說服力，繼而在學術場域之爭中獲勝了，也就是得到了合法的承認，那麽文學理論的重建工作已然隨著好文學理論爭勝的過程展開了，接下來主要就是將這種好文學理論觀進行具體化的實踐的問題了。
最後，這樣的好文學理論如果的確存在，那麽“文學理論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誕生了。
如果上述假定性說明有道理，那麽好文學理論的問題恐怕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不過，值得提及的有兩點。一是在諸神紛爭的現代語境下，好文學理論往往不止一種，因此，無須擔心好文學理論乃現代性的敵人。二是好文學理論的論證，除了在學術場域中爭勝的途徑之外，還有在更大的公共領域中爭勝等多種途徑，因此，也無須擔心好文學理論的學術體製化。但目前，我們要麽缺乏“好文學理論”之問的意識，要麽將好文學理論爭勝的空間鎖定在一個體製化的學術場域之中，從而導致即使有好文學理論，也難以有更合法化的好文學理論。而沒有合法化的所謂的好文學理論，更多隻是一種個體想象乃至文化控製，其生命力可想而知。這就是大學課堂難以有合法化的好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更遑論在其他與文學有關聯的空間中存在這種文學理論了。
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應該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起一場關於什麽是好文學理論的追問和討論，並借此展開新一輪的文學理論合法性重建工作呢？這無疑是一個值得學界投以關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
[1] 需要說明的是，那種以“教材”形式出現的所謂“元文學理論”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學理論學。隻是這種文學理論學往往缺乏反思性。關於這一問題，還需具體論證。
[2] 金惠敏：《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一種元文學或者文論“帝國化”的前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3）。
[3] 陶東風：《走向自覺反思的文學理論》，載《文藝爭鳴》，2010（1）。
[4]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析我們還可以從其他方麵切入。比如，從文學理論的知識性質入手，它與文學理論是一門“中介性”的學問有關。所謂“中介性的學問”，意思是說文學理論生產的不是“上位”的知識，也難以生產出“源發”的知識。因此，它具有寄生性，需要從其他學科獲得知識視域/理論資源。關於文學理論的知識性質的問題，可參見李春青：《文學理論的中介性與合法性》，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4）；張檸、徐歡：《作為“他者”的文學理論》，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1）；馮黎明：《明天誰來招安文學理論？》，載《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5）；餘虹：《文學理論的學理性與寄生性》，載《文學評論》，2007（4）。
[5] 按理來說，這種以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理論最有可能誕生“文學理論家”，因為它可以具體地去言說“文學”。可是，即使是這一類文學理論，也還是局限於理論研究，往往以研究現成的理論為能事。這倒不是說要放棄理論研究，隻是它依然不怎麽對現實的文學現象/問題進行切實的關注。即使關注起來，也是舉例來論證某一個理論，而不是針對具體的文學現象/問題生產出獨到的“知識”——“文學理論”。從這個方麵看，它也是遠離了“文學”。
[6] 童慶炳：《當下文學理論的危機及其應對》，見童慶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與詩學》第2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7] 劉再複、李澤厚：《審美判斷和藝術感覺——與李澤厚談美學》，載《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
[8] 羅鋼、孟登迎：《文化研究與反學科的知識實踐》，載《文藝研究》，2002（4）。
[9] 參見趙淳：《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西方文論引介研究：1993—2007》，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0] 王一川：《麵向文化：文學理論的新轉變》，載《文藝報》，2000-07-04。
[11] 有不少學人從不同的方麵指出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關聯問題。陶東風也曾自述其在1993年左右的知識調整問題，其中突出的即社會科學知識。參見陶東風：《文化與美學的視野交融——陶東風學術自選集》，263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王光明也曾回憶說：“在90年代初，我預感到中國在變化，學問的方式也需要調整，同時比較自覺地讀了一些書，自覺進行從批評到學術的轉移。”參見王光明、南帆、孫紹振等：《關於學科開放與文藝理論建設的對話》，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3）。蔡翔則認為，80、90年代的問題差異導致了文學研究的知識資源訴求的轉型，80年代圍繞在哲學、美學、心理學周圍，90年代則凸顯了以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為代表的社會科學對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參見王曉明、蔡翔：《美和詩意如何產生——有關一個欄目的設想和對話》，載《當代作家評論》，2003（4）。
[12] 汪暉：《死火重溫》，49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13] 劉再複、李澤厚：《審美判斷和藝術感覺——與李澤厚談美學》，載《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
[14] 周憲：《文化研究：學科抑或策略？》，載《文藝研究》，2002（4）。
[15] 張夢陽：《從啟蒙到普世——劉再複文學思想的一條主線》，載《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