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大眾文化的興起及其意義
大眾文化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重要性，幾近達到無論怎樣評說都不為過的程度。僅以其影響所及的長短時段而言，就可述之為三。
第一，由於大眾文化表征並以“隱形書寫”的方式參與了以資本、欲望、消費、享樂、財富、競爭、成功為主要內涵的新意識形態的建構[1]，同時對於實際構造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以及塑造一個時代的好的生活想象來說，都可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對於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段的建構而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至於有學人說道：“90年代誰都離不開大眾文化。”[2]
第二，大眾文化在百年文化發展的時段中也具有重要意義。有學人甚至認為：“如果有人問起20世紀對人類影響最大的文化現象是什麽，那就是大眾文化的興起。”[3]這的確有幾分道理。因為大眾文化的興起使得文化自身發生了巨大的轉型。如果說20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曾因兩次世界大戰而使得文化幾近成了民族的寓言，大多時候被賦予革命、救亡、鬥爭等宏大敘事的功能，並且還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格局的逼仄，使得文化幾乎成了直白的意識形態工具，那麽大眾文化的興起改變了這一切，使得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聯不再那麽直接，倒是與日常的生活日益發生了關聯。這一點有學者予以了深刻的指認：“不管大眾文化是惡魔還是福音，它都是20世紀‘冷戰’結束後人類最重大的曆史事件，它的存在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它與這一階段的人類最重大的變革——如經濟全球化、意識形態變革、媒體革命、高科技與互聯網、新經濟浪潮與當代世界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它的存在是構成當代社會體係與生活實踐甚至製度構架的重要方麵。”[4]
第三，即使置於千年的文化史框架中，大眾文化也可謂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學人依據大眾文化的特性指出，大眾文化的興起表征了群體文化向個體文化的轉型。[5]這恐怕是有相當道理的，因為大眾文化的確是一種參與可能性極大的文化形態，它在程序上籲求所有個體的參與和選擇。這一點即使不可以在大眾文化的生產中直接做到，也基本可以在大眾文化的消費中做到。支撐這一點的緣由，恐怕是大眾文化乃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有學者認為，大眾文化表征了人們生存方式的改變。“從深層結構的角度看，90年代娛樂文化的勃興所蘊含的是，當代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正由延續了幾千年的‘生存—實用’結構轉換為當代的‘生存—娛樂’模式。”[6]也就是說，大眾文化回到了文化自身，它自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因為唱卡拉OK、上網、看電影本身就是人們的日常生活。
回到我們今天的生活世界，大眾文化更是時代的文化英雄。有學人甚至仿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哲學化地將這個時代命名為“大眾文化時代”[7]。不妨說，這是一個有學術闡釋意義的話題。然而，我們在這裏暫且不做深表，而隻將關注點放置在因其所致的文學理論研究的轉型變化這個具體的學術問題上。我們的目的是探尋如此重要的大眾文化是如何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的，它的影響又具有怎樣的局限性，等等。
有學人曾指出：“90年代中國文化界的一個明顯事實是從對文學的‘審美’本質的思辨性沉思轉向具體的‘審美文化’或‘文化’研究，已成為愈來愈多的文學理論學者不約而同的選擇。這使我無法不獲得這樣一種清晰的感受：中國文學理論已經和正在尋找一種麵向文化的新轉變。”[8]的確，20世紀90年代伊始，就有諸如審美文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以及與大眾文化語境相關聯的“理論的批評化”（批評理論）、文化詩學等與文學理論研究有關的轉型方案、理論話題乃至專門領域。這已然可以讓我們感受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在大眾文化的語境下發生了怎樣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