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東風看來，文學理論已然不是研究文學特性和普遍規律的人文學科，而是反思文學特性和普遍規律是如何被建構的學科。用他自己的話來表述，即：“從建構主義的角度或許可以這樣表述文學理論的知識屬性：通常人們把文學理論定義為研究文學活動規律的知識體係，但與其說文學理論是研究文學活動規律的，不如說它是研究文學活動的規律是如何被建構的？誰在建構這種‘規律’？為什麽建構這種‘規律’？通過什麽媒介建構這種‘規律’？這種建構受到哪些因素的製約？能否像‘上帝’那樣超越地去建構？”[20]

看得出來，建構主義文學理論已經改變了關於文學的提問方式，它不再注重主客二分地去“認知”文學的“是什麽”，而是結合社會文化語境去“反思”文學“何以如此”。用陶東風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不應該去問：到底哪種文學本質觀是真理，是對於文學‘客觀本質’的正確揭示？哪些是謬誤，是對於文學客觀本質的遮蔽？我們要問的是：什麽人在什麽情況下、出於什麽需要和目的、通過什麽手段、建構了什麽樣的‘文學’理論？又是在什麽情況下何種關於文學的理論因為什麽取得了支配或統治地位，被封為‘真理’甚至‘絕對真理’？何種被排斥到邊緣地位或者幹脆被槍斃？原因是什麽？這個中心化—邊緣化、包含—排除的過程是否表現為一個平等、理性的協商對話過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21]需要指出的是，建構主義的文學理論不僅在研究文學“實踐”和從事文學批評的時候已然從認識論走向了反思論，而且在研究文學理論自身及其曆史之時，也是持反思論的立場的。

為了對反思性文學理論有更好的認知，我們不妨對其特點做一些闡釋。簡而言之，反思性文學理論有以下幾個方麵的特點。

首先，從“口頭禪”走向“真覺悟”。

我們知道，禪宗裏還沒有開悟者，其所參之禪就是“口頭禪”。所謂“口頭禪”，就是說參禪者隻會停留於口頭地對禪的教義和旨趣做理論的思辨與概念的演繹，而不能將之內化成一種實際的行動與真實的慣習。這裏我們借它來說說文學理論，即那種隻會就理論談理論、從理論到理論、離開了理論就不能言說而必陷入“失語”的研究。布迪厄指出，這種研究常常自覺不自覺地陷入理論的拜物教中。“這種拜物教，來自將‘理論’工具——慣習、場域、資本等——看作自在和自為的存在，而不是運用這些工具並使它們發揮作用。”[22]也就是說，這種研究常常喜好“追新逐後”的移植、販賣甚或炫耀理論，基本上都隻停留在“一階問題”上做無謂的思辨，並最終讓理論成為“口頭禪”。這是相異於反思性文學理論的一個通病。

反思性文學理論對此有清楚的認識。相比於口頭禪式的文藝學研究，反思性文學理論有從“口頭禪”頓悟為“真覺悟”的自覺追求。在禪宗裏，所謂“真覺悟”，是指參禪者已然開悟，從而對禪有真實的感受，並能運用、內化為實際的行動，所以參禪者已經生活在禪境之中。這裏是指文藝學研究能真實地認識到理論拜物教或唯智主義的弊端，能避免空談理論，並能將這種認識內化成一種科學慣習，從而在實際的研究中做到有話要說、有話可說而不失語。不妨還以反思型文藝學代表人物陶東風先生的研究為例來稍做闡釋。

作為一個身處崇尚專業知識環境中的高校教授，陶東風卻多次強調自己不願意做專家，不願意做純粹的學術研究。對此，一定有人大惑不解。因為在今天這個知識生產已然專業化的時代，一個人如果不在所從事的領域成為相對意義上的專家，他能在實際的知識生產場域中占據合法性位置嗎？當然不能。倘若如此，我們該如何理解陶東風的說法？其實，如果回到反思性文學理論的旨趣，大概就可以理解了。陶東風並不是真的不願意做專家，而是不願意做那種離開了術語就不能說話的專家，不願意做那種說了幾十萬言，卻沒有幾言是自己要寫的和所寫的這種意義上的專家。陶東風當然不鄙視理論，否則他怎麽會對哈耶克、布迪厄、阿倫特的思想做專門的解讀與研究？！怎麽會編撰較有理論風格的文學理論教材？怎麽會撰寫文化研究導論意義上的這種具有理論色彩的文字呢？所以說，陶東風並非不喜歡理論，隻是不喜歡停留於“口頭禪”的理論，不喜歡從理論到理論，以至於讓自己不能在所在行當說話，並遭受令人失望的“失語”症候。大概也正是因此，以陶東風為代表的一大批反思性文學理論的學人走在了科學反思的道路上。

其次，從平常誤識走向科學反思。

正是由於對理論拜物教的揚棄，反思性文學理論才能以此為契機，並進一步從平常誤識走向科學反思。如果說理論拜物教往往喜好停留於理論的世界中，以至於對現實世界失語的話，那麽反思性文學理論研究者在開悟之後，便力圖“使理論工作與經驗研究彼此以最徹底的方式相互滲透”[23]。也就是要對科學工作本身進行徹底的反思，實現“思”（理論思考）與“事”（經驗世界）的交往對話，從而達到思乃事之思，事為思之事，並最終擺脫平常誤識。

所謂“平常誤識”，是布迪厄的一個理論術語。它是指在社會行動者本身合謀的基礎上，施加給自身的一種軟性的認識暴力，而且行動者並不領會那是一種暴力，反而認可了這種暴力。這裏用它來指認文學理論研究中研究主體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由於自身的合謀而對本是一種認識暴力的現象毫無知覺，甚至還認同了這種暴力的研究。由於反思文藝學對此有較為徹底的認識，自覺地展開相應於此的認識論決裂，對這種暴力所表征的社會機製有清醒的科學反思，因此可以避免這種暴力。具體而言，反思性文學理論的這種科學反思及其功效大概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在反思中避免了對當下文藝學現象與問題做意識形態的屏蔽。

反思性文學理論力圖對當下的文藝學現象與問題進行科學的反思研究，發現其背後的運作機製，在此基礎上進行一種客觀的闡釋。在反思性文學理論看來，如果僅僅對一種文藝學現象與問題做簡單的意識形態式的分析，提出一點或讚成或反對的標語口號式的立場，甚至還借助於學術場域之內或之外的權威力量來讓人認同這種立場，那麽不但會破壞文藝學研究的自主場域，而且很可能會屏蔽實際的問題，讓文藝學研究處於誤識的囚牢中。

應該說，陶東風對此是有深深的自覺的，而這也常常引起同行的誤會。以日常生活審美化之爭為例。在國內，陶東風是較早提出這一話題的，僅就文獻而言，早在2001年，他就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一文中提及了“審美活動的日常生活化”這一問題，此後更是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等一係列文章中圍繞此話題進行了多角度的反思性研究。陶東風提出此話題的目的無非是反思文藝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指出當前文藝學研究要對具體的文藝審美現象進行科學的研究，發現其背後的運行機製，然後建構合適的研究範型，如文藝社會學研究範型、文化研究學科範型等，以此展開反思性的文藝學知識生產，從而強化文藝學研究的科學性與有效性。

事實上，“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話題的提出及相關研究的確解決了當下一些大眾文藝的新現象與新問題，提高了文藝學的知識生產力，與此相關的論文因此還成了2005—2006年轉引率較高的論文。[24]然而，由於諸種原因，這一話題也引發了一場關於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學術論爭。論爭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論爭過程本身夾雜了一些誤會。其一，讓那些不習慣科學反思而喜歡心性體驗，並甘於受意識形態屏蔽的文藝學人，誤以為反思研究是要取消人文追求和放棄審美的自主性世界。其二，讓那些習慣場域位置結構者誤以為反思研究是有意顛覆和無理解構。諸如此類的誤會當然可以理解，但是平心而論，誤會主要是知識的不對稱所致。因為如上所述，反思性文學理論已然超越了那種將問題僅打發給意識形態，或隻做一種純心性式的批判的簡單做法，而是要科學分析，從而獲得較理性的闡釋和有限度的改變，但誤會者以為反思性文學理論者是要從意識形態方麵和人文價值方麵肯定這一現象。為此，陶東風隻好特意做出申明：“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美學、文藝學對象與方法的調整絕對不意味著對於日常生活審美化現象在價值上的認同。關注一個對象不意味著賦予它合法性，而批判性地反思一個對象的前提是把它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25]也就是說，他是為了研究的需要，為了科學的需要，為了學科自主性的需要。[26]至於第二種誤會，這也許有點難以申辯，因為正如布迪厄創作《學術人》一樣，它必然會引起這種決裂，必然會讓場域的位置發生一定的調整，必然會讓人不舒服。但隻要能同情式地理解反思性文藝學的旨趣，就會更多地意識到反思型知識生產主體恰恰是在維護一種知識場域的自主性，而且其自身也是被反思的對象。

二是在反思中讓文藝學研究的範圍、對象、方法、範式等都得以轉型。

反思性文學理論為了確認自身的知識生產合法性，必然要對此前的研究體製，如研究範圍、對象、方法等做一定的反思與調整。就研究對象而言，反思性文學理論認為文學理論研究如果要科學，“應當優先處理的，首當其衝、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將社會上預先建構的對象的社會構建過程本身當作研究的對象。這正是真正的科學斷裂的關鍵所在”[27]。就是說，研究對象是建構的、曆史的、地方的、移動的、開放的，而不是先驗的、實體化的、鐵板一塊的、固定的，不能習以為常地將其正當化。毋寧說，它其實是一個社會事件，是一個場域中資本較量的問題。

尤其可貴的是，反思性文學理論認為其研究對象是參與性的。也就是說，反思者自身也應該處於被反思之中，因為文藝學研究主體自身與所要研究的社會世界本身就是一種契合關係，“社會世界的結構”已被“內在化”了，這樣它“在這社會世界裏就會有‘如魚得水’的自在感覺”[28]。為此，反思性文學理論認為，要進行徹底的質疑，甚至不得不與研究共同體發生必要的決裂。

正是由於研究範圍等的改變，文學理論研究的範式也悄悄地改變了，如倡導文化研究、文藝社會學。這也容易引起業內人士的誤會，原因大概與上述誤會的原因相差無幾，這裏就不贅述了，隻是想重提陶東風的一點強調：“我們倡導在方法論上拓展文藝學的對象與範圍、調整文藝學的研究範式、倡導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審美活動的關注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並不是要回到‘庸俗社會學’。”[29]

三是在反思中捍衛了較為科學的參與性、實踐性與政治性。

反思性文學理論並不是沒有獨立批判性，沒有人文價值的訴求，也不是要否認社會責任，隻是主張“社會科學的政治任務在於既反對不切實際、不負責任的唯意誌論，也反對聽天由命的唯科學主義，而是通過了解有充分依據、可能實現的各種情況，運用相關的知識，使可能性成為現實，從而有助於確定一種理性的烏托邦思想”[30]。也就是說，它要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科學地參與到公共領域中去，從而真實地解釋甚至改變、創造現實。

例如，對待大眾文化現象，反思性文學理論並不是要擁戴它，膜拜它，而是要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走進它、闡釋它或改變它。反思性文學理論代表者陶東風在其主編的《大眾文化教程》中可以說對此有明確的認同：“大眾文化曾經長期處於批判席上、領獎台上，而不是實驗室中。”[31]為此，《大眾文化教程》一書對大眾文化的生成原因、運作機製、性質特點、接受方式等各方麵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研究，而其分析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迎合它，當然也不是一味地否定它，而是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建構它，以推動其良性發展，同時發揮其文化政治的諸多效用，從而推動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化公共領域和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發現，反思性文學理論是有參與訴求和人文關懷的，大概也正因此，陶東風才會負責任地關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玄幻文學、語文高考、百家講壇、文學的祛魅、公共媒介等大眾文化現象，才會主張重建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

四是在反思中有自覺的知識建構。

反思性文學理論不是要“狂歡化”地破而不立、解構而不建構，而是要立一種科學的、有反思旨趣的知識，建構一種非誤識、非自戀的知識。正如布迪厄研究專家華康德所言：“認識反思性根本不鼓勵自戀症和唯我主義，相反，它邀請或導引知識分子去認識某些支配了他們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定的決定機製（determinisms），而且它也敦促知識分子有所作為，以使這些決定機製喪失效力；同時，他對認識反思性的關注也力圖推廣一種研究技藝的觀念，這種觀念旨在強化那些支撐新的研究技藝的認識論基礎。”[32]也就是說，反思性文學理論認為反思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有所發現，發現知識生產的機製，從而建構一種更為有效的知識。這與人們理解的所謂的純粹的“壞解構”——把曆史、主體、知識、意義等全部虛無化——不同，它是要建設反思性的知識，生產更多的科學知識，從而對曆史、主體、意義做較為真實的現代闡釋。

反思性文學理論的知識建構除了表現在關於一種文學知識、觀念與方法的論著式建構之外，還具體體現在文學理論教材、大眾文化教材、文化研究教材以及其他一些反思性的學術再生產活動之中。

就教材而言，21世紀以來，反思型的文藝學教材已然成了一定氣候。這裏還是以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為例來簡要說明。可以說，該教材對那種將文學理論知識非反思化的“信仰式”教材進行了科學的指認與深刻的分析，從而與此前的教材做了較為徹底的認識論斷裂。在此基礎上，它將文學理論知識地方化、學術史化，這就避免了教材的意識形態糾纏，讓文學理論教材得以空前袪魅。

不可否認，反思性文學理論畢竟是理論，但它力圖破除“唯智主義的偏見”，走出“理論拜物教”的困境，為理論祛魅。這樣就使得反思性文學理論具有了實踐訴求，從而可能達到“經驗研究中實踐操作的重大變化，並帶來了相當實質性的科學收益”[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