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學學科反思的曆程中，隨著反思的深入，對文藝學學科做知識學反思的文獻也逐漸增多。[1]2007年第5期《文學評論》專門以專題“文藝學知識形態批判性反思”，刊發了李西建《文化轉向與文藝學知識形態的構建》、陶東風《反思社會學視野中的文藝學知識建構》和章輝《反本質主義思維與文學理論知識的生產》三篇論文。[2]
事實上，作為文藝學學科反思代表人物的陶東風早在2001年發表代表性論文《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時，就已然從知識立場的角度對文藝學學科進行了反思。不可否認，此文開啟了此後學界關於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研究及論爭。後來，陶東風又刊發了相關論文數篇。鑒於學界在文學理論知識問題上的研究主要由陶東風引發，因此，這裏以陶東風為考察中心，討論文學理論的知識學反思問題。
就知識學角度看，陶東風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這篇重要文章中，主要對自身的知識立場進行了較為鮮明的標示，即對本質主義進行顛覆，對反本質主義則心有戚戚焉。當然，陶東風所言之反本質主義並非此後人們所誤以為的那樣：反本質主義即認為文學沒有本質，並反對任何有關文學的本質言說。事實上，陶東風在該文中有一段對自身反本質主義立場的清晰表達：“我們所說的反本質主義並不是根本否定本質的存在，而是否定對於本質的形而上學的、非曆史的理解（在這一點上不同於有些‘後’學家那種根本否定事物具有任何本質的極端反本質主義），尤其不讚成在種種關於文學本質的理論中選擇一種作為對於‘真正’本質的唯一正確揭示。”[3]陶東風反對本質主義的目的不是否認本質，他認同反本質主義也不是要否認本質，而是要讓本質的存在不再神秘。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堅信本質的存在是有條件的，必然會受到社會曆史因素的製約，也因此是可以反思的。他之所以持這種觀念，就是因為他認同的是自由、多元、民主的文藝學，希望保持文藝學知識的曆史性、地方性。
幾年後，陶東風在他所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一書中，依然持如此立場，並且寫了一段與文藝學知識觀念更為直接的話：“一方麵我們堅信文學與其他的人類社會文化現象一樣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不存在萬古不變的文學特征（本質），因而也不存在萬古不變的大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同時我們也不否認，在一定的時代與社會中，文學活動可能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特征，關於文學的各種言說也可能出現大體上的一致性，從而一種關於文學特征或本質的界說可能在知識界獲得相當程度的支配性，得到多數文學研究者乃至一般大眾的認同。但是我們仍然不認為這種‘一致性’或‘共識’體現了文學的永恒特征或對於文學本質的一勞永逸的揭示。相反，這種‘一致性’與‘共識’的出現是有具體的社會曆史條件的，是與各種非文學因素相互纏連的，是一種曆史性與地方性的話語建構。”[4]按理說，這段話已經非常清晰地表明了陶東風對於文學本質的看法了，但是畢竟其整體的言說是要反對關於文學的本質主義，給人的整體印象也是要顛覆此前的文學理論知識觀念，因此，陶東風此處關於文學本質及其所標示的文學理論知識觀念無論如何都顯得像是“小敘事”，似乎是避免自己走極端或照顧人們情緒的安慰之詞。無論如何，這都不足以讓人們去細讀其文學理論知識觀，誤解也就不可避免。人們認定陶東風乃反本質主義文藝學的代言人。
此後，學界圍繞反本質主義進行了論爭。[5]陶東風對自身所持的建構主義文藝學知識立場進行了確認，他寫道：“我是一個建構主義者，強調文藝學知識（其實也包括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建構性，特別是其中的曆史性和地方性。”[6]所謂“文藝學知識的建構性”，即文藝學知識的生產是有條件的，文藝學所生產的知識並非絕對的真理。任何知識都是特定曆史語境下的知識生產主體在某一場域中生產出來的，它的生產與自身在場域中的位置有關，因此，任何生產出來的知識都是可以反思的。應該說，陶東風的這種建構主義文論知識觀是一以貫之的。
建構主義的文藝學知識立場是針對本質主義而言的，本質主義往往以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認知這個世界，並且堅定地認為，人們可以找到事物的本質。事物的本質與社會條件無關，它是永恒的、實體的存在。這種本質主義主導的文學理論，“總是把文學視作一種具有‘普遍規律’‘固定本質’的實體，它不是在特定的語境中提出並討論文學理論的具體問題，而是先驗地假定了‘問題’及其‘答案’，並相信隻要掌握了正確、科學的方法，就可以把握這種‘普遍規律’‘固有本質’，從而生產出普遍有效的文藝學‘絕對真理’。在它看來，似乎文學是已經定型且不存在內部差異、矛盾與裂隙的實體，從中可以概括出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規律’或‘本質特點’”[7]。不可否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主體中持這種文學理論知識立場者並不鮮見。一直到今天，認為文學理論乃研究文學特性和普遍規律的看法似乎都占據著主流地位。其隱含的無意識是，文學理論乃發現知識的學科。當然，問題恐怕還不在於文學理論是否發現知識，而在於是否承認其所發現的這種知識是絕對的，不可置疑的。如果承認，那麽這種文學理論知識觀無疑是本質主義的，並因此區別於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知識立場與本質主義知識立場之差異就在於知識生產主體如何看待針對知識本身所進行的知識學反思問題。對此，陶東風說得非常簡潔：“一個基本的方法可以用來區別建構主義和本質主義：建構主義視野中的知識是可以而且歡迎對自身進行社會學反思的，而本質主義視野中的知識是不能而且拒絕進行社會學反思的。”[8]
那麽，對文學理論進行社會學反思如何可能呢？我們不妨看看陶東風是如何借助布迪厄理論來進行的。其一，在陶東風看來，持建構主義文學理論知識立場的知識生產主體要具有自我反思的精神。他要意識到自我反思的必要性。因為知識生產主體的生產行為始終是作為“人的社會實踐活動而不是單純的理論活動或認知活動”[9]，知識生產主體在從事文藝學知識生產時不可能脫離一定的主客觀條件，不可能離開知識生產場域。因此，自覺而有效的文藝學知識生產，必定要求其生產主體不但要知道自己生產了什麽樣的知識，而且要知道自己為什麽要生產這樣的知識，是哪些因素在製約著自己的知識生產。[10]其二，要具體分析知識生產主體在場域中的位置。文藝學知識生產主體在場域中的位置及其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往往決定著他們的文藝觀點、文藝立場、文藝趣味等。換言之，文藝學知識生產主體持怎樣的立場、觀點、趣味並不是天生的、本質化的，而是其位置特征的體現。以文藝學場域為例，有些人傾向於維護現有的知識係統和知識生產格局，有些人則傾向於顛覆這個係統和格局，有些人則既有維護又有顛覆，這實際上就是場域中占位不同之具體反映。[11]
如果說2001年陶東風寫作《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是在場域中“爭勝”的話，那麽2007年的這一次反思則是持建構主義文學理論知識立場的陶東風，對包括自身在內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主體所做的更為殘酷、徹底的反思。[12]換言之，他在告訴人們，他從2001年開始較為集中地反思大學文藝學學科[13]，而作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主體的他究竟持怎樣的文學觀念、文學立場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都與自身在場域中的“位置”有關，並非偶然的，也不是天然的，毋寧說是有可理解的社會原因的。這一點陶東風自己是承認的。因此，多年前，在文藝學學科反思中所出現的以童慶炳和陶東風為代表的兩方在關於文學理論邊界問題上的爭論，我們就可以使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自然而然地進行分析了。
學界已有李春青先生“踐行”在前，他寫道：“如果按照布迪厄給出的研究視角來看，對於這些後起之秀來說，如何擺脫壓製，獲得言說的權威地位，乃是夢寐以求的事情。如何來顛覆師輩已有的權威地位而取而代之呢？他們選擇了另起爐灶的辦法：操傳統話語是你占優勢，操新話語則我占優勢。於是花樣翻新就成為他們的一種‘圈內政治’的重要策略。如果能夠在這個場域中推廣一種全新的話語係統，則其推廣者就自然而然地占據了權威發言人的地位。對於師輩，他們作為生活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是禮敬有加的，而且從心底裏還往往有一種孺慕之情——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老師的辛勤勞動與殷切希望。但是對於師輩們的學術觀點、學術方法以及權威發言人的地位，他們都深不以為然，因此主張用文化研究來取代文學理論，或者宣布‘文學理論死了’，文學理論的邊界應該擴大等觀點，無不蘊含著顛覆師輩之權威地位的‘狼子野心’，觀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14]
李春青的分析應該說是非常精彩的，也非常容易被人理解。但是，如果我們不理解場域理論，隻是回到常識來看，則恐怕會產生誤解。例如，當事人會很氣憤，甚至還會對李春青的分析感到不可理喻：我們怎麽可以將如此嚴肅的學術之爭化約為**裸的“爭權奪利”呢？對此，李春青怕被誤解而補充道：“然而如果拋開了情感因素和狹隘的道德觀念，則這正是人類文化演進之常則，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15]對於人情世故而言，這一補充說明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從學術論，我們更應該理解李春青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布迪厄的理論，因為隻有這樣，我們才會發現陶東風和童慶炳關於文藝學的論爭具有社會性、客觀性，同時也是真誠的。在學術史角度，我們會發現使用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理論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進行反思是有必要的，因為反思可以讓知識生產主體意識到其處身性條件，同時可以營造唯真理是求的氛圍，對於學科自主性建設不無價值，甚至還可以應對學科危機，指明學科未來發展方向。然而，回到現實，正如有學人所指出的那樣，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卻很少被納入文化再生產的社會場域中去反思，同時，“深植於學科知識建構過程的學者們的‘集體無意識’特征、習性生成等問題也沒有得到深刻的昭示。至於由學科符號生產專家們組成的‘圈子’的權力運作軌跡和遊戲規則等，更成為知識場域中的行動者們習以為常、心照不宣或諱莫如深的現象”[16]。為此，陶東風對文藝學知識場域的反思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而李春青就此的評論也非常有價值。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陶東風的反思是自覺的，他嚴格承認也遵循了反思社會學的規則。他並沒有礙於師生情麵，有意把爭論解釋得冠冕堂皇，毫無鬥爭的痕跡。同時，他不是為了某一目的而故意反思爭論，因此，他的反思及其引發的爭論是徹底的，其建構論文學理論知識觀是真誠的。[17]我們甚至會有意思地發現一個看似循環的問題：陶東風是因為反思而持建構主義的立場，還是因為持建構主義的立場才反思？事實上，在陶東風這裏，這本就不是一個問題，他隻是在落實他所認同的“建構主義視野的知識是可以而且歡迎對自身進行社會學反思的”[18]。換言之，建構即反思，反思即建構，二者合為一體，使得他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更加自覺。甚至於，因為這種徹底的反思，陶東風塑造了自己對文學理論的獨特理解。如果要命名的話，那不妨稱之為建構主義文學理論，或曰反思性文學理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