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陶東風、南帆與王一川等人的教材文論反思，也有學者提出異議[25]，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麵。一方麵，是針對具體的教材展開的討論。這裏僅考察支宇與陶東風之間的相關爭鳴。另一方麵，是針對反本質主義知識型的教材所做的整體質疑。這裏則以朱國華的討論為考察中心。
支宇首先肯定了陶東風的文論教材反思工作，認為陶東風的教材文學理論乃“新銳的文藝學話語”，並且認為其反思是有啟示意義的。在他看來，反思工作最大的意義在於“從根本上解構了傳統形而上學知識生產的‘本質主義’神話”[26]。陶東風對中國新時期以來的主流文論教材所操持的兩套主導話語，即階級工具論話語、審美自主論進行了有效的質疑，從此以後人們恐怕再也不會想當然地將任何一套文論話語不加反思地視為真理了，這極大地解放了文藝學的知識生產力，使文藝學獲得了活力和創造力。
支宇接著指出陶東風的教材文學理論存在的問題。在他看來，陶東風的教材文學理論是反本質主義的，以此反思故有文學理論固然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使其反思存在諸多局限。支宇認為其局限至少有三。
第一，解構有餘而建構不足。支宇認為，由於徹底否定本質，因此陶東風不可能建構一種關於文學本質的言說。在支宇看來，這其實是“虛無的文藝學、癱瘓的文藝學”[27]。
第二，沒有找到“根本問題”。支宇認為，文藝理論教材和知識生產所存在的危機和根本問題，並不是本質主義所致，而是當前的知識生產機製導致當代文藝理論教材和知識生產隻能如此這般地存在。他分析道：“20世紀中國文藝實踐和文藝理論一直是意識形態進行權力爭奪的重要領域，而意識形態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獨斷論色彩，它以‘真理’權威自居，不斷命令文藝按它所謂的‘真理’眼界來看待現實、反映現實乃至生產現實。這樣，政治意識形態是一切思想文化活動的‘元敘事’。它排斥異己，獨斷專行，任何知識生產都隻能遵循它的話語邏輯和理論立場，它也隻有它自己才是判斷‘是與非’、‘真與假’的唯一標準。”因此，文藝學注定隻能成為“政治意識形態在審美領域中的理論衍生物”[28]。
第三，生產的知識“碎片化”“肥胖化”和“空洞化”。在反本質主義的理念指導下，采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生產出來的文藝學知識必然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整體的，因此是碎片化的。由於在知識生產過程中往往需要將古今中外所有有關文學的“知識”都納入進來並做具體論述，因此難免會出現“肥胖”。由於主要是對既定的文藝學知識展開反思，所以必定“陷入一種隻思考過去而背離現在的高蹈狀況和空洞狀態”[29]。
針對支宇的批評，陶東風予以了回應。
首先，關於“解構有餘而建構不足”。在陶東風看來，這一指責是不成立的。陶東風認為自己的文論知識觀雖然是反本質主義的，但並不是非本質主義的，準確地說，它是建構主義的。“建構主義是反本質主義的，但卻不是反本質的主義，不認為關於本質的言說是不可能的。建構主義自己就是一種言說本質的方式，也就是反對通過本質主義的方式言說本質。它認為一切這類的本質言說都隻是眾聲喧嘩的‘意見’而不是定於一尊的‘真理’。建構主義並不認為本質言說是不可能的，而是認為，那些聲稱自己是唯一正確、合法的本質言說是不合法的。”[30]事實也是如此，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對文學理論史上各種文學知識進行“知識社會學”的言說，其實就是承認了各種文學“本質”，隻不過，他拒絕把任何一種本質視為絕對真理。
支宇在評論陶東風的觀點時說：“我們能不能將‘反本質主義’作為一種文藝學思想語境，在沒有獨斷‘本質’和永恒‘真理’的專製與暴政之下創造出各式各樣暫時的、具體的、謙和的文學‘本質’和‘真理’？看來，‘反本質主義’文藝學所導致的‘理論癱瘓症’可能還得通過每個理論家獨特的‘本質化’才能真正解決。”[31]持建構主義觀點的陶東風恰恰不否認“暫時的、具體的、謙和的文學‘本質’和‘真理’”，他隻是要求這種文學本質、真理可以討論，可以反思，而對“獨斷‘本質’和永恒‘真理’的專製與暴政”保持高度警惕。
這樣說來，在關於文學本質的理解問題上，陶東風與支宇恐怕並沒有根本差異。支宇似乎在以本質主義的文論觀念討論他所認為的“反本質主義”者——陶東風——的文論觀念。支宇承認本質的存在，並著意尋找非威權主義的“本質”，但他畢竟不是絕對的本質主義者，他也具有一定的反本質主義傾向。陶東風雖然是反本質主義者，但他並非徹底地否定本質的存在，隻是認為任何本質都是建構的，都是可以反思的。如果支宇區別了建構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並且不將陶東風視為“無本質主義”者，那麽他對陶東風的批評會更中肯一些，同時，也不會出現如陶東風所指出的“自相矛盾”，即支宇認為陶東風所反對的，事實上卻是陶東風所認同的。陶東風的確不反對建構本質，他和支宇一樣，都讚同在“沒有獨斷‘本質’和永恒‘真理’的專製與暴政之下創造出各式各樣暫時的、具體的、謙和的文學‘本質’和‘真理’”。
不妨說，陶東風與支宇都反對絕對的本質主義，但陶東風不試圖尋找本質，而試圖研究本質，主張對一切與本質有關的文學言說展開反思性研究；支宇卻試圖在反對絕對本質主義的自覺意識支配下尋找某一“本質”。
其次，關於沒有找到“根本問題”。陶東風是從知識論的角度（知識生產的思維方式）出發，支宇則是從社會條件的角度出發，或者說相對而言，支宇是從“外部”找原因，陶東風是從“內部”展開反思。在這一點上，支宇顯得更切合社會語境，更有本土的生存感，但雙方依然沒有根本衝突。[32]
陶東風的教材文論在反思文學知識的時候，會語境化地進行分析。陶東風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中談及文學自主性問題時就指出，自主性是有社會條件的。例如，“**”時期文藝活動之所以“不自主”，就是因為這時期的文藝活動“寄生於計劃經濟體製（包括文藝的計劃體製）、一元化的僵化的政黨意識形態之中”；而20世紀80年代的文藝活動有一定的自主性，並且自主性觀念深入人心，則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意識形態的變化有緊密關聯。[33]陶東風甚至下結論說：“真正致力於中國文藝自主性的學者，應該認真分析的恰恰是中國文藝自主性所需要的製度性背景，並致力於文藝場域在製度的保證下真正擺脫政治與經濟的幹涉。”[34]可見，陶東風的文藝學學科反思也是有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能夠結合語境進行具體分析。就此而言，陶東風的反思工作看似是從“內部”展開反思，但其實並沒有脫離“外部”。支宇所謂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說，並沒有超出陶東風的視野。甚至我們可以說，陶東風是在爆破並自覺地抵製“威權主義”意識形態。這從其關於文藝學知識生產的曆史化與地方化，並且主張文藝學知識生產與傳播的程序正義中可以看出。事實上，這正是建構主義題中應有之義。[35]或也因此，朱國華不無道理地指出：“專製主義往往借助於本質主義的元敘事來宣布真理，不僅壟斷了對於事物的合法定義，而且，還通過對這一真理的再生產和再確認，將自己的支配地位不斷地自然化、常識化、正當化和永久化。因此，從這樣的意義上來看，對文學理論教材的本質主義思想傾向的攻擊，就具有了強烈的文化政治的含義。”[36]
最後，關於生產知識的“碎片化”“肥胖化”和“空洞化”。之所以對這一問題產生分歧，主要是由於陶東風和支宇對文學理論的理解不同。在陶東風看來，“文學理論是對文學話語活動的自覺反思。如果說它和一般的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有什麽不同，那麽，這個不同就是它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覺性，是元理論層麵的話語活動。任何學科都有元理論，元理論就是理論的理論，是對理論話語的建構性本質的揭示。文學理論就是文學學科的元理論”[37]。依陶東風之意，文學理論尤其是教材文學理論，不是要主動建構一種關於文學本質的言說，而是要反思所有有關文學本質的“知識”。反思既有的各種文學理論，其目的是力求找到文學觀念的生產機製，既而使人們自覺、理性地認識到其所持有的文學觀念並非沒有條件，同時讓人們借此理性而自覺地選擇某種自我認同的文學觀念。基於這種文學理論觀，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呈現出“碎片化”“肥胖化”“空洞化”的特點，隻是這幾個語詞已然不是貶義了。
當然，如果支宇依舊認為文學理論就是要講述確定的文學知識，分享自認為是整體的、穩定的有關文學的“本質”，那麽他與陶東風的分歧當是不可化解的。倘若果真如此，支宇也就無須再行攻訐了，因為退一步說，文學理論可以是理論體係型、流派呈現型[38]，或也可以是問題反思型的。問題反思型文學理論具有流派呈現型文學理論之優勢。它以基本問題為中心，將文學理論曆史上各個流派的相關理解呈現出來。這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決張法先生所意識到的問題：“西方的流派理論在中國不被看成流派理論，而被看成流派史，從而很少體會到流派理論中包含的‘理論實質’。”[39]
以上是學界針對個人所做的反思，我們僅選擇了其中一個典型予以呈現。這類反思往往是出於對反本質主義的不認同。尚有一類反思，則是出於對反本質主義的認同，即針對此一知識型的教材所做的整體反思，數量也相當可觀。這裏則以朱國華的討論為例予以說明。
朱國華主要對反本質主義教材如何可能的問題進行了一番目前或許最徹底的考量。[40]朱國華首先對反本質主義的教材進行了肯定。其一，反本質主義文學理論教材對既定的教材進行反思，並未悖逆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從“教科書”形態到“教材”形態轉變的趨勢，也就是越來越重視文學理論的學科意識和知識屬性，淡化其政策宣傳和意識形態的色彩。其二，反本質主義文學理論教材在標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走向開放、多元和民主的同時，無疑具有“政治正確的意味”，為此之故，可以認為“置身於全球性民主化浪潮的今天，規劃反本質主義文藝學教材的建設，不僅僅具有重大的文化價值，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41]。
基於觀念的認同，朱國華對反本質主義教材的反思並不是要否定它，當然也不是要為當前幾種相關教材實踐進行辯護，而是要通過反思發現其局限性，進而使反本質主義教材的編寫更為自覺，更為徹底。在朱國華看來，南帆、王一川、陶東風所共享的反本質主義文學理論教材雖然自覺，但做得並不徹底，尚有兩方麵的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如何找到絕對的主體來承擔反本質主義教材的書寫。反本質主義教材之所以會出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相信這個世界有哪一種文學理論教材是由絕對的主體所書寫的，因此很難寫出“絕對真理”式的教材。既然如此，我們就隻能書寫反本質主義的文學理論教材。但問題是，與不能找到絕對主體書寫本質主義的教材一樣，我們也找不到書寫“反本質主義”教材的絕對主體。因此，聲稱反本質主義教材的書寫者無一例外不沾染本質，這一定意義就表明了不存在徹底的反本質主義。比如，南帆的文學理論教材依然保有全知全能色彩的敘事風格：“這實際上是把教材寫作者的個人觀點偷換為普遍性的觀點，將個別主體悄悄置換為普遍主體，無法確認這是否是編寫者的本意，但這確實容易給我們造成絕對真理的幻覺。”[42]陶東風書寫教材的時候放棄書寫者的差異而追求統一的編寫體例，無疑有對普遍主體不自覺的訴求，這就表明了其依然存在本質主義的嫌疑。王一川的教材因為是個人所著，也就沒有明顯的以普遍主體壓抑差異化的主體這一問題，但其教材存在獨白的封閉結構問題，這一點讓我們看到了“本質主義的慣性力量在他教材中的頑強存在”[43]。
第二，如何做到曆史化。曆史化無疑是破解本質主義的有力武器。但問題是，它還牽涉到一個如何理解曆史的問題。反本質主義的文學理論無疑不能認同線性曆史觀，因為這種曆史觀主導下的文學理論教材書寫會落入本質主義的陷阱。朱國華認為，南帆雖然重視曆史化，並且將它轉換成關係主義，但最終還是“透過社會曆史語境諸重關係來發掘文學理論諸概念的意義，這一點並沒有太大變化”[44]。陶東風主張用事件化方法來處理文學理論的知識，這是值得肯定的後現代做法。但問題是，我們往往還是用“風化的”曆史來理解文學理論，以至於即使把文學理論寫成文學理論史，但“作為文學理論史而言，它與別的中西方文藝理論史在方法論上並無突破”[45]。
鑒於這兩方麵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朱國華下結論說，這三種新世紀教材與傳統的教材相比較，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它們的“進步”隻是程度上的。
我們認為，朱國華的反思非常有意思。就反本質主義的主體和書寫而言，他的確思考得非常徹底。如何找到反本質主義的主體，並且采取怎樣的言說方式來言說文學理論才能實現反本質主義所期待的文學理論教材，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對此，我們認為，反本質主義如果徹底化，恐怕就會演變成“反本質主義”其本身就是“本質主義”。據此而言，反本質主義不能完全徹底化，我們的確找不到反本質主義的絕對主體。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自覺地”談論本質，也不意味著反本質主義完全不能言說而隻能保持沉默。隻是我們的確要進入反本質主義的極致境界，盡量去壓縮本質主義的空間。上述三本反本質主義的教材應該說是有這種自覺的，這是值得肯定的。朱國華的反思當然不無道理，因為無論怎樣自覺地反本質主義，都不可能做到徹底，上述三本文學理論教材的不徹底性的確是存在的。
至於曆史化方麵，朱國華的提醒是非常中肯的。在他看來，反本質主義的文學理論書寫沒有實踐後現代曆史觀，在解釋具體的文學理論知識時，沒有對知識做具體的事件化反思。在梳理文學理論知識體係時，它們甚至把非同一曆史語境的知識硬性地拉扯在一起予以敘述，似乎如此方顯得有曆史統一性，而這恰恰就是反本質主義文學理論應該反對的。對此，餘虹也曾指出，文學理論是有生死性的。這也就是說，不同的曆史時段中的文學理論之間可能是不可通約的，而是有差異性和封閉性的。為此，文學理論的曆史性就不能依據“‘影響’和‘自然時間的延續’來確立它與別的係統之間的連續性和同一性，而是要確定與它相對的係統封閉性和與別的係統在空間上的差異性，由此標畫它生與死的曆史性時間，並在這一時間中來看它的王國”[46]。應該說，在文學理論教材書寫過程中將文學理論曆史化，並去除那種線性的“大曆史觀”是可以努力做到的。這就要求我們把在不同語境下出現的文學理論知識區分開來，對其進行事件化的處理，分析其具體的曆史語境、問題意識、學理等。
非常可貴的是，朱國華在反思後現代文學理論教材的問題之後，還為如何盡量以反本質主義的方式表征文學理論教材這一問題做了建設性思考。依其之見，文學理論教材要持建構性的反本質主義觀念，落實到實踐，大致有兩種可能的做法。其一，流派史的寫法。一一展示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允許各抒己見，但要對其進行評論，甚至得出結論。這種方式還是有局限性的，如化約理論，不能事件化的敘事策略。其二，經典文論選讀，即邀請專家撰寫專題論文。但這樣的做法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本科生很難讀懂國外的相關論文，如何取舍文本也是個難題。
朱國華認為還要考慮教材的具體實施條件。他指出，反本質主義教材要想付諸實踐，就需要有相應的社會條件。他考慮了教師、學生乃至整個教學活動的社會機製，寫道：“如何使得文學理論課的教師能夠理解並掌握反本質主義的意義、方法、思路，並在教學活動中加以具體運用，如何使得剛剛告別高中應試教育的大學生適應這樣具有較大學習跨度的文本閱讀，如何使得今天的教育體製逐漸接受新型的教材，並據此修改傳統的教學檢查和考試方式——閉卷考試必然與本質主義的邏輯相一致，等等，這些相互聯係纏繞的問題，決定著任何反本質主義教材的實際價值。事實上，如果確保反本質主義的教材得以健康存活，那差不多意味著作為它的條件的上述諸多因素的結構性全麵轉型。隻是改變教材，而不改變體製的運作方式，不改變這個支配著教材的生產和接受的係統，那麽，教材的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淪為一紙空文。”[47]我們認為，朱國華對反本質主義這種帶有挑戰現行教材形態及教育教學社會條件的新事物所做的“知識製度”的反思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我們至少應該在現有的空間下，努力推動反本質主義文學理論教材的實施，因為“它必將是未來的大趨勢”[48]。為此，我們有必要圍繞此一問題再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