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學理論的知識學討論，尚有其他學人參與。這裏我們再以張法、餘虹等學人的研究為中心予以簡要考察。[82]
首先，張法主要對教材文學理論的“知識學模式”問題展開了反思。[83]他先從學科命名的角度考察了教材文藝學的百年曆史，發現教材文學理論的名稱在民國時期主要是“文學概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是“文藝學”，而改革開放以來則是“文學理論”。這三種名稱的文學理論教材分別以田漢的《文學概論》、以群的《文藝學》和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材》為代表。從田漢的教材中可以看出，那時雖然西方理論占據主體地位，但是最終還是蘇聯模式取代了西方理論。在張法看來，其原因恐怕是蘇式思維有益於推進中國現代性的總體性。蘇聯模式與中國之學突出整體這一點更為契合，而西方之學突出的是分科，與當時中國救亡圖存需要強調整體性的語境不吻合。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受政黨政治實踐的影響，西方理論在文藝學中消失了，中國文藝學曾經被蘇聯模式“全麵占領”。雖然大學生編教材的“青春性實驗”以及中蘇關係惡化，使得中國文藝學與蘇聯模式有所區別，但是事實上多少還是受蘇聯模式影響的，並形成了“共和國模式”。張法將這種模式總結為三個方麵的“遺產”：“一是文藝學的學科命名；二是統編教材的四大結構；三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符號。”[84]在張法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的教材文學理論雖然試圖“與時俱進”，但最終還是與“共和國模式”有“結構上和核心上的繼承”，並因此出現了“用各種最新內容來填充原有結構時所呈現出來的矛盾性”[85]。
其次，張法對21世紀以來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王一川的《文學理論》和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這三部文學理論教材進行了反思。在他看來，這三部文學理論教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學科本位意識得到更大的突出”[86]。這三部教材分別從三個方向對既有文學理論進行超越。南帆主編的教材以世界學術標準來定位自己的理論，王一川所著教材以文學本體邏輯來建構自己的理論，陶東風主編的教材則以曆史多樣性為追求。
在指出上述三部教材的知識學邏輯的同時，張法分別對其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反思，認為它們既有可取之處，也存在局限性。他指出南帆的教材以世界最高成就和最新觀念來重新敘述文學理論新體係，給當代文學理論教材帶來了一定的創新，但其線性進化論的文論觀也導致文學理論出現了相應的弊端，如“失去了自己文學理論內涵中本有的優勢”[87]。王一川的教材有諸多值得肯定之處，即“立足原有結構，回歸文學特性，兼容中西理論，獨創招牌新名”[88]。但該教材也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它以感性修辭論為核心概念，因具有中國特色和個人化色彩，與追求普遍性、穩定性知識的教材不吻合。陶東風的教材在追求曆史多樣性和使用中西比較方法上有特色，並試圖建構具有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藝學知識體係，但該教材在實際的寫作中並沒有完全落實好這個目標。[89]
在分別細讀這三部教材之後，張法指出了它們共有的問題。三本教材都試圖接受和理解世界主流學術的核心觀念，即後現代思想，但最終“三本文學理論新著在運用西方最新理論的時候，不是走向了西方最新理論的反麵，就是運用得力不從心，甚至南轅北轍”[90]。張法指出，中國文學理論是“整體邏輯性”的，西方文學理論雖然也有體係性，但更有流派性。而且，由於流派的存在，加上西方理論與批評關聯密切，因此文學理論很容易走向後現代性。中國的文學理論由於缺乏流派，也非產生自批評，所以很難切實地實現後現代性，這就是三部文學理論教材很難用後現代性觀念結構文學理論的重要原因。
最後，張法對中國文學理論進行了全球視野下的反思，指出了中國文學理論在知識層麵上的幾點不足。一是由於在中國，起重要作用的世界史框架沒有形成，因此進行宏大敘事很困難。中國從先秦以來的文學理論傳統，以及始自王國維、梁啟超的現代傳統很難進入文學理論教材書寫之中。二是與西方相比，中國缺乏流派型的文學理論，這導致西方的流派理論很難進入我們的教材文學理論，我們往往把流派文學理論看成流派理論史。三是中國文學理論缺乏“本土資料”，我們似乎一直在追趕西方先進的理論。[91]
張法的反思非常有價值，雖然他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文學理論知識重建的理念與做法，但其反思無疑可以推進文學理論教材的“深入、擴展、前進”。他在讓我們看清楚百年來教材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的同時，也讓我們獲得了一些啟發。簡而言之，這包括以下幾個方麵。其一，我們的文學理論教材目前不可能完全用古代的術語範疇來書寫，甚至難以用其作為主導範疇。這是因為中國現代性的進程並不具有自主性，在世界史中不占主導作用。其二，文學理論模式與文化精神和現實語境需要有關。例如，1949年之前的文學理論之所以最終會被蘇聯模式替代，就是因為蘇聯模式符合中國文化的精神和現實需要，而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無疑是那個時代的表征，其中西方理論的闕如就是明證。回到當下，我們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應該意識到自身的複雜處境，更應該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場域特點展開分析，這樣才有可能更為自覺地應對教材文學理論的危機和挑戰。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完全拋棄現有教材的書寫經驗，反而應該在繼承各類教材長處的基礎上，逐漸完善之，既而生產出更有個性但又有普遍性的好教材。其三，好的教材文學理論應以言說可批評闡釋文學文化現象的知識為主。這就要求一般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要從問題出發，關心本土文學文化現象，生產出與之互證互釋的知識。借此，教材文學理論才有可能獲得本土的理論資源。
餘虹也對文學理論進行了知識學的反思。這裏我們僅述評其關於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機製問題的討論。
為了了解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機製，餘虹首先對文學理論的知識特性進行考察。依其之見，文學理論知識具有寄生性的特點。也就是說，文學理論並不是獨立的理論，而是寄生在其他理論之中的理論。對此，他描述道：“古往今來的文學理論或者是哲學的，或者是神學的，或者是社會學的，或者是倫理學的，或者是政治學的，或者是曆史學的，或者是語言學的，或者是心理學的，而從來就沒有脫離諸‘學’的文學理論。”[92]餘虹所指出的這種寄生現象，也被諸多學者發現並指認。李春青就曾將這種現象命名為“文學理論的中介性”，其意與餘虹幾近相同。[93]文學理論知識的寄生性實際上是牽涉到知識品質的一個問題。有研究表明，知識品質由三個變量決定：第一，積累性；第二，解釋力；第三，對其他學科的影響度。這三個方麵越強，知識的品質就越高，自主性也就越強。[94]文學理論的寄生性說明文學理論知識的品質不高，自主性不強。它往往依托其他學科的知識，受學科之外的因素影響較大。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餘虹認為主要因為文學理論的論說對象既是綜合的，又是分化的。這就使得文學成為諸多學科的研究對象，而非專屬於文學理論。那麽，文學理論的寄生性帶來的後果是什麽呢？餘虹將這一問題引入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秩序的討論中，最終目的是反思現有教材文學理論的知識建構問題。
在餘虹看來，文學理論的寄生性使得文學理論的論述工具和學理邏輯由它所寄生的理論提供。對此，他舉柏拉圖等人的文論為例予以了說明。我們知道，柏拉圖的摹仿概念並不是其詩論的專屬概念，而是論述一切經驗現象的哲學概念。依柏拉圖之見，其他事物也是摹仿理式，詩歌隻不過是對其他事物的摹仿，因此，詩歌是低級的摹仿。離開了對柏拉圖哲學的理解，我們就不可能弄懂柏拉圖的詩論。如果一改柏拉圖的摹仿這一哲學概念的內涵，整個柏拉圖的詩論就會隨之改變。稍微了解一點西方文論史就會知道，亞裏士多德的詩論之所以與柏拉圖的詩論相異，就是由於其背後的哲學觀念存在分歧。於是餘虹得出結論說：“文學理論的危機與衝突多不是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部，準確地說來自它寄生的理論。”[95]餘虹接著指出，依托不同理論的文學理論雖然可以在特定曆史時期被其他文學理論所取代，但在學理上不可取代。同時由於各種文學理論所依托的理論不同，因此衝突是必然的。整個西方文論一直在發生這種衝突。衝突有內部和外部的區分，共同之處是它們都有助於拓展理論空間。不同之處在於，內部衝突的雙方可以兼容，是對原有理論的豐富；而外部衝突的雙方不可兼容，是對原有理論的否定。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機製及知識秩序與這種矛盾衝突有內在關聯，換言之，文學理論依托的理論運動是影響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秩序及其走向的因素之一，另一個因素則是社會曆史語境。但在餘虹看來，理論依托是比社會曆史語境這一因素更為隱蔽的因素。甚至可以說，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秩序的更替轉換和創新發展更多的不是社會曆史語境的引導，而是由其依托的學理的變遷所主導的。
餘虹接著以文學理論教材為例予以說明。例如，新時期之初，蔡儀的文學理論教材依托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具有高度統一和學理自洽的特點，因此具有極大的排他性，“以至於很多中文係畢業的學生要花多年的時間才能擺脫遮蔽而一見文學理論的多元景觀”[96]。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教材，由於依托的學理大多是黑格爾式的辯證法，因此具有兼收並蓄的特點，顯得更為開放多元。但這類教材依托的學理太多，互相之間甚至有不兼容之處，一如主編與撰寫者之間存在差異而不兼容一樣，並且這類教材又往往試圖用一種學理來綜合其他學理，掩蓋各種學理之間的不可兼容性，這就導致了學生在學習這類教材時“獲得的知識隻是一堆糨糊”[97]。
由於中國文學理論的資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西方，因此餘虹對西方文學之思的知識傳統進行了細讀。他分別考察了三大思路，即神學路徑、人學路徑和語言學路徑。在他看來，這三大思路不可兼容。神學路徑旨在探究文學的神聖超越性品質，以及與此相關的審美價值；語言學路徑力圖建立文學科學，而將文學作為封閉自足的語言結構來研究；人學路徑否定文學的超越性可能，而將其還原為權力遊戲或意識形態。然而，這三大路徑卻在中國文藝學教材中並置，形成知識建構一體化景觀，導致的結果是難以厘清的知識混亂和自身的迅速解體。事實上，在西方，這種現象十分少見。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導論》自不必說，即使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雖然依據新批評的學理邏輯建構知識體係，但也沒有將異己的知識統一於自身。在餘虹看來，這種開放的教材觀念尊重曆史上各路文學理論的差異，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各路知識，對於開拓新的知識路徑也不無益處。餘虹最後說：“我們能否設想這樣一種文藝學的公共空間和知識秩序，在這裏，沒有‘一體化’的衝動，沒有強製的綜合，它對各種文學研究的理路及其成果敞開，尊重它們的差異、衝突與爭吵，從而為文學研究另辟蹊徑提供必要的動力與張力？”[98]
餘虹對文學理論知識的寄生性的反思及其關於文學理論知識重建的思考也是非常有價值的。由於文學理論的寄生性，它必定要依托其他理論以獲得學理，而學理是要講道理的，無法委曲求全，因此我們要尊重它，給它獨立自由的空間。這一點甚至要有相應的製度保障，因為隻有這樣，才可能生成有個體風格的文學理論知識，才可能有百花齊放的文學理論花園。毋庸諱言，我們之所以缺乏流派型文學理論，一定意義上恐怕與此有關。大多數知識生產主體都不能明確地彰顯學理。例如，審美派文學理論要用某一主義的學理來予以整合，這樣似乎才顯得全麵、正確。殊不知這樣的整合往往使其失去了一部分讓自身成長為理論流派的深度空間。另一種情況是，一種新的學理一出現，故有的那種尚未深度研究的學理便被放棄了，或者又與這一新的學理調和，以顯示知識生產主體的與時俱進，或形成表麵的和諧，文學理論流派的形成因此變得殊為不易。為此之故，餘虹所指認的“一體化衝動”值得每一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者警惕。當然，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一體化衝動”並非完全能由知識生產主體控製，換言之，這不是一個學理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社會製度讓渡自由空間的結構性問題。[99]但是，這並不是我們無須重視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學理機製問題的借口。
[1]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34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此後，李春青還與趙勇合作出版了名為“反思文藝學”的研究生教材。參見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2] 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載《文藝爭鳴》，2001（3）。
[3] 李春青：《論文學理論的命名——文學理論學科性反思之一》，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3）。
[4] 李春青：《走向闡釋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學科性反思之一》，載《學術研究》，2001（7）。
[5] 李春青：《文學理論的“自性”問題》，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1）。
[6] 李春青：《文學理論還能做什麽？》，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3）。
[7] 李春青：《文學理論的中介性與合法性》，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4）。
[8] 李春青：《我們還需不需要文學理論》，載《人文雜誌》，2004（5）。
[9] 另外還有如下重要文獻。李春青：《文化研究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設》，載《求是學刊》，2004（6）；李春青：《談談文學理論的轉型問題》，載《新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李春青：《“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學理論的新課題》，見《小康社會：文化生態與全麵發展——2003學術前沿論壇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李春青：《文學理論的學科性危機及其出路問題》，載《和諧社會：公共性與公共治理——2004學術前沿論壇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李春青：《談文學理論在社會文化係統中的位置》，載《文藝爭鳴》，2005（4）；李春青：《關於“文學理論邊界”之爭的多維解讀》，載《文學評論》，2005（1）；李春青：《文學理論與言說者的身份認同》，載《文學評論》，2006（2）；李春青：《論文學理論發展趨勢》，見麥永雄：《東方叢刊》第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李春青：《試論當代文論話語建構之路徑、存在問題及出路》，見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北京師範大學：《科學發展：文化軟實力與民族複興——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論文集》下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需要說明的是，李春青先生反思文藝學的相關文獻大多涉及兩種著述，即《反思文藝學》和《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
[10] 參見邢建昌：《理論是什麽——文學理論反思研究》，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 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載《文藝爭鳴》，2001（3）。
[12] 參見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載《文藝爭鳴》，2001（3）。
[13] 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載《文藝爭鳴》，2001（3）。
[14] 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載《文藝爭鳴》，2001（3）。
[15] 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載《文藝爭鳴》，2001（3）。
[16] 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載《文藝爭鳴》，2001（3）。
[17]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34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8]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19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9]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3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0]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4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1] 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145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22] 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156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23] 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145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24] 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128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25] 參見王曉明、蔡翔：《美和詩意如何產生——有關一個欄目的設想和對話》，載《當代作家評論》，2003（4）。
[26]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216～21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7]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264～26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8] 參見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61～6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9] 2003年11月2日，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聯合《文藝研究》編輯部，召開了題為“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學美學學科反思”的研討會，會後《文藝研究》編輯部刊發了這組文章。除陳曉明一文外，《文藝研究》編輯部還刊發了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曹衛東《認同話語與文藝學學科反思》、高小康《從文化批判回到學術研究》等文。
[30] 其他參與筆談的學人及其文章為孟繁華《文化研究與當下的文藝批評實踐》、南帆《文化研究：轉折的依據》、賀紹俊《重構宏大敘述——關於當代文學批評的檢討》等。
[31]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32] 在一次北京舉辦的文藝學會議上，吳思敬老師提及，某文學作品討論會隻有他和陶東風老師受邀參加了。實際的情況也的確如此。筆者了解到隻有陶東風、趙勇等少數幾位老師會參與相關活動。
[33]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34] 錢中文先生曾寫道：“80年代初，隨著文學創作的創新局麵的不斷發展，中外文化交流的迅速展開，文學理論自身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需要了解外國的文學理論成果，也要重建自己，從而開始走向理論的自覺。80年代中期，出現翻譯介紹外國文論的熱潮。20世紀著名的多種外國文學理論著作，形形色色的外國文學理論流派，相繼被介紹過來，如形式主義文論、新批評文論、結構主義文論、敘述學文論、精神分析文論、原型批評文論、存在主義文論、文學接受理論、讀者反應批評、現象學文論、闡釋學文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文學社會學、符號學文論、解構主義文論、比較文學理論等。短短十來年，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幾乎經曆了西方近百年的理論曆程。”參見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214～21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5] 有學人甚至以西方文論的引介作為學位論文的選題。這一點足以見出我們學習西方文論的“勁兒”，同時也可以看出西方文論對中國文論的影響。用研究者趙淳的話來說就是：“1990年代文化轉型以來，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的引介，無疑極大地拆解和改變了我們原有的話語、觀念和範式。”參見趙淳：《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西方文論引介研究：1993—2007》，10～11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6] 孫紹振：《文論危機與文學文本的有效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5）。
[37] 參見朱立元：《走向現代性的新時期文論》，263～274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6。
[38] 當然，20世紀80年代，強調文論話語的中國性並不占據主流，甚至恐怕是聲音極為微弱，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其存在的事實。20世紀90年代，因提出文論失語症而名聲大噪的曹順慶先生就曾指出，他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已經開始探索中國古代文論曆史地位和理論價值的路徑了，之後才有了其有關失語症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我已經在著手另一個層麵的工作，即試圖探尋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參見曹順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見錢中文、李衍柱：《文學理論：麵向新世紀》，150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39]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由於社會曆史語境的變遷，保守主義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文論界出現了共享這一“中國性”知識型的諸多文論話語，如失語症、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中國化、當代文論本土化、中國文論話語體係建設、西方文論的“強製闡釋”論等。
[40] 不少學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帶上“中國性”似乎就會符合意識形態的需要，與主流話語所言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甚相契合。於是，近年來，文藝學、美學、藝術學界有諸多與中華美學精神、中國文論話語體係建構、講述中國故事等相關的課題、會議、論文。這雖然是此前的學界現象，但在當前語境下似乎顯得代表主流話語。
[41]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42] 陳曉明所描述的這種合法性危機，也是其他眾多學人所感受到的。事實上，大學文藝學學科反思就是從危機開始的。陶東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和李春青《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文藝爭鳴》2001年第3期）等文藝學學科反思的重要論文，都對文藝學學科危機進行了描述。2003年12月3日至4日，在暨南大學舉行的第四屆全國文藝學及相關學科建設研討會上，文藝學學科的危機成為一個核心話題。參見李亞萍、楊鐧：《文藝學：危機與突破——第四屆全國文藝學及相關學科建設研討會綜述》，載《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1）。進入21世紀以來，關於文藝學學科危機的描述，可參考的重要文獻還有如下諸篇。黃應全：《多元化：克服文學理論危機的最佳抉擇》，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錢中文：《文藝學的合法性危機》，載《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2004（2）；蓋生：《論文學理論的有效性及價值剩餘——對文學理論危機論的一種解答》，載《文藝理論研究》，2004（5）；李衍柱：《範式革命與文藝學轉型》，載《東方論壇》，2005（4）；王紀人：《對當代中國文論有效性的質疑與分析》，載《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劉進：《文學理論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對“文學理論危機”話題的一種理論回應》，載《文藝理論研究》，2005（3）；李怡：《失落了文學感受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4）；何誌鈞：《文學理論危機與文學理論的科學化》，載《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錢中文：《正視中國文學理論的危機》，載《社會科學》，2006（1）；朱立元：《關於當前文藝學學科反思和建設的幾點思考》，載《文學評論》，2006（3）；葛紅兵、宋紅嶺：《重建文藝學與當代生活的真實聯係——文藝學學科合法性危機及其未來》，載《文藝爭鳴》，2007（3）；賴大仁：《當代文論：危機及其應對》，載《學術月刊》，2007（9）；章輝：《文藝學危機與文學理論知識創新——訪高小康教授》，載《甘肅社會科學》，2008（1）；童慶炳：《當下文學理論的危機及其應對》，見童慶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與詩學》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孫紹振《文論危機與文學文本的有效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5）；肖明華：《分化、危機與重建——19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的一個考察》，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陳偉：《文學理論：危機或新生》，載《文藝爭鳴》，2012（9）。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學人認為文藝理論危機說大可商榷。比如，王元驤先生就認為，文藝理論的危機是一個偽問題。人們認為文藝理論有危機，完全是由於人們對文藝理論性質和功能有誤解。在他看來，文藝理論“不隻是說明性的、描述性的，更主要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所謂文藝理論的危機說恰恰是把文藝理論視為說明性的、描述性的這一觀念所致。參見王元驤：《析“文藝理論的危機”》，載《社會科學戰線》，2010（8）。王元驤先生的觀點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43] 參見蔣原倫：《90年代批評》，1～25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44]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45] 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46] 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47] 對於文學理論的蘇聯模式，也應該如此看待。在特定社會曆史語境下，文學理論隻能采用蘇聯模式。我們也是有選擇地接受蘇聯模式的文學理論。蘇聯模式的文學理論對於當代學科意義的文學理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不可否認的。
[48] 關於文學理論的效用問題，筆者曾經撰文從現代性的角度予以討論，可參見拙作《現代性視域中的文學理論的效用問題論略》（《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究竟該如何看待這套話語，以及文學理論的未來走向究竟如何，這都不是個人的觀念所能決定的。在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環境並未改變的語境下，在“馬工程”教材建設全麵展開之際，文藝學原理是否會繼續占領中心或重返中心仍未可知。
[49] 參見陶東風：《文化研究與政治批評的重建》，315～31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50] 閻嘉：《21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走向與問題》，載《文藝理論研究》，2007（1）。
[51]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52] 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53] 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54]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55] 順便要說明的是，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要有合法的製度條件，使得我們能夠深入文學文本之中，既分析闡釋文學文本，又真誠自由地講述文學文本所表征的生存境況以及讀者自身的個體生存感受。借此，方有可能生產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知識。我們非常認同陶東風所言：“所謂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國話語’，就是切中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經驗，切中當下中國的真問題，對中國的曆史和現實、政治和經濟、文化藝術和日常生活有診斷力、解釋力的話語。這樣的話語才是有‘中國特色’的。至於這個話語是否包含了西方理論或古人理論，是中國本土學者說的還是美國學者說的等，都是無關緊要的，要緊的是它能不能解釋中國的現實。”參見陶東風、陳國戰：《在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錯位處尋求創新——陶東風教授訪談》，載《中華讀書報》，2014-11-26。當然，這樣說也並非要否認知識生產中個人道德力量及心性信念方麵的作用。為此，我們也認同陳曉明所說的“**”後中國的文學家們都反思過“**”，“並且慶幸自己離開了那種立場和態度。多年過去了，有理由認為，作為一種處理知識的方法和對待知識創新的態度，有多少人真正從意識深處抹去那些印跡”。參見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56]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57] 參見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58] 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59] 參見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25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60] 當然，古代文論傳統並不是鐵板一塊的，也有國外因素。因此，不應該本質主義地看待中國古代文論傳統。我們認為，也不應該不加反思地將古代文論傳統視為中國文論的代表，在建設中國文論時應該以現實問題和實際需要為導向，開放地建構當代中國文論新傳統。
[61] 曾繁仁：《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藝學發展曆程》，載《文學評論》，2007（3）。
[62] 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4（1）。
[63] 處理好和西方文論的關係的確十分重要。它甚至牽涉文藝學學科的命運。全盤西化固然是不合適的，但如今，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整個的文化氣候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參見王學典：《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在這一情況下，保持清醒的意識，不犯極端年代裏的錯誤，合理地倡導西方文論，以開放的心態向西方文論學習，從而建設中國自己的文論，這應該是值得肯定的。極端年代裏“全盤反西”思潮所導致的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後果值得警惕。因此，我們非常認同葛紅兵等人的觀點：“告別文化民族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文藝學，建構‘生成’的文藝觀，確立全球化時代的文藝學。”“確立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奠基於人類的以存在論為基礎的世界性觀念就顯得非常必要，也許這是21世紀中國文藝學的最根本任務。”參見葛紅兵、宋紅嶺：《重建文藝學與當代生活的真實聯係——文藝學學科合法性危機及其未來》，載《文藝爭鳴》，2007（3）。
[64] 陶東風、陳國戰：《在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錯位處尋求創新——陶東風教授訪談》，載《中華讀書報》，2014-11-26。
[65] 陶東風出版了三部相關著作，分別是《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學理論與公共言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與政治批評的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
[66] 參見王一川：《文藝理論的批評化》，載《文藝爭鳴》，1993（4）。
[67] 近年來，王一川發表了一係列相關文獻，如《論藝術公賞力——藝術學與美學的一個新關鍵詞》（《當代文壇》2009年第4期）、《論公眾的藝術辨識力——藝術公賞力係列研究》（《文藝爭鳴》2010年第10期）、《論藝術可賞質——藝術公賞力係列研究之三》（《當代文壇》2012年第2期）、《通向公民社會的藝術批評》（《藝術評論》2012年第3期）、《論藝術公信度——藝術公賞力係列研究之五》（《當代文壇》2012年第4期）、《藝術公賞力的重心位移——藝術公賞力係列研究之六》（《當代文壇》2014年第4期）、《通向藝術公賞力之路——以北大藝術理論學者視角為中心》（《當代文壇》2014年第5期、第6期）、《藝術公賞力的動力》（《天津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等文。
[68]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可以從王一川主持“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論建設”的重大招標課題和基於此的研究成果，看出王一川在文藝學學科建設問題上非常重視西方文論。參見王一川等著：《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論建設》，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就他的學術曆程看，王一川也是受惠於西方理論的。他曾提及閱讀詹姆遜的書和去牛津訪學對自己的學術研究的重要影響。參見王一川：《讀一本書，行萬裏路》，載《中國教師》，2003（7）。
[69] 陳曉明所言簡單來說包括兩個方麵，即學習西方理論和走批評化道路。考察王一川、陶東風近十年來的成果，我們發現他們三人在此問題上觀念較為一致，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70] 錢中文、劉方喜、吳子林：《自律與他律——中國現當代文學論爭中的一些理論問題》，30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高建平也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一輪西方文藝思想熱，則在於打破已建立的體係，特別是以俄國文藝理論為基本框架的體係”。參見高建平：《全球與地方：比較視野下的美學與藝術》，8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71] 錢中文、劉方喜、吳子林：《自律與他律——中國現當代文學論爭中的一些理論問題》，30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72] 錢中文、劉方喜、吳子林：《自律與他律——中國現當代文學論爭中的一些理論問題》，30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73] 參見錢中文、劉方喜、吳子林：《自律與他律——中國現當代文學論爭中的一些理論問題》，304～31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74] 從這個方麵看，強調文藝學學科的問題不在於思維方式上的本質主義，而在於某種特定知識生產機製、意識形態的元敘事模式等說法則是有道理的。參見支宇：《反本質主義文藝學是否可能？——評一種新銳的文藝學話語》，載《文藝理論研究》，2006（6）；李自雄：《當代中國文學理論反本質主義批判的批判》，載《學術探索》，2009（3）；李自雄：《反本質主義的錯位與文學本質的重新言說》，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5）。
[76] 李珺平：《文藝學學科建設與教材建設的思考》，載《文學評論》，2002（1）。
[77] 進入21世紀以來，也有不少教材因學科反思而自覺走出“蘇聯模式”。其中較有影響力的有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此後南帆又在此教材基礎上出版了新版本的《文學理論》）、王一川的《文學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一川另有與此教材理念相似的《文學理論講演錄》）、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值得提及的是，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新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新編文學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亦是自覺走出“蘇聯模式”的教材。但由於種種原因，如在教材文學理論反思中童慶炳主編的另一教材《文學理論教程》曾被選為研究對象，因此童慶炳主編的該類教材的新意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對此，我們有必要參考吳子林在《從“建構”到“解構”——新時期以來童慶炳文學理論教材編纂思想研究》（《當代文壇》2013年第1期）中的觀點。另外，可參考吳子林《童慶炳評傳》（黃山書社2016年版）一書第九章的相關論述。
[78] 這裏不妨順便提及的是，這樣的玄想思辨生產出來的知識還往往注重所謂的體係，一如蘇聯模式的教材追求完備的體係。我們認為要警惕這種體係性的寫作。這一點已被不少學人指出。有學者曾以文學理論發展為例反思道：“所謂‘發展’被理解為建立一個準形而上學體係，它隱含著對理性、現代性問題的黑格爾式解釋。這與中國傳統文論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實踐方式不同，也與20世紀以來西方人文學科的發展趨向不同（反本質主義的、反形而上學的），無法有效地吸收這兩種精神營養。進一步，問一問，誰需要這種體係的知識？它是一種什麽類型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幹什麽用的？它是如何在曆史中形成並被體製化的？這種體製化的結果是否影響、限製了我們的理論創新的思考？這隻是一部分理論家的需要，還是實際曆史中的文學研究實踐的需要？體係化，意味著已經有一個成熟的東西存在了，已經有一個生動的、具有生命力的、對話語實踐具有解釋力的理論存在了。體係化不是理論家的任務，它從來不能帶動理論的‘發展’。一種部頒標準教科書的要求不能成為理論家發明創造的要求。”參見靳大成：《研究文學理論，為什麽要反思學術思想史？》，見王曉路等：《中外文化與文論》第8輯，101～102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非常慶幸的是，晚近學人著書立說，往往很少是體係化的著作，更多是“論文集”。這是值得肯定的。
[80] 需要說明的是，陳曉明在反思之後的重建隻是一種選擇，我們沒有必要排他性地理解它。對於擺脫“蘇聯模式”，其他學人也有自己的做法。比如，王元驤曾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對此進行過研究。參見王元驤：《立足反映論，超越反映論——兼談我對蘇聯文藝學模式認識上的突破曆程》，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5）。
[81] 陳曉明、孟繁華、南帆、賀紹俊：《“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6）。
[82] 對文藝學學科進行知識學意義的反思，尚有不少值得介紹的重要學者和重要文獻。這裏僅列舉一部分學者的文獻，以彌補不足。李西建：《文化轉向與文藝學知識形態的構建》，載《文學評論》，2007（5）；葛紅兵、宋紅嶺：《重建文藝學與當代生活的真實聯係——文藝學學科合法性危機及其未來》，載《文藝爭鳴》，2007（3）；賴大仁：《當代文論：危機及其應對》，載《學術月刊》，2007（9）；章輝：《文藝學危機與文學理論知識創新——訪高小康教授》，載《甘肅社會科學》，2008（1）。張榮翼、許明、蔣達卓等：《關於文藝學知識依據的對話》，載《長江學術》，2008（1）；馮黎明：《論文學理論的知識學屬性》，載《文藝研究》，2008（9）；邢建昌：《從知識、知識生產的視角進入文學理論的反思研究》，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83] 張法曾和課題組成員張旭春、支宇、章輝等學人一道，對中國文學理論教材進行有點有麵的研究反思。參見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4] 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14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5] 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14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6] 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1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7] 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16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8] 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17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9] 參見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172～17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90] 張法、張旭春、支宇、章輝：《世界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理論》，18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92] 餘虹：《文學理論的學理性與寄生性》，載《文學評論》，2007（4）。
[93] 李春青在2004年就指出過：“任何一種文學理論都必然有所依托——在它背後總有一種可以稱為‘元理論’的東西存在著，或是政治的，或是宗教倫理的，或是哲學的。這就意味著文學理論根本上乃是一種‘中介性’的理論，即某種‘元理論’通向文學的必經之路。”參見李春青：《文學理論的中介性與合法性》，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4）。2005年，李春青又撰寫了相關論文《談文學理論在社會文化係統中的位置》（《文藝爭鳴》2005年第4期）進行討論。查閱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有不少學人對文學理論知識的特性進行了揭示。比如，李西建也曾指出：“從學理的維度看，文學理論的知識形態不隻是一個學科自足性的概念，而且是一個既與學科的知識譜係密切相關，又包含和融匯著其他學科的特定的思想、觀念、理論與方法的多元知識係統。”參見李西建：《文化轉向與文藝學知識形態的構建》，載《文學評論》，2007（5）。馮黎明也曾指出：“文學理論，卻從來未曾完全獨立過。即使我們把聖伯夫以後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視作文學理論作為學科知識形成的過程，但實際上19世紀以來的任何一種文學理論，都是靠從其他學科那裏借取方法、觀念以及術語、概念來建立自己的話語係統的。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文學理論雖然有自己的考察對象，即文學活動，但它對文學活動的闡釋視點和闡釋方法，卻依賴於其他學科的供給。尤其是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中建立起來的中國的文學理論，其理論話語並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性。像啟蒙至當代的西方文學理論一樣，時而從屬於倫理學，時而從屬於哲學，時而從屬於社會學，除此之外它的主人還有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等。所以，近代以來的文學理論是一個不斷接受招安的角色。它是在‘親友’的接濟下過日子的。”參見馮黎明：《明天誰來招安文學理論？》，載《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5）。當然，不同的學人在指出文學理論這一寄生性之後，因其問題意識不同，會有不同的闡發和研究旨趣。
[94] 參見何豔玲：《學科自主性取決於知識品質》，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06-05。
[95] 餘虹：《文學理論的學理性與寄生性》，載《文學評論》，2007（4）。
[96] 餘虹：《文學理論的學理性與寄生性》，載《文學評論》，2007（4）。
[97] 餘虹：《文學理論的學理性與寄生性》，載《文學評論》，2007（4）。
[99] 餘虹曾聯係政黨政治實踐的語境考察20世紀文學理論的“轉型”問題。這說明他並非不明白這一道理。他特別強調學理問題，恐怕與其對文學理論的理解有關。在他看來，文學理論即“文學知識學”，“文學理論就是關於文學現象之根由與道理的論述與知識”。參見餘虹：《文學知識學》，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