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反思性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可以從不同視角予以聚焦和理解，這裏我們主要選擇兩個角度。

第一，是後形而上學知識觀念的推動。

我們知道，黑格爾以後的西方思想史，其主導的知識型就是後形而上學。所謂“後形而上學”，並不是一個實體的概念，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思想家的理論主張，而是一個思想型的概括。在這種思想型的裝置中，人們不再采取主客二分的認知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為二，不再去尋找那種所謂的純粹的、終極的、永恒的知識與價值。在後形而上學思想看來，根本就沒有那種知識與價值。後形而上學的這種觀念導致了反思性思維方式的出現。我們不妨以黑格爾之後的馬克思為例，來簡要論及這種知識型所導致的反思性思維方式之發生的必要性。

馬克思是一個具有後形而上學思想觀念的開創者。這裏，我們僅以其所繼承與改造的重要的思維方式——辯證思維——為例。關於這種思維，詹姆遜闡發得較為出色。詹姆遜認為，辯證思維“是思維的平方，是正常思維過程的強化，從而使一種更新了的光線照亮這些過程強化的客體（對象）”[12]。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是說我們的思維方式要有反思性，要能反思到思維本身的局限性。比如，我們的思維也不可避免地有視角選擇，已有的知識結構、文化素養、社會語境、認知興趣等都會影響我們對思維客體或對象的判斷，所以我們要“能夠覺察到自己的思維與所研究的客體是一種同等的曆史行動”[13]。

不妨提及的是，詹姆遜所闡釋的這種馬克思的辯證思維與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關聯甚密。布迪厄就力圖運用場域、資本、習性等概念反思知識/真理生產的運作邏輯。在他看來，“所有知識，不管是凡俗的還是學究的，都預含了某種建構工作的觀念”[14]。也就是說，所有知識/真理都是被建構出來的，無論是知識/真理的對象、範圍，還是知識/真理的性質、特點，都不是自然如此的，因此，都需要展開科學反思，去發現其背後利益博弈、符號暴力的事實。布迪厄為此下結論說：“社會科學必然是一種‘知識的知識’。”[15]由此可知，布迪厄力倡反思社會學本身即對後形而上學的應答與參與，這就說明了走向反思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型是後形而上學思想史的內在訴求。

回到本土語境中，我們知道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以後，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後形而上學旨趣的知識觀念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尼采、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維特根斯坦、德裏達、利奧塔、福柯、布迪厄、羅蒂、詹姆遜、阿倫特等歐美思想家被廣為接受甚至炙手可熱，他們再生產性地參與到了當代中國的知識場域之中。這種再生產性的參與，當然不是簡單的知識觀念移植，而是有著中國本土性的訴求。就其與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關聯而言，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不妨說，與思想史關聯甚密的文學理論不可能擺脫後形而上學思想的影響。僅以知識/真理觀而言，後形而上學知識型認為知識/真理不是主客二分的認識發現，而是亦主亦客的闡釋所形成的意見。這種意見表明，那種絕對、單一、永恒的本質、規律是虛構的存在。在這種觀念的塑造下，文學理論所意欲追尋的真理形態也就必然地要發生轉換了。簡單說來，文學理論所追問的知識形態不是那種實體性的真理，而是那種具有闡釋意味的意見。既然如此，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就應該去除真理崇拜。

然而，當我們回到現實中，卻發現20世紀80年代所形成的文學理論知識觀念依然在不合時宜地以絕對真理的形式再生產性地參與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之中，這就“嚴重地束縛了文藝學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與知識創新能力”[16]。在這種情況下，一種針對於此的反思性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便應運而生了。

其實，穿越形而上學的迷幻而入住後形而上學之家，可謂文學理論知識轉型的內在訴求，因為不如此，文學理論就會發生知識合法性危機。這一點，早已有學人提及：“文學理論發展到後形而上學時代或後哲學時代，主體性標準、理性標準、科學標準等顯然過時，不足以充當當今文論知識的合法性依據。”[17]的確，主體性、理性、科學性等表征著真理可以離開海德格爾所強調的“此在”“存在”的形而上學思想，如果繼續在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之中發揮再生產性的效用，那麽造成文學理論的知識合法性危機就是必然的了。因為如海德格爾所言，離開存在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唯當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當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開的。唯當此在存在，牛頓定律、矛盾律才在，無論什麽真理才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後，任何真理都將不在。”[18]海德格爾要追問的是一種後形而上學的存在論的真理，而不是那種主客二分的認識論的真理。存在論的真理是超越對象性意識的、守護著那看不見的世界的、拒絕遵循目的—手段邏輯的真理。而認識論的真理會使世界喪失意義，使世界變得算計化、技術化和工具化。這樣的世界，又如何可能有文學和文學理論呢？為此，後形而上學的存在論的真理才是文學和文學理論所追尋的真理。反思性文學理論正是一種鍾情於後形而上學真理的理論，從這裏，我們便可以看出反思性文學理論的興發是有思想史理由的，那就是受後形而上學的召喚，或也可以說，是為了在後形而上學時代賦予文學理論以知識合法性而生成的一種知識話語。

第二，是為了回應社會科學的衝擊。

隨著現代化在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散播，一個現代性的社會逐漸得以形成。但是，這個形成中的社會並不是鐵板一塊的實體化存在。例如，20世紀80年代與20世紀90年代就有相當大的不同。20世紀80年代，呼喚現代化是主導性的話語形態，此時更具感召力的人文學科占據著主導性的位置。進入20世紀90年代，現代性反思是主導性的話語形態，此時更具分析闡釋力的社會科學的話語優勢便逐漸凸顯，甚至成為支配性的力量，對人文學科的知識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汪暉曾對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建構中存在的壓抑性進行了較為合理的評析：“社會科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體係進入中國的過程，伴隨著一種製度性的實踐。通過現代國家的製度性實踐，特別是現代教育製度和科學研究製度的實踐……原有的知識和語言的有效性逐漸喪失了。例如，如果我們用佛教的語言或者道教的語言討論當代社會問題，那麽，這種討論至多被理解為個別人的意見，作為一種解釋社會的係統知識則是無效的。這意味著，在曆史的過程中，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建立也包含了一個壓抑性的過程，它使得其他知識徹底邊緣化了。”[19]社會科學憑借其更具闡釋力的優勢被納入現代國家的製度性實踐之中，於是或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人文學科在知識競爭中被冷落和疏遠。這的確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興起之後，文學理論這種人文學科的存在境況。文學理論如何回應現實的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如何才能增加其闡釋的有效性，已經成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文學理論走向了反思。這種反思，大體而言是從這樣兩個方麵出發的。一是文學理論從業者較為主動地反思與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對於人文學科內部的知識，主要是超越形而上學而走向後形而上學；對於人文學科外部的知識，則主要是吸取社會學、政治學的知識。[20]這種超越與吸取可以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理論邏輯轉換準備知識學前提。而當這種具有反思性的後形而上學知識與反思社會學結合的時候，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反思性轉向便勢在必行。二是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本身的理論邏輯、存在的現實問題以及可能的未來走向進行反思與建構。文學理論通過這種反省與清理，轉換和更新知識生產的理論邏輯，尋找這種知識形態所存在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局限，進而解決、改進與完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

文學理論的反思及其建構，使得文學理論知識與現實的關聯性和接合度有了改觀，特別是伴隨著這種反思及建構而展開的文化研究與批評實踐，更是增加了文學理論知識的闡釋有效性。同時，這種反思也帶來了文學理論本身的自覺，這種自覺至少產生了這樣一個效果：文學理論走向了反思性的知識型，也就是出現了反思性的文學理論。反思性的文學理論有可能使得文學理論越來越獨立於文學，成為能把握時代精神的知識，這也是文學理論走向自律的表征。這一點，已經有不少學者指出過。例如，金惠敏曾提出“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一說，並且認為：“文學理論某種程度地從文學中疏離出來，賦予其哲學的品格絕對是文學理論的大解放。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就是推促它駛出小橋流水、向生活的大海破浪遠航。”[21]這種“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倒不是說它與文學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是說它是將注意力轉移到自覺地生產出關於文學的理論。陶東風也指出：“通常人們把文學理論定義為研究文學活動規律的知識體係，但與其說文學理論是研究文學活動規律的，不如說它是研究文學活動的規律是如何被建構的？誰在建構這種‘規律’？為什麽建構這種‘規律’？通過什麽媒介建構這種‘規律’？這種建構受到哪些因素的製約？能否像‘上帝’那樣超越地去建構？”[22]這也就是說，文學理論是追問為什麽有這種關於文學的理論。而追問為什麽有這種關於文學的理論，正是反思性文學理論題中應有之義。

反思性文學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的西方其實也有所聞，隻不過它常常被稱為理論、批評理論。當然，其與我們這裏所言及的反思性文學理論，雖然在自覺性、跨學科性、實踐參與性等方麵有深刻的契合，但還是有一定區分的。這主要表現在理論/批評理論，有可能不涉及文學，而反思性文學理論則不主張脫離文學。反思性文學理論力圖建立文學理論與當下社會曆史文化語境中的文學之間的有效關聯。即使反思性文學理論不與具體的文學闡釋相關聯，它也沒有完全離開文學。因為反思性文學理論在脫離具體的文學闡釋的同時，也因借鑒了社會科學的知識旨趣而具有有效闡釋某一文學理論知識的能力，也就是它能讓人們理解某一文學理論被建構起來的內情。

總之，反思性文學理論因其能與文學建立聯係，能有效闡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理論邏輯，因此回應了社會科學的衝擊，同時這也是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合法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