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學學科反思之中，陳曉明也是值得關注的一位學人。在為數不多的相關文章中，陳曉明提出了頗具衝擊力的觀點。在2004年《文藝研究》組織的一組題為“當代文藝學學科反思”的文章中，陳曉明撰寫了《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29]一文；同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組織的一組題為“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的筆談中[30]，陳曉明發表了《元理論的終結與批評的開始》一文。這裏主要依據他這兩篇重要文章來討論其對文學理論知識構型的反思及對文學理論合法性重構的思考。
陳曉明對文藝學學科的知識構型問題進行了非常尖銳的反思。他首先對文藝學學科狀況進行了現象描述。依其觀察，文藝學學科的知識出現了“分離”乃至“斷裂”，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首先，大多數其他文學學科與文藝學知識不辭而別。原來文藝學學科乃其他文學學科的基礎與前提，而今大多數文學學科已經不再理會文藝學了。不可否認，陳曉明所言的確是事實。現如今，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幾乎不再與文藝學打交道，甚至認為文藝學學科乃“假大空”的“玄學”，寫的文章也是“言之無物”，沒有文學性。同時，也出現了很多文藝學學科的學人離開文藝學的現象，而暗度陳倉地把文藝學研究“文學史化”，比如，與現當代文學研究相差無幾。還有另一種情況則是，由於其他文學學科的研究不再理會文藝學學科了，於是文藝學學科幹脆遠離文學研究，徹底和文學研究扞格不入。
其次，文藝學學科教學與科研分離。其意是說，文藝學學科教師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授的知識與他自己在科研中所生產的知識似乎毫無關係。應該說，這種分離的確是存在的。例如，文藝學學科的教師也許會在課堂上講授文學創造的過程，可是在實際的研究中基本不涉及這一問題。再如，文藝學學科的教師可能會在課堂上討論典型、意境等概念範疇，但在個人的研究中從不與這些概念範疇打交道。事實上，對於大多數學人而言，課堂教學的知識的確無法成為其課題研究、論文寫作的“對象”。甚至學生會在學習這些“課堂知識”之後，越發失去研究文學理論的興趣。
再次，文藝學學科知識與文學實踐分離。一直以來，文藝學學科豪情滿懷也信心十足，總是有為文藝“立法”的良好意願，要“給文藝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觀念方法”，可是“當代文學實踐早已是脫了韁的野馬，跑得不知去向，現行的文藝學已經難以望其項背了”[31]。應該說，這一判斷大體是能成立的。在現如今大多數情況下，文藝學的理論沒有能力掌控文學的實踐，更遑論文藝學學科知識與實際的文學實踐形成互證互釋的良好關係。雖然今日仍時有相關的文學作品討論會、作家創作論壇之類的活動，但是參加者大多是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學者，很少有文藝學學人的身影。[32]
最後，文藝學學科自身也出現了“聲東擊西”的分離現象。其意是說，很多學人實際上已經不再研究故有的文藝學“原理”，而是從事西方文論的研究（這是“擊西”），但是又唱著“創建文藝學的中國學派或流派的高調”（這是“聲東”）。陳曉明說的這種情形也是存在的。一方麵，我們的確“都在憋著勁攻克西方當代理論的堡壘”[33]。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藝學界開始積極努力向西方學習。進入90年代後，雖然在學習西方方麵沒有80年代那麽熱情高漲了，但就文藝學出現的語言學轉型、文化論轉型而言，我們恐怕無法否認其受到了西方文論的重大影響。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把西方幾千年的文學理論“按己所需”地學習了一番，或曰西方文論輪番“占領”了中國文藝學界，恐怕大家是有同感的。[34]即使這種“學習”“占領”是“錯位”的，或“囫圇吞棗”的，或“有得有失”的，但我們都不可否認這種“學習”“占領”的實際存在及其價值。[35]一如有學人所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文論尤其是其研究方法被全麵、係統和細致地介紹到中國，從而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研究格局與思維模式。”[36]有學者在2000年前後論述21世紀文藝學美學的進一步突破發展時，還指出西方哲學當然也包括西方文論美學對於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進而推動文藝學美學的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37]
另一方麵，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確有學人或直接或間接強調過文學理論研究的“中國性”[38]，進入90年代後，文論的“中國話語”“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中國道路”，文論研究的“中國問題”，文論要講述好“中國故事”等，更是得到了極大的彰顯。[39]至少在話語層麵上，這種呼聲越來越高。[40]這一點陳曉明說得也非常準確：“所謂文藝理論中國學派的訴求，根本原因還在於對當代文藝偏離原來的傳統深懷焦慮，對轉向西方現代資產階級文論表示了懷疑。”[41]就文論研究的這兩方麵來看，的確存在“聲東擊西”這一分離現象。
陳曉明對上述分離情況的描述較為真實。不可否認，這種“分離”表明文藝學存在知識合法性“危機”。在陳曉明看來，這種危機[42]的根源直接而言與當今文學理論的知識構型是“蘇聯模式”有關。這種模式的文學理論借助了一套意識形態的元敘事，而隨著社會曆史文化語境的變遷，意識形態出現了鬆動、分裂，其統一整合的功能無疑是弱化了，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還失效了。[43]這就必然導致以這套意識形態為元敘事話語的文藝學知識被“問題化”，也就是失去了往日的功能角色。用陳曉明的話來說就是：“依靠意識形態的力量建構起來的文藝學體係，在意識形態稍加鬆懈的時期，顯然就失去了中心化的力量。”[44]在此境況下，文藝學出現危機，並表現出以上種種分離狀況就顯得可以理解了。
但危機之下的文藝學其實是繼續以“西方為師”，轉向了對西方文論尤其是西方現代文論的學習和研究。在陳曉明看來，這一路徑選擇其實是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薪火，隻是偏離了蘇聯的傳統。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今文藝學所學習的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依然浸透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因此，現在的問題是：當今文論“順著西方的馬克思主義道路前行”是否可以走出危機，並重建其合法性？在陳曉明看來，還有兩個問題要解決。其一，文藝學的“原理”如何可能與“西馬”以及當代其他理論活的實踐對話？其二，由於“西馬”畢竟不是“老馬”，因此，如何保證我們能心安理得地學習“西馬”？
第一個問題在陳曉明看來是無法解決的，隻能讓其作為一個特殊的現象存在於人文學科的建製內。當然，陳曉明並未完全否認“文藝學原理”的存在價值。他寫道：“中國的文學理論或文藝學，就是以民族—國家為依靠的巨型寓言，在現代性的曆史進程中，它無疑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它強有力的規範下，中國的文學理論把文學放置在革命事業的車前馬後，為創建宏大的民族國家想象建立了一整套的表象體係。在相當的時期裏，文學批評臣屬於文學理論，二者共同維護著文學實踐的秩序。文學理論學科在很長時期內主要圍繞‘文學基本原理’展開，對文學的本質、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質、文學的社會作用、文學的發展規律、作家的創作方法、文學作品的構成特征等進行了定性闡釋，目的是把對文學的本質規律認識確定在主導意識形態認可的意義上。”[45]除了肯定其曆史存在價值之外，陳曉明還肯定了其對於當前人才培養的價值，即“它可以讓學生盡快掌握文學的一般本質規律（盡管隨後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讓學生明白那些本質規律並不具有客觀的真理性）”[46]。
陳曉明的觀點當然有道理，我們的確應該把文藝學的原理視為一個曆史事件，將其置於特定的社會曆史文化語境之中來理解。[47]甚至可以說，隻要知識存在的製度條件及其運行機製未根本改變，這樣的知識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同時，客觀地說，文藝學原理的學習對於培養學生的理論思考能力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48]
對於第二個問題，陳曉明認為，我們要“安心”地學習西方文論，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在全球化互動的和平時代，過分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不足取，也不實際。如果我們還一味地閉門造車，以蘇聯文論模式為師而不與西方接軌，事實證明是不可能把我們的文論建設得有中國性的。這裏，有必要補充一下，我們其實要警惕出現“閉關鎖國”的狀況。我們的確有可能在“閉關鎖國”的環境下，製造出所謂純淨的中國性文論話語，如全部使用中國的概念範疇，並用民族價值觀念來言說文學，借此建構一套有“中國性”的話語體係。但這樣的文論話語可能是壞的，甚至是惡的。有學者曾頗有擔當地指出，在抵製和拒絕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理論最徹底的時期，我們的人文學科話語或沒有特色而隻能拙劣地照搬蘇聯，或有特色卻整天說空話、套話、自欺欺人的話。[49]這恐怕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應該被銘記。
其二，在中國與西方關聯甚密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多與西方展開跨文化交流是中西交流的題中應有之義，加之西方的文學理論批評較為成熟發達，如此交流無疑有助於推進我們的文學理論建設。有學人甚至認為，西方文論已經是我們的“參照係”，是我們的“傳統”。“百餘年來，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批評不僅把西方文學理論當作重要的參照係和理論資源，而且，從西方引入的各種理論資源已經深深融入了中國本土的傳統之中，成了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新傳統’的一部分。無論我們的主觀意願如何，這種局麵在較長的時間之內難以改變，甚至還有逐漸強化的趨勢。密切關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走向，並不意味著簡單的‘西化’和‘拿來’，而是開創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新局麵的動力之一，這早已成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基本共識。”[50]我們已經是，也隻能是在這一傳統上開創文論建設的未來。
其三，雖然學習西方多年，但事實上，我們對西方的了解尚不十分深入。隻有十分熟悉西方文論的文脈，並能受其啟發能動地將其運用在中國文論的知識生產過程中，我們的學習才算是達到了目的。陳曉明因此寫道：“中國的文藝學還需要下大氣力研究西方當代的理論與批評，真正能把別人優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這個基礎上再談創建中國的文藝學不遲。”[51]我們認為，陳曉明的觀點是中肯的。我們的確應該先老老實實地做“學生”，待自己的確可以生產出有效的知識之時，我們也就真正地與國際接軌了。那時候，中國文論的合法性也就獲得了重構。因為這樣的知識既可以與中國的文學文化實踐形成互證互釋的關係，又對中國之外的文學文化實踐有啟發意義。倘果真如此，上述當代中國文論的諸種“分離”情況當是可以避免的。
陳曉明接下來對如何學習西方進行了較為具體的闡發，重點提出了以下兩點做法。
第一，走進西方文論史。在文藝學學科教學與研究中至少要讓“西方文論史”與過去的原理型文論“平起平坐”。同時，特別要重視西方現代文論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陳曉明認為，研究西方文論史時應該重視個案研究，對之做具體探討，要像解讀一個具體的文本一樣對待西方文論。簡而言之，就是對理論進行“批評”：“區別隻在於，麵對文學作品更多的是闡釋審美經驗感受，而麵對理論文本和觀點，要闡述的是這些理論的來龍去脈及其邏輯關係。這些闡述不再有那麽強的元理論觀念，其批判性也不再偏執於意識形態立場，也沒有那麽強烈的建立什麽具有民族國家標誌之類體係的願望。”[52]
第二，要走理論的批評化之路。我們知道，西方的理論，特別是現代的西方理論，大都是批評實踐的產物。其產生的理論一般都是闡釋某一具體文學文化現象的理論，如新批評、結構主義詩學、精神分析學、女性主義等。很少有去尋找所謂文學普遍規律、文學原理的理論。簡而言之，西方文學理論大多是批評流派。這些批評流派往往具有闡釋具體文本的能力。因此，既然我們走的是西方文論之路，那我們切不可再去憑空建構理論，或依托某一元敘事話語反複地解釋某一原理，而應該如西方文學理論一樣成為批評化的理論，或者讓理論批評化。陳曉明於是稱：“文學理論這門學科——如果它依然存在下去，並且勢力雄厚的話，它應該更多地朝具體的批評發展。”[53]理論的批評化選擇既是緣於西方文論的事實，也是因為理論是知識，是有闡釋力的知識，用陳曉明的話來說，它是“一項活生生的智力活動”[54]，而非意識形態式的“宣傳”活動，更不是依靠權力禁錮人們自由思想的“禁忌話語”和“規訓”活動。[55]這就要求理論能夠對具體的文學文化現象/文本/活動展開有效批評，並在此過程中發現真知，建構理論。
陳曉明所言兩點甚為重要。看得出來，他是針對“蘇聯模式”的文藝學有感而發的，其意無非是要把文藝學的構型轉變為西方文論模式，特別是現代西方文論模式。
然而，西方最新的理論模式大有被具有後現代氣質的文化研究取代的嫌疑。對此，陳曉明持較為理性而全麵的看法。他承認雖然文化研究具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文藝學研究一個有意義的突破，但它畢竟大大削弱了文學的色彩，同時似乎具有霸權特征，因此“不可能預示著當代文藝學的遠大前程”[56]。換言之，中國文藝學雖然因為文化研究的到來而與世界接軌了，在一定程度上獲取了知識的合法性，但是並未引申出一條令人信服的未來之路。中國文藝學的未來發展尚在探索之中。
不過，陳曉明又認為，如果把文化研究改成文化批評，則順應了理論向批評轉型的思路，同時回應了當代社會朝著符號化方向發展的問題，而符號化意味著一切向文化象征領域轉化的趨勢乃是事實。[57]這樣說來，文化批評就有其可取之處了，也代表了新近發展的理論的批評化走向。於是，文藝學雖然麵臨危機，但也大有可為。用陳曉明的話來說，即“文學理論恰逢其時，它一旦不再故步自封，而以開放勢態去迎接當代學術和文化的挑戰，就可以大有作為。它可以通過對當代符號化的文化現實進行分析闡釋來獲得生命力。在這樣的狀況中，理論不再是鐵板一塊的概念，也不是對本質規律的窮盡，而是化解到無數具體獨特而生動的文學文本中，化解到文化現象中，化解到圖像和任何符號中，化解到一切的感受和體驗中。這是理論死亡而又迅速複活的時刻，這是沒有理論而理論無所不在的時刻”[58]。
總之，通過對文藝學知識構型的反思，陳曉明認為當代文藝學學科要從“蘇聯模式”中走出來，隻有在研習“西方文論”的基礎上朝“批評化”發展方向深入地走下去，方有可能與國際接軌。借此，才能克服當代文藝學的知識合法化危機，進而使文藝學知識的合法性在未來獲得重構。
順便提及的是，有學人認為，當代文藝學學科建設要麵對外國文論傳統、中國現代文論傳統和古代文論傳統。[59]但這三者之間是否存在矛盾衝突？如果我們承認，現代文論中注入了西方文論、古代文論的因子，現代文論傳統與西方文論、古代文論則並不衝突，同時表明西方文論與古代文論可以凝結成現代文論傳統形態，那麽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傳統之間其實是沒有衝突的，它們本身並不衝突。
回到現實中，雖然中國文論內部之間的衝突也存在，但這一衝突主要是由西方的參與引發的。試著想象一下，如果現代文論傳統沒有西方因素，那麽它與古代傳統有什麽區別？甚至當下中國如果沒有西方元素參與，恐怕亦沒有古今差異。[60]因此，我們的衝突實際上主要是諸如意識形態的差異、地緣文化的差異、本質主義國家民族認同等因素的存在而導致的。有學人因此以新時期文論的發展為例，非常有道理地指出：“我國新時期文藝學的發展與其他文化形態一樣，是在古今中西複雜的矛盾與關係中進行的，但主要麵對的中西之間的關係與矛盾問題。古今之間的矛盾與關係盡管在新時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讓位於中西之間的矛盾與關係，並滲透其中。”[61]因此，陳曉明下述所言才非常真實：“關於建立文藝學的中國學派的呼籲，就是針對當代文藝學的西化傾向的一種抵製和修正。這種呼籲，與其說試圖從中國古代文論中吸取精華來重建當代文藝學，不如說僅隻是懷著對蘇聯體係的眷戀與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文化體係的警惕。”[62]陳曉明認為，當代文藝學學科建設更為重要的是解決如何麵對外國文論傳統的問題。這或許正是他此文的問題意識。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在中國人“還對‘西歐北美’持深刻的歧見”的語境下，他自覺地呼籲當代文論建設要重視西方文論傳統，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63]
十幾年後，我們發現陳曉明所言還是有一定預見性的。環顧學界，雖然尚不可說理論的批評化已然實現，但文化批評的確給文藝學帶來了新氣象。也有學人在這些方麵做出了成績。例如，有學人順應西方理論的發展方向，基於對西方理論的研究，並結合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對中國文學文化現象/文本/問題展開了具體研究，從批評中生發理論。在有限的視野裏，我發現陶東風即這樣的學者。他自覺地意識到：“要實現中國文化理論的創新，就必須一方麵借鑒西方現有的理論資源，從中尋找啟發；另一方麵立足於中國的本土經驗，考察中國社會環境尤其是製度環境的特殊性，並在二者之間出現明顯錯位的地方，尋求中國文化理論創新的可能。”[64]多年來，他都在按此觀念，孜孜以求地建構政治批評[65]，可謂重建文藝學合法性較成功的個案。
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王一川。二十幾年前，他就有了“理論的批評化”觀念[66]，雖然其意不是反思文藝學學科，但是他表達了對文藝學發展新趨勢的期待。進入20世紀90年代，王一川較早意識到了文藝學學科的問題，並積極為之尋找出路。他在具有反本質主義傾向、批評化色彩濃重的文學理論教材書寫，興辭批評的理論建構及批評實踐等方麵都有遠見卓識。他還曾將其主編的“西方文論”命名為“批評理論與實踐”，這無疑是較早對西方文論走向批評化的認知及行動。因此，我們不能否認王一川之於文藝學學科反思及合法性重構的積極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近年來，王一川又圍繞藝術公賞力問題展開了批評實踐，並建構了也許可名之為“藝術公賞力批評”的“理論”。[67]雖然就學科體製而言，藝術公賞力問題似乎是藝術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體認了文學的藝術性質，正視當今文學與視覺藝術（尤其是電影）的深刻關聯，那麽我們就不會否認藝術公賞力問題與文藝學的內在關聯。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學學科和文藝學學科會因藝術公賞力問題而與美學美育發生實際的互動，並可能都會在文化批評轉型中匯通。因此，我們是可以將王一川的藝術公賞力理論研究與批評實踐視作文藝學學科合法性重建的重要個案的。[68]
總之，陶東風、王一川等學人晚近的研究與陳曉明的文藝學學科反思和重建形成了“回應”。[69]
當然，也有學人對陳曉明的意見不以為然。著名學者錢中文先生就曾對陳曉明所謂的“蘇聯模式”說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特定時期的文學理論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是存有陳曉明所言之問題的，但這也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事情了。80年代中後期，學界開始對“蘇聯模式”文學理論教材進行清算，那時候的文學理論在“觀念體係上、方法上、結構上，已經大大不同於過去，逐漸形成了開放的理論構架。在重大問題的闡釋上，它們與蘇聯體係完全是不同的，這大體適應了當前文學科學發展的水平”[70]。錢中文以文學本質問題的書寫為例，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人們已經拋棄了“蘇聯模式”的文學本質論，轉而開始多元地理解文學的本質，並且找到了“文學自身最具有本質性的審美特性”[71]。同時，在錢中文看來，作為教材的文學理論不能及時闡明當前出現的文學文化現象，這是事實。但他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當是文學批評的任務。我們甚至不應該要求文學理論能夠迅速對這些現象做出反應，畢竟“文學理論對於從文學現象出發到觀念的提煉與形成，又需要一個比較各種評論的得失的過程，一個揚棄與積澱的過程。所以難以指望從剛剛出現的文學時尚現象中，就能概括出一些普適性的原則，馬上就寫進文學理論教材”[72]。至於以專著論文為代表的“一般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則早已擺脫了此一模式。也就是說，非教材的文學理論能夠生產有效的文學理論知識。[73]
我們認為，錢中文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教材文學理論的確已經不可與此前一概而論了。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也是有差異的。我們的確不能要求文學批評所生產的“知識”馬上進入文學理論教材進行講授，但問題是，錢中文先生的意見並不足以駁倒陳曉明。
第一，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文學理論教材當然不完全等同於蘇聯模式，但問題是，它是在修正蘇聯模式，或對此模式進行再闡釋，基本還是在維持此模式的前提下對其中某些具體的觀念進行改造，並且是以另一種意識形態話語改造、替換蘇聯模式所依托的意識形態話語。一定意義上，文學理論教材可謂進入了“後蘇聯模式”。其表現恐怕就是，仍有不少文學理論教材企圖依托某一元敘事的意識形態話語為文藝“立法”，卻又沒有能力提供批評文學的有效視點、方法，更遑論模式，以至於的確不能有效闡釋文學，最終也就無法獲取承認，隻能實現表達個人願景的效果。[74]這與當代文學理論教材普遍沒有基於對具體的文學現象進行批評，而後提升出理論，並最終實現批評的理論化的觀念有關。歸根結底，則是因其未曾徹底地從“蘇聯模式”中擺脫出來，尚未將文學理論研究規定為以生產有批評闡釋能力的“知識”為旨趣。
僅以教材體例而言，當前仍有不少“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新編”類教材。這些教材並沒有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仍然在追求體係的完整性，以本質論、創作論、作品論、讀者論、發展論等幾大板塊講述“知識”，但不聯係具體的文學活動，以至於有學者說：“這樣一種輻輳式較為完備地概括了文學理論的諸多問題，與此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學科發展封閉性的問題。”[75]我們認為，其最大的封閉性就表現在，這樣的教材文學理論其實就是在以思辨的方式和故有的教材或直接或間接地“對話”，其差異往往源自各自所吸收的理論資源和觀念的不同。它們基本不與現實變動了的文學文化實踐形成切實的互動。而由於當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教材始自蘇聯模式，因此此一模式的教材便如幽靈一般地回旋在現有教材左右。這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有學者曾對1949年以來的文學理論教材進行了回顧和反思，在談到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陳傳才和周文柏《文學理論新編》、吳中傑《文藝學導論》這三本教材時，一方麵肯定其“換代性”，另一方麵則毫不避諱地理性指出：“它們在詞句、體例、框架、引文乃至個別分析中雖有刷新，但關於文學本質、特征、生成、發展、鑒賞、批評等的觀點，卻沒有什麽變化，從中可以發現蔡儀、以群理論的草蛇灰線，甚至還能找到季摩菲耶夫的影子。”[76]陳曉明的反思因此值得肯定，因為它有助於當代教材文學理論對此一模式保持警惕，並最終從這一模式中自覺地走出來。[77]
第二，關於教材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關係問題。依據錢中文的意思，他似乎認為教材就是一些穩定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對文學基本問題的普遍性、規律性認知，而批評則是對具體文學現象/問題/活動的闡釋，兩者的轉換似乎並不容易。而且回到現實中，批評的問題和局限太多，也不能“留下什麽實質性的東西來”，因此，不應該進入教材文論之中。看得出來，錢中文對批評是不放心的。但在陳曉明看來，根本就沒有關於文學基本問題的所謂普遍性、規律性知識，有的隻是對於具體文本/現象/問題有效闡釋的知識，而且這些知識正是來自批評實踐。因此，即使教材不講述“批評”的理論，也應該對這些“穩定”的理論做事件化的理解，將它與語境聯係起來，特別不能忘記其與批評的內在關聯。
再回到一般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實際情狀來看，我們認為，陳曉明的思考也是有針對性的。這裏不妨指出當前依舊突出存在的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我們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主要對一些基本文學問題進行玄想、思辨。其中最優者無非是能夠做到有學理，有邏輯說服力，是讀之卻不覺得這是“文學”的“理論”。[78]它隻是在“文學理論學”的層麵上與文學有點關聯，具有一定的存在理由。[79]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類文學理論因其“知識”品質較低而往往不具備傳世功能，以至於我們在書寫文學理論史時，常常為言說的對象犯愁。我們往往很難發現一個概念範疇、一種思想觀念、一種批評方法甚至一篇有原創的論文是中國文學理論界的。這對於研究者個人而言，恐怕也是或悲劇壯美或荒誕虛無的事情，即從事一輩子的所謂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結果卻沒有辦法在文學理論曆史上留下哪怕隻言片語。很多學人一旦停止著述，就會開始被人遺忘。同時，這樣的文學理論知識更遑論輻射到其他學科了，即使對文學學科之內的二級學科都鮮有影響力。
第二種情況是大多數文學理論研究著述是在對西方某一知識做注解。注解當然是有必要的，但問題是我們不能就此留步，而應該在理清文脈的基礎上學會知識生產的技能，最終生產出可闡釋當下中國文學實踐的知識。或者說，要有能力從本土的批評實踐中創製有效的知識。
如果上述情況確實存在，恐怕我們的確要先承認“蘇聯模式”的存在。即使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們已然在擺脫這一模式，但毋庸諱言，我們需要繼續加大對這一模式的反思，進而用陳曉明所言之方法去解決問題，即先好好地學習西方文論，待自己上路了，再來生產自己的知識。當然，學習西方文論不是簡單地移植介紹，更不是沾沾自喜於自己因外語好而能夠即時做“傳聲筒”，更好的做法恐怕是通過學習回到自身的語境和問題中，從批評實踐出發，而後生產出與文學有內在關聯的理論知識。[80]實際上，不少學人已經在這樣做了，陳曉明因此強調說：“文學理論正在最大可能地吸取國際學界的成果，這是一個艱難且需要胸懷的漫長過程。真正在理論的同一層次和水準上對話，才有學術的創造性發生。而對這一領域而言，隻有文學批評可以抹去理論的民族身份，因為理論資源可以共享，可以麵對不同的文學文本。例如，某些具有民族身份特征的文學文本的探討，會使人們處在同一學術層次上。如果隻在理論原創性上過分強調民族身份，強調東方西方的對立，這不會有結果。因為，中國長期被一種元理論話語支配，要在短期內有理論的原創性，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