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麽是反思性文學理論？簡而言之，它是現代知識體製下生產出來的一種具有自覺性的文學理論知識。這種文學理論知識能有效地闡釋現實社會文化/文學問題，其本身又具有獨立把握時代精神的能力，能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一道參與社會曆史文化的建構。這就意味著反思性文學理論往往有兩種子形態。一種是“為文學的文學理論”（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第一種形態），這種文學理論強調的是要有能力對文學活動進行有效闡釋。此時的反思性文學理論主張運用各種人文社會理論知識，從事具體而語境化的反思性分析和科學性闡釋，破除意識形態的幻象和平常誤識的遮蔽，從而建構起文學理論與實際社會文化曆史存在狀況的關聯。另一種是“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第二種形態），這種文學理論強調自覺地進行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反思某一文學理論知識觀念和話語形態是如何以及為何建構起來的，在反思的同時建構一種具有問題針對性和時代精神氣韻特點的文學理論。這樣，這種文學理論就可以具有自律性，可以獨立成為一種區別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知識。
反思性文學理論又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呢？
第一，反思性文學理論主張生產出具有闡釋力的文學理論知識。它往往假借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框架對現實的較具公共意義的文學/文化現象/事件/問題進行闡釋，力求分析得較為具體化、語境化和效用化。這種反思性的文學理論建構是一個實踐層麵的問題，需要在實際的應用層麵中展開。但它也並非沒有理論層麵所需要注意的問題。例如，米爾斯所提及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就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米爾斯認為，“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一種“心智品質”，它能區分“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議題”，能夠將個人和集體的困擾轉換成公共議題，從而增強社會學的闡釋有效性和公共參與力，也正因此，社會學才有前景可待。[23]米爾斯的這種社會學的想象力無疑也是反思性文學理論所需要的。它至少提醒我們，反思性文學理論要想具有效用性和闡釋力，成為反思性的文學理論，就必須參與到時代的結構性問題中，同時在這種參與中建構出一種公共話語的文學理論。[24]
這裏不妨提及這種反思性文學理論研究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要涉及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尤其要對那種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的知識了然於胸，但是在使用時需要力求反思化、曆史化與實踐化。二是要將韋勒克、沃倫所力主區分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結合起來，合理地看待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韋勒克、沃倫認為，一方麵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文學史要加以區分，這是文學本體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25]；另一方麵三者之間是有關聯的。這樣看似辯證完備，但是，韋勒克、沃倫顯然沒有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係。
這裏僅指出一點，那就是韋勒克、沃倫在區分三者的時候，有可能造成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非反思性存在。因為韋勒克、沃倫所說的文學理論，即所謂的發現文學的原理、規律、標準的知識，可稱之為“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在韋勒克、沃倫看來，這種文學理論其實是從文學批評、文學史的實踐中獨立出來的。獨立出來之後成為文學批評、文學史可資參照的知識，這當然沒有錯，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恰恰是那種需要被“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第二種形態）予以問題化而進行反思的知識。也就是說，韋勒克、沃倫所謂的文學理論，並非可以離開反思而永恒存在的真理。這倒不是說沒有“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26]，而是說，“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其實也是在具體化和語境化的文學闡釋活動中生產出來的，是從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中轉換生成的。這樣說，不是要否認這種形態的文學理論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而是要指出其非“公理性”的特點，它其實也是“一種曆史性與地方性的話語建構”[27]。因此，當它作為理論邏輯和知識預設而再生產性地參與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時候，是有可能造成唯智主義的誤識和偏見的，即“把世界看作一個旁觀的場景，一係列有待解釋的意指符號，而不是有待實踐解決的具體問題”[28]。也就是把本來要在具體的實踐中解決的文學問題附和到某一文學理論觀念之中，作為這種觀念的例證。這正是文學理論缺乏有效闡釋力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學理論界普遍存在的一個誤區。反思性文學理論則力主走出這種誤區。
為此，反思性文學理論認為，韋勒克、沃倫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要結合起來，讓文學理論自覺地參與到文學批評、文學史的實踐中，做到“理論的批評化”[29]，同時，在這種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所展開的具體問題的解決中生產出有效的文學理論知識，做到“批評的理論化”[30]。
第二，反思性文學理論主張在反思中生產知識，以求達到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自覺性和有效性。這個維度的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展開，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麵進行。
一方麵，是有意識地就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史進行反思，在這種反思中建構自覺的文學理論知識。反思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史，不是簡單地進行學術史編年寫作，而是要將已有的文學理論知識問題化，追問某一知識是在何種語境下，在何種場域格局中，出於什麽目的和利益生產出來的，其內在的知識邏輯又是怎樣生成的，它解決了什麽問題又引發了怎樣的學術效果，等等。這個層麵的反思性文學理論（“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往往研究的是該學科的基礎性問題，如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曆史和形態探究、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思維和方法問題、某一種文學觀念的反思與建構、某一文學理論關鍵詞的概念史研究[31]、某一種文學理論教材的反思與建構等。
這種知識生產是要進入學術史之中並與之對話，在對話中達到知識與知識之間的內在會通，從而建構一種具有反思特點的知識。這樣可以較好地凸顯人文學科知識生產的累積性特點，強化人文學科知識生產的科學性和合法性。[32]同時，這種進入“本土”文學理論史之中的研究，可以擺脫文學理論對文學的依附性[33]，甚至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中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所固有的對西方理論的（蘇化、歐化、東亞化）依附性地位。
出於這種考慮，我們認為有必要編選一部能得到較大認同的“現當代文學理論知識史選本”。這可以更好地讓入門者進入知識生產的曆史中，也有助於學術共同體的基本知識共識的建立。這種曆史和共識的建立，正是一種學科走向自覺的表征。也正是這種自覺使得人們越來越覺得，這種反思性文學理論在走向“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在此基礎上，還應該如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一樣設置“現當代文學理論史”等研究類的課程乃至學科，以此增加文學理論的學科自覺，促進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有效累積和有序增長。
另一方麵，是以把握時代精神的高度來語境化和曆史化地生產文學理論知識，使得人們僅僅通過文學理論的知識就可以理解當下的社會精神狀況，以此來回應社會科學對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人文學科知識的衝擊，進而使文學理論具有獨立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特點。借此，文學理論知識可以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一道，參與塑造人們的文化觀念、感**乃至未來想象。
需要提及的是，這種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依然要借助哲學思想、社會理論、政治哲學乃至媒介理論，以此來麵向文學乃至社會發言。例如，提出一套對“什麽是文學”“如何研究文學”“怎樣闡釋文學的意義”“什麽是文學理論的知識”“文學理論有什麽用”“文學理論的走向”等問題的理解。[34]一如某些學人所提及的：“當代文論的內涵已經受到其他門類社會理論的影響，它所要承擔的職責已不再是單純的文學藝術解讀，而是和社會精神、時代精神以及個體精神世界緊密相連。”[35]
由於文學理論知識話語的現代建製已經時間不短了，因此積累了自身合法性所需要的知識話語。[36]也正因此，文學理論才有可能走向自覺，才有反思的可能。可以說，反思性文學理論研究在當下已然有了一套自身的話語係統。它越來越學術化了，以至於可以離開具體的文學作品、文學史、文學批評，或者說整個文學活動來生產知識了，也可謂走向了“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而逐漸遠離了“為文學的文學理論”。它不再需要跟著文學實踐走，文學實踐也可以不跟著它走。在這種境況下，人們的確可以認同這樣一種說法：“認為隻有當理論用以說明藝術作品時該理論才有價值，這種假設非常有趣。這種想法背後潛伏著的是清教徒式的信念：任何無用的、不會馬上產生現金價值的東西都是一種罪惡的自我放縱。”[37]
關於文學理論脫離文學存在的可能性，早有學者予以了指認：“它（指文學理論，引者注）來自文學，但已然顯出為一個獨立於文學的思想文本，就像文學源於現實而又不等於現實，它能夠不依賴於現實、不依賴於文學作品而是一完整之生命體。也正如文學作品可以反作用於社會一樣，文學理論可以不經介入創作而直接地作用於社會。它雖然與現實隔著創作一層，但也間接地反映著現實，它本身堪稱一精神現實，這裏就不提文論家作為社會人對其理論與社會之連接的根本保證了，也不去說文論家在人性上的天賦美感，它不假外求而自有。文學理論一旦作為獨立的、自組織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就有權力向它之外的現實講話，並與之對話。文學理論不必單以作家詩人為聽眾，它也可以作為理論形態的‘文學’與文學作品一道向社會發言。這不是偕越，而是其職責，是文學理論作為美學、作為哲學的社會職責。”[38]
“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的確具有脫離文學的可能，它不以具體地闡釋文學活動為目的，而以如何闡釋文學活動為旨趣。例如，我們可以根據當下的反思社會學和公共領域的政治哲學觀念，生產出一種反思性文學理論的闡釋觀念：文學文本的意義是由讀者生產出來的，但讀者是具有組織者、對話者和生產者多重身份的人：他要去細讀文本；重建作者所處的曆史場域，甄別作者當時的場域位置，從而發現他的利益訴求與文化觀念。同時，我們承認讀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其當前場域位置的影響。因此，讀者當前所生產的意義也是需要再反思的，而且這種反思要借助一個公共領域的評價機製，隻有這樣才能得出較有共識性和確定性的文學意義。[39]這種反思性文學理論的闡釋觀其實是在反思與重構已有的文學闡釋學理論。因此可以說，這種反思性文學理論其實是在接著已有的文學理論講，在“接著講”的同時，其自身又不期然地演變為一種“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也就是說，此時的反思性文學理論成了一種具有實踐性的理論，人們可以通過它來看世界。也正因此，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展開就有了可能。[40]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到，反思性文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其實也是一種文學理論。[41]然而，這種文學理論有反思訴求嗎？
不可否認，反思性文學理論具有反思的自覺，但是其徹底的認識論斷裂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自身其實也是一種關於世界的認識。為此，它籲求一種反思的反思，也就是說，我們有必要對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本身進行自覺的再反思，以求盡量推進這種反思研究的徹底性與科學性。大致說來，反思性文學理論還有如下幾個問題需要予以討論。
首先，關於反思本身的科學性。反思性文學理論研究的知識生產主體如何對自身進行徹底的反思，這是一個需要被反思的問題。因為反思者自身也是“如魚得水”般在被反思的對象之中，他不可能取得那種純粹的上帝式的反思者位置。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反思者也是“此在”，他不可避免地有生存論所規定的“在世界之中”。用伽達默爾的話來說，就是反思者也不能逃避生存論意義上的“前理解”。這樣一來，反思性文學理論又怎麽能保證這種知識的科學性呢？同時，即便有了這種徹底的科學性，誰又能對這種科學性進行評價？其評價機製又該如何建立？這其實涉及闡釋學之確定性的問題，涉及人們如何看待曆史、主體、知識、意義的大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這裏隻提出一點看法：反思性文學理論並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更不是一種邏輯遊戲和教條性知識，而是一種實踐性知識。也就是說，反思性文學理論認為，反思是文學理論知識在生產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它更多的是表明知識生產者在建構知識的時候要有自覺性，在假借理論的時候要警惕被理論所操控，警惕將某一理論當成死教條，從而遺忘了理論的實踐性品格。如果這樣來理解反思性文學理論的話，反思性文學理論依然可以取得元話語的位置。也正是基於這種理解，我們才認同陶東風之言：“文學理論是對文學話語活動的自覺反思，如果說它和一般的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有什麽不同，那麽，這個不同就是它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覺性，是元理論層麵的話語活動。任何學科都有元理論，元理論就是理論的理論，是對理論話語的建構性本質的揭示。文學理論就是文學學科的元理論。”[42]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當反思性文學理論由於具體的生產實踐而伸展了其“為文學的文學理論”這一維度，並演化成一種“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的形態時，它的被反思是必要的。比如，上述反思性文學理論的闡釋觀就有被反思的知識訴求。
其次，關於具體的“第二階”的問題研究之實踐和開展。這應該是反思性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反思性文學理論如上所述，有“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的維度。這個維度的文學理論主要是對“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的反思，也就是主要就已有的文學理論知識觀念進行反思。然而，反思之後的具體建構工作往往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同時，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另一個“為文學的文學理論”的維度，其實也牽涉具體的實踐問題，也就是究竟該如何具體地去闡釋文學活動“第二階”的問題。
不可否認，反思性文學理論畢竟是理論，傾向於“第一階”式的存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完全與“第二階”的問題展開無關。其與第二階的問題展開的關聯主要在於，它不把第一階的存在當成一個實體，也就是力圖破除“唯智主義的偏見”，走出“理論拜物教”的困境，為理論祛魅。這樣就使得反思性文學理論具有實踐性訴求，從而讓“第一階”的理論與“第二階”的實踐得以較大程度的溝通與接合。這就有可能達到“經驗研究中實踐操作的重大變化，並帶來了相當實質性的科學收益”[43]。
最後，關於個體意義/價值。反思性文學理論力求聯係具體的社會文化曆史語境科學有效地闡釋文學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理解和闡釋文學理論背後的理論邏輯，這無疑有社會科學化的傾向。然而，向來作為人文學科的文學理論，它處理的應該是與文學關聯甚密的個體心性價值/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難道可以被社會公共化地理解嗎？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想法是，首先要承認諸如個體、生死、離別、偶然、意義、信仰、命運等私人形而上學問題的存在，要明白這些問題並非可以通過社會科學及公共領域予以徹底解決，更遑論終結。從這個方麵來說，形而上學時代的宗教、哲學、文學是具有正當性存在理由的。但是，由於後形而上學的轉型，由於社會科學的衝擊，由於現實的人生存在境況的變換，我們認為應該改變關於此類私人形而上學問題的看法。這裏，我們接受的是阿倫特的意見。
在阿倫特看來，“公共領域中各部分的所有活動的目標，無論是文化的還是政治的，都不是滿足人的需求，而是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44]。也就是說，價值、意義不是私人的、個體的，個體的人是沒有所謂的意義、價值問題的。阿倫特認為，人的活動有三種形式，即勞動、製作、行動。勞動時的人是作為動物存在的，目的是維持人最基本的自然生命的需要；製作時候的人是作為人存在的，但其行事邏輯是功利的，因此，此時的人還不是完全自由的人；行動時候的人在公共領域中展現自我，自由存在，破除了目的—手段的行事邏輯，隻有這時，人方為人。
“勞動動物要從囚禁於生命過程的無休止循環，從屈服於勞動及消費之必然性的困境中解脫出來，隻能通過對另一種人類能力，技藝人的製作、製造和生產能力的運用。因為作為工具製造者，技藝人不僅減輕了勞動的辛苦操勞，而且建立了一個持久的世界。生命的救贖，即勞動所維護的生命，是無世界的，要靠製造活動來拯救；我們還看到，技藝人要擺脫他無意義性的困境，擺脫‘一切價值的貶值’，和在一個手段—目的的範疇規定了的世界內不可能找到有效性標準的困境，隻能通過言說和行動這兩種內在關聯的能力，因為它們像製造活動生產使用物一樣，自然而然地生產著有意義的故事。”[45]也就是說，作為勞動時候的人，是要被作為製作時候的人拯救的，而作為製作時候的人，又需要作為行動時候的人來拯救。其中的原因，則是人為物、為利而存在的時候不是人的存在，隻有當人在公共領域中，真誠地生活在人與人的世界中時，人生才有意義。這也就表明意義是一個公共性的問題，一個與政治有關的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阿倫特要追尋的不是柏拉圖以來至中世紀的那種在沉思理念與上帝中體驗的意義，而是在實際的公共生活中真實經驗的意義，或在哲學、神學般的沉思中思考與表達公共問題時所生成的意義。簡言之，意義問題實為公共性的問題。[46]
如果我們認同阿倫特的看法，那麽我們的確可以說，所謂“私人形而上學的價值/意義問題”，其實是一公共事件，是應該予以科學認識的。[47]為此，反思性文學理論對文學所表達的意義社會科學化乃至公共化就是有道理的了。那麽，這是否就意味著文學徹底是公共領域的存在了呢？的確，不可否認，文學可以作為私人領域存在，隻是這裏我們強調的是文學與公共性的關係。我們依然接受的是阿倫特的看法：“行動者和言說者就需要技藝人在其最高能力上的幫助，即藝術家的幫助，詩人和曆史編纂者的幫助，作家或紀念碑建造者的幫助，因為沒有以上這些人，他們行動和言說的產物，他們上演和講述的故事，就根本不會存在。”[48]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是要講述與公共領域有關的故事的，文學也正是這樣參與到公共領域之中的，如此才能生產出與人生關聯起來的意義。這難道不是賦予文學意義/價值嗎？[49]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所指認的反思性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科學性以及所持有的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看作文學理論的未來這一未及深思的想法，無論如何也是需要再反思的。畢竟任何人都無法擺脫自我習性，難免會陷入一種非反思的陷阱之中。
[1] 需要說明的是，此類文獻還有一些因篇幅所限未加討論，如饒芃子的《借異而識同，籍無而得有——對文藝學學科的反思和展望》（《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杜書瀛的《內轉與外突——新時期文藝學再反思》（《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方法論”熱——新時期文藝學的反思之一》（《文藝爭鳴》1999年第1期）、《新時期文藝學反思二題》[《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等。此外，我們這裏凸顯了1999年的文獻，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將1999年本質化、神秘化，認為它有著命定的本質。相反，我們認為恰恰是由於相似文獻的結構性出現，使這一年被建構成了具有闡釋可能性的年份。我們隻是將它視為一個闡釋單位，而作為闡釋單位的1999年，與此前此後的年份點是有關聯的。簡而言之，我們沒有討論1998年、2000年等1999年前後的年份所發表的相關文獻，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將其納入視野中。比如，我們也關注了1998年杜書瀛發表的《新時期文藝學反思錄》（《文學評論》1998年第5期）、2000年陶東風發表的《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等。隻是由於論述的必要，我們提取了1999年這一年所發表的部分與我們的討論有更為緊密關聯的文獻。其實，也正是此類文獻於1999年前後的出現，才使我們關於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判斷顯得更有依據。不過，20世紀80年代關於文學理論的學科思考的文獻和90年代以來有關元文學理論/元文藝學/元文學學/文學理論學/文藝學學/文藝理論學等方麵的文獻，基本上未被納入我們的討論中。這是由於在我們看來，其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關係是一個需要專門研究的反思性文學理論學課題。
[2] 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280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3] 參見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7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4] 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20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5] 參見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16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6] 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3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7] 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250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8] 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載《學習與探索》，1999（2）。
[9] 許明：《作為科學的文藝學是否可能？——文學研究的個人經驗》，載《文學前沿》，1999（1）。
[10] 參見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34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1] 參見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12] [美]弗雷德裏克·詹姆遜：《新馬克思主義》，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3] [美]弗雷德裏克·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308頁，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14]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16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15]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17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16] 陶東風：《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117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17] 楊颺：《90年代文學理論轉型研究》，4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18]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26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19] 汪暉：《死火重溫》，49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20] 參見陶東風：《文化與美學的視野交融——陶東風學術自選集》，26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陶東風：《社會理論視野中的文學與文化》，自序，1～6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我們主要聚焦性地參考了陶東風關於知識調整的學術記憶，並以之作為我們有力的論據。這固然是由我們的視野所限所致，但同時也是由於陶東風是反思性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代表性人物，這種參考無疑更有說服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將這種知識調整的年份點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發生看成是同時進行的，因為這一方麵不符合知識生產的規則，另一方麵與我們所認為的不能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發生追根溯源般地本質化為如1999年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不過，由於闡釋的必要，我們抽取出一個年份點內的文獻來予以言說應該說是有效的。同時，各種因素促使某一年份點被凸顯也是具有一定意味的，值得投以關注和予以闡釋。
[21] 金惠敏：《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一種元文學或者文論“帝國化”的前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3）。
[22] 陶東風：《走向自覺反思的文學理論》，載《文藝爭鳴》，2010（1）。
[23] 參見[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2版，1～2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4] 需要言明的是，“社會學的想象力”是否適合研究文學的文學理論，這是一個值得辨析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把較為私人形而上學的，諸如個體、生命、偶然、命運、死亡、意義等文學關注的現象與問題看成是認識論的問題和社會政治的實踐性問題，那麽“人文學的想象力”也許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我們認為，在後形而上學的時代，在當今文化社會語境下，“社會學的想象力”不應該強調到與“人文學的想象力”相衝突的地步。特別是當阿倫特提醒我們，塵世可以不死，隻有人的“言說”和“行動”才能賦予人生意義的時候，我們更加堅定了這種想法的可取之處。參見[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9～12頁、183～18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米爾斯也認為：“更何況，嚴肅的藝術家自身也處於許多困擾之中，他們可以從由於社會學的想象力而變得生氣勃勃的社會科學中得到大量的學術和文化的幫助。”參見[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2版，1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5] 參見[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3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26] 可以認為，文學理論至少有三種形態：一種是“為文學的文學理論”，一種是“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一種是“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這一點，筆者已進行專門論述。參見肖明華：《現代性視域中的文學理論的效用問題論略》，載《湖北社會科學》，2008（1）。關於三種形態的文學理論的關係，尚需仔細辨認。這裏不妨簡要提及三種形態的文學理論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關係：反思性文學理論有兩種形態，即“為文學的文學理論”和“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作為文學的文學理論”，注重的是其與文學的關係。“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則主要是對“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的反思。但是，“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又可以由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形態之一的“為文學的文學理論”生成，從這個方麵來說，“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也與反思性文學理論有某種關聯。由此說來，反思性文學理論需要再反思。
[27] 陶東風：《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129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28]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4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29] 王一川：《文藝理論的批評化》，載《文藝爭鳴》，1993（4）。
[30] 王一川：《批評的理論化——當前學理批評的一種新趨勢》，載《文藝爭鳴》，2001（2）。
[31] 隨著文化研究在文學理論界的盛行，關鍵詞式的研究已然漸趨展開，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趙一凡等：《西方文論關鍵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陶東風主編的“文化研究關鍵詞叢書”（陶東風等《文化研究》；季廣茂《意識形態》等）；洪子誠、孟繁華《當代文學關鍵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周憲《文化研究關鍵詞》（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匯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王曉路《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安德魯·本尼特、尼古拉·羅伊爾《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於連·沃爾夫萊《批評關鍵詞：文學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安德魯·埃德加、彼得·賽奇維克《文化理論：關鍵概念》（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另外也有單篇論文涉及這一方麵，如高建平《現代文藝學幾個關鍵詞的翻譯和接受》[《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肖鷹《美學與文學理論——對當前幾個流行命題的反思》（《文藝研究》2006年第10期）等。這裏所列舉的關鍵詞式的研究並非本文所提及的反思性文學理論研究的成果，這不僅因為大部分的研究成果與中國的文學理論有關，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其與反思性文學理論所認為的具體地進入本土學術史的反思研究有區隔。換言之，大部分研究都缺乏反思性，沒有把一種知識曆史化和語境化，而停留於詞源學式的介紹。從這個方麵來說，它還遠未達到概念史研究的自覺。概念史研究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關係探討，值得具體展開。關於概念史研究的要義，可參見梅爾文·裏克特《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馮天瑜、劉建輝、聶長順《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見黃興濤：《新史學》第3卷，中華書局2009年版）；餘來明《“曆史文化語義學”研究方法舉隅》[《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1年第6期]；孫江《概念、概念史與中國語境》（《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等相關文章。
[32] 作為人文學科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科學性和合法性問題，在後形而上學語境下漸已凸顯。反思性文學理論對此具有一定的應答之效，這主要得益於反思性文學理論具有去獨斷性、交往對話性和公共領域訴求等特點。這無疑有助於通向科學性和合法性的知識構造，詳細論證需另行探討。
[33] 關於文學理論（批評）可脫離文學實踐，以及文學理論（批評）的獨立性價值的說法其實早在1985年前後就已出現：“文藝評論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具有獨立的品格和價值，它不僅直接關係到我們的文藝創作能否繁榮，而且對於改善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質，提高整個民族的理論思維水平，都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參見《全國十八家文藝評論刊物聯合倡議書》，載《文藝評論》，1985（6）。1985年，這種現象甚至成為一個話題，出現了劉再複《文藝批評的危機與生機》（《批評家》1985年第1期）、陳駿濤《文學批評：在新的層次上躍起》（《批評家》1985年第5期）等相關文獻。其與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發生究竟有怎樣的關聯，尚需仔細辨認和分析。
[34]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文學理論熱點問題一定程度上都是圍繞著這幾個較為基礎的問題展開的。這些問題是否以及應否具有“社會學的想象力”，是值得我們辨析的。
[35] 楊俊蕾：《中國當代文論話語轉型研究》，28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6] 可參見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係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教學的曆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另外，也正因此，學界已經有了不少文學理論學術史式的著作，如夏中義《新潮學案——新時期文論重估》（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包忠文《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陳傳才《文藝學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童慶炳等《新中國文學理論50年》（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莊錫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藝理論》（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楊春時《百年文心——20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黃曼君《反思與超越——20世紀中國文學與理論批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譚好哲、淩晨光《文學之維——文藝學的曆史、現狀與未來》（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毛慶耆、董學文、楊福生《中國文藝理論百年教程》（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蔣述卓等《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葛紅兵《20世紀中國文藝學思想史論》（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楊春忠《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史論》（齊魯書社2007年版）；曾繁仁《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董學文、金永兵等《中國當代文學理論（1978—200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伍世昭《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價值取向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錢中文、丁國旗、楊子彥《新中國文論60年》（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等文學理論學術史式的著作。這類著述有一定的反思性自覺，但其反思性的自覺程度卻需要具體分析。同時，學界還出現了諸如楊颺《90年代文學理論轉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楊俊蕾《中國當代文論話語轉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陳慶祝《九十年代中國文論轉型——接受研究的視角》（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趙黎波《新時期文學批評的啟蒙話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陳力《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研究中的轉型闡釋和話語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反思文學理論批評轉型的著述。我們對於這類著述的反思性程度，也應做具體的分析。總之，這類著述的存在已然彰顯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走向自律的可能性。
[38] 金惠敏：《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一種元文學或者文論“帝國化”的前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3）。
[39] 參見簡明華：《走向反思型文學闡釋學》，載《文藝理論研究》，2009（4）。
[40] 目前可以做的工作，如編選近年來的文藝學學術爭鳴與討論集，反思性地分析和闡發這種討論的知識觀念與當下時代語境下的結構性問題等之間的關係，從而再生產性地塑造文學理論從業人員的自覺參與意識和有效實踐能力，應當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41] 從這個角度看，反思性文學理論就具有三種形態：“為文學的文學理論”“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和“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但“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並不在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反思視野之中，因為從思想史看，人們還沒有達到反思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程度，或者說，即使展開反思，也依然是使用反思性文學理論自身的反思觀念，這就有可能進入反思的循環。為此，這裏不予將“作為理論的文學理論”歸屬為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子形態，而僅將其劃入“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之中。
[42] 陶東風：《走向自覺反思的文學理論》，載《文藝爭鳴》，2010（1）。
[43]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4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44] 陳偉：《阿倫特與政治的複歸》，114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5] [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183～18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6] 參見陳偉：《阿倫特與政治的複歸》，114～115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7] 阿倫特甚至認為，作為個體性的人之生死大問題也與公共性有關。依其之見，作為行動的人才有生死大問題。作為勞動、作為製作的人是沒有生與死的，而隻有生命的循環。阿倫特為此認為，隻有作為行動的人才有死，也隻有從行動的角度看，人之生才顯得很神聖。此外，正因為人有行動，因此人可能做到不死，也就是不朽。可參見阿倫特《人的境況》第一章第三節的相關論述，另可參見其《集權主義的起源》最後一章相關論述。
[48] [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1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9] 在阿倫特看來，作為行動的人與作為勞動的人、作為製作的人不同。因為作為勞動的人是消費性的耗盡自我（如一頓飯菜吃完了就沒有了），作為製作的人雖有持久性，但其特點是忘記製作者（例如，關於一張桌子是誰製作的，人們往往不會長久記住），而隻有作為行動的人，才可以呈現出是其所是（如政治偉人的卓異）。但作為行動的人，也有自身的脆弱性，這主要是因為行動具有不可預測、不可逆轉等風險。因此，我們就需要寬恕、承諾、友誼，同時也需要曆史、藝術的記述。行動需要被記述這一點，則可以認為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是行動的內在訴求。簡而言之，行動籲請藝術，藝術因行動而參與了人生意義的建構。相關論述見阿倫特《人的境況》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