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文學理論學科反思，文化研究逐漸合法化了。但是，在這一合法化的過程中，文化研究也遭遇了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這恐怕是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另一種方式。與文化研究反思文學理論不同，這種反思主要是從文學理論學科的角度反思文化研究，其旨歸是指陳文化研究的局限。綜觀之，它大體是從以下三個方麵進行的。
首先，是外部研究的問題。
在文化研究興起之前，文學理論研究主要談論文學的審美特征，討論文學的語言、文體和敘事技巧、文本風格等，並以鑒別文學的等級為樂，這被視為文學理論的“內部研究”，也契合了人們要避免意識形態幹擾學術研究的正當訴求。因此，內部研究在學人心目中似乎天經地義，幾近成為文學研究的正宗。對此，曠新年曾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予以了精彩的論述：“在80年代初，‘新批評’等西洋理論傳銷進來以後，文學經曆了一個‘除魅’的過程。中國的文學批評於是有了所謂‘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區別，‘內部研究’要比‘外部研究’來得高貴。文學要擺脫意識形態的附庸的地位，返回到所謂‘文學自身’。文學批評要拋棄陳舊過時了的社會學的批評方法，轉向形式的批評。80年代的批評家打著燈籠要去尋找‘文學性’。可是在90年代他們玩了一陣文學或文學性之後，才突然發現文學不見了。尤其是在跳了一陣後現代主義的**之後，文化批評取代了文學批評。”[27]對曠新年的這種描述，如果我們暫不論其意圖，則可以看出他也是以內外之分來區分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而文化批評固然是外部批評。杜書瀛曾以曠新年的這一描述為例，來描述“新時期文論軌跡”的“內轉外突”，並強調說：“文化批評顯然是接近於‘外部研究’傾向的一種批評。”[28]不過，杜書瀛對於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劃分持一種較為中和的判斷：“我們的現代文藝學，既需要所謂‘內部研究’，也需要所謂‘外部研究’，更需要‘內’‘外’結合的研究。以‘外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內部研究’，以‘內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外部研究’，都是有害的、片麵的。應該避免各種片麵性。”[29]
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劃分，在中國恐怕是受了韋勒克等人《文學理論》的直接影響。[30]這種內外的劃分隻要不二元對立起來，以至於視內部研究或外部研究為低級研究，或不是文學研究，則也無妨。[31]但問題是，我們往往很難做到一視同仁，以至於當我們將文化研究視為外部研究的時候，其實更多的是在對文化研究進行負麵的判斷。在文化研究合法化的過程中，有不少學人正是如此指責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的。例如，閻晶明認為，20世紀90年代，“文學批評就這樣被文化批評取代，成為無足輕重的嘮叨陪客，對作家作品的具體闡釋成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鋒芒的可憐行徑”[32]。基於這種判斷，他認為，文學批評應當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闡釋”，“這是文學批評不做文學附庸、不被文化湮滅的必經之路”[33]。吳義勤更是直截了當地認為：“文化批評說到底仍是一種外在研究，從批評思維上說，它與先前的社會學批評並無本質的差別，因此，它仍存在強加給文學太多的‘意義’‘象征’，從而使文學非文學化的危險。”[34]
其實，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劃分隻是一種策略性的劃分，並沒有純粹的所謂外部研究、內部研究。外部研究中有內部研究，內部研究中有外部研究。即使研究所謂內部的文學審美，也並不是沒有社會政治的映射訴求；文化研究誠然有強烈的政治訴求，但也不是不對文本展開細讀，完全脫離文學直接言說政治的研究。對此，陶東風做了很深入的辨析。
其一，陶東風區分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為了不引起誤解，他區分了廣義的文化研究和狹義的文化研究，並把狹義的文化研究命名為文化批評。文化批評是文學批評的一種。因此，不應該將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相對。按照約定俗成的觀點，文化批評應該與審美批評相對。人們認為文化批評是外部批評，乃是因為認定審美批評是內部批評，並且認為內部批評才是文學批評，而作為外部批評的文化批評並不是文學批評。陶東風認為，這是一種偏見。因為文學批評的形態不可能隻有一種，也無所謂高下。倒是為什麽在某一時期某種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會被建構為主流的文學批評才是值得研究的。
其二，就算文化批評是外部批評，也不能因此就認為它不需要也不會如內部批評一樣細讀文本，因為“文化批評雖然不是以揭示文本的‘文學性’為目的，但卻不是脫離文本的‘離弦說像’”[35]。而且，文化批評無論在方法上還是觀念上，其實都受到了內部批評所津津樂道的語言學和結構主義的影響。就方法來看，諸如敘事結構分析、語言形式研究和文本細讀是文化批評所重視的，也是文化研究所需要的，這一點早已被文化研究學者所承認：“主要的人文科學，尤其是語言學和文學研究，已經發展出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36]就觀念來說，文化批評認同了語言學轉向所表明的世界文本化、符號化，同時也接受了語言學轉向所帶來的文化唯物主義的觀念及文化建構主義觀念，甚至以此為哲學基礎，這都表明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評並不輕視文本、符號。
其三，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或形式主義批評的差異在於目的和旨趣的不同。簡言之，文化批評不把文本視為自主的客體，其研究的最終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審美特性，而是“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以及文本所隱藏的文化—權力關係”[37]。
應該說，陶東風的辨析有助於我們弄清楚文化批評，它至少告訴我們文化批評即使是外部批評，也不是不對文本進行分析，隻是它分析的目的不同於審美批評，但我們不能因此判定它與審美批評就是敵對的關係，更不能因此認為它不是一種文學批評。
其實，隻要我們對文化批評有基本的了解，就不至於誤解甚至不計較其所謂的外部研究了。這一點可以從閻晶明身上見出。在理解了文化批評之後，他甚至呼籲：“文學批評家應當具有文化批評的眼光。”“從文學出發，又超越文學，把文化、政治和社會現象視作一部文學作品來有細節地解讀。在當下中國，這樣的期盼非常迫切。”[38]閻晶明所言，從一個側麵表明了文化批評/研究終於被文學研究接納了。[39]其之所以被接納，恐怕在於文化批評的視野、方法對於有效理解文學不無助益。[40]
其次，是文學自主性的問題。
對文化研究的另一個反思是說，文化研究不堅守文學自主性，而是把文學及文學研究視為工具。這是違背當前我們追求現代性的大方向的。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一文即持此論。他認為，我們的文學理論要麵向現代性，而文化研究以後現代性為主導，現代性的文學理論是自主的文學理論，是把文學視為文學的理論。文學是有其獨特性的，是藝術思維的產物，那些不能引起審美感受的文字是不會成為文學藝術的。但文化研究卻看重文學及文學研究的社會性、政治性，這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和文學理論訴求不符。[41]
錢中文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彰顯了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衝突。他之所以會反對具有後現代性的文化研究，乃是源於他依然試圖通過文學理論為文學立法，既而表達對現代化的認同。他不認同將文學理論定位於有效闡釋當下文學文化現象的後現代做法，因為他很擔心文化研究的後現代性會對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社會現代化產生不良的幹擾。[42]
吳炫在《中國當代文化批評的五大問題》中也認為，文化研究會消解文學獨立之現代化走向。在他看來，現代中國文學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追求文學自主性，雖然有亦步亦趨之嫌，“暴露出藝術無力或文化錯位問題”，但總體而言是值得肯定的：“近則具有擺脫文學充當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現實意義，遠則具有探討中國文學獨立的現代形態之積累的意義。”[43]然而，文化批評卻中斷了這一現代性追求的進程，不再關注文學自身的獨立性問題了。
吳炫接著比較了中西文學現代性的差異，他很敏銳地發現中國文學獨立性的缺失與“沒有根本改變被意識形態製約的格局”，“沒有改變文學對商業利益、生存快樂時尚的依附”有關。基於此，吳炫認為：“中國文學的本體論和獨立性問題，不一定是西方式的‘對抗’和‘超越’於現實的，而很可能是‘親和’現實又能‘穿越’現實的；中國文學和作家的獨立性問題，不一定是遊離於現實政治的另一種政治性和審美性的‘對抗’階層，而是一種在現實政治中以自己的創造性穿越現實束縛的力量。”[44]應該說，吳炫的看法很切合本土語境。簡而言之，他要表達的恐怕是，在現代性分化並不能保證文學完全獨立生存的條件下，中國文學的自主性不應是遠離現實，而應是超越/穿越現實。如果我們對吳炫的意思理解得不錯，那麽他擔心文化批評/文化研究會消解文學現代性這一點無疑是多慮的。文化批評正是強調文學/文化的獨立價值，並且試圖通過文學/文化批評的方式來參與公共領域，既而實現文化理想。它正好反對那種因文學要保持自主性就非要遠離社會生活的主張。但文化批評在聲稱介入社會現實，關注生活實踐之時，並不是要將文學/文化以及文化批評自身工具化，否則它便不會堅持邊緣化立場了。
對於吳炫等先生質疑和擔心文化研究消解文學自主性、反現代性的問題，陶東風先生進行了回應。陶東風區分了文學自主性的兩個層麵：一是製度建構的層麵，二是觀念方法的層麵。前者是自主的文學場的製度建構問題，後者是具體的文學觀念及文學研究方法的問題。他認為，文學自主性消解的根本不在於文學觀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自律與他律，而在於有沒有一個自主的文學場。自主的文學場是一個多元、寬容的文學場，有現代製度的保證，因此可以說：“文學場的獨立性不過是言論自由的現代民主精神在文學領域的製度化表現而已。”[45]有了這樣的文學場，文學的自主性就會有保證，因為場內的任何觀念恐怕都沒有借助製度的力量來幹預文學自主的可能，而場外的力量更難以直接進入文學場影響文學自主性。顯然，文化批評作為一種即使有他律傾向的文學觀念及研究方法，並沒有威脅文學場的自主性，事實上也不能因為文化批評的文學觀念及研究方法就判斷它是反現代的、反自主的，否則就會出現把魯迅、梁啟超視為反現代的笑話。陶東風因此得出結論說，不能根據文學觀念及研究方法就判斷其現代與反現代，關鍵要看它是否借助製度性力量幹預文學場。
其實，文化研究並不反對現代性，一如後現代性也可能是現代性的高級階段一樣，後現代性還可能使得現代性更現代性。在文化研究看來，文學隻有參與公共領域，才有可能改變不現代的環境，隻是文學的參與不是那種完全他律的參與。從這個方麵來說，堅持文學自主性是有道理的，也是文化研究所讚成的。文化研究隻是擔心，如果文學及文學理論固守在現代體製之下，遠離公共世界，這樣的文學及文學理論即使有自主性與現代性，恐怕也無濟於事。
雖然在文學理論學科視野下，人們對文化研究進行了深入的質疑和反思，但文化研究並沒有因此被文學理論所否認。對此，我們非常認同李春青所言：“文化研究是當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富有生命力和積極意義的一種研究路向，也可以說是一種真正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狀況與文化狀況的研究模式，因此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任何一個學科無視這種新的研究路向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議的。文學理論不能為文化研究所取代……但是文學理論必須借助於文化研究提供的新思路來豐富自己。甚至可以說，當今的文學理論隻有成為文化研究語境中的文學理論才是有前途的。”[46]
最後，是庸俗社會學的問題。
因為文化研究有強烈的參與社會的訴求，並表現出明顯的政治特性，因此有學人擔心文化研究是否會讓文學淪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並重新成為政治的附庸。比如，童慶炳就曾有這種擔心，並且說文化研究甚至勾起了他對“文學為政治服務”那個年代的不良記憶。[47]
對此，陶東風做了很好的回應。他認為，隻要理解了文化研究的以下三點改變，我們就可以消除這種擔憂。
第一點，文化研究揚棄了機械的反映論。文學研究中的機械反映論往往忽略文學獨立自主的特性，把文學視為對經濟基礎的簡單直接的反映，因此粗暴地將文學還原為經濟基礎。這給曾經的文學研究帶來了諸多災難，讓人心有餘悸。文化研究深受語言學轉向的影響，並不認同這種機械反映論，而且建構了文化唯物主義，認為語言文化本身就具有物質性，是社會實踐方式之一，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對這一點，霍爾有很好的表述：“文化已經不再是生產與事物的‘堅實世界’的一個裝飾性的附屬物，不再是物質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這個詞現在已經與世界一樣是‘物質性的’。”[48]文化研究正是因為改變了對文學/文化的看法，因此才特別重視研究文學/文化的表意實踐活動本身，同時也重視文化經濟、文化產業新變化。這都是它不再認同庸俗唯物主義的表現。
第二點，文化研究克服了簡單化的階級論。簡單化的階級論把社會關係簡單、機械地還原為階級關係，然後又將階級關係與經濟基礎直接關聯起來。這種庸俗社會學的認識模式不能有效分析文藝作品，並且對作者和讀者造成了巨大傷害。文化研究突破了這種簡單化的階級論分析框架，轉而去關注社會關係與權力關係的複雜性。即使關注階級，它也不直接將文本之內的階級狀況與文本之外的階級現實畫等號。因此，文化研究有自覺的自主性防護意識，而且其研究本身也沒有被現實直接利用的主觀意願。這恐怕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點，重新理解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和文化/文學研究意義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有強烈的政治訴求，但是此“政治”非彼“政治”。文化研究的政治是學術政治，不是階級政黨的政治。陶東風先生為此寫道：“文化研究中說的政治，實際上是指社會文化領域無所不在的權力鬥爭，支配與反支配、霸權與反霸權的鬥爭，是學術研究（包括研究者主體）與其社會環境的深刻牽連。任何人文科學研究都無法完全不受其存在環境的影響，而這個環境必然是滲透了權力的，所以，隻要是紮根於社會現實土壤中的人文學術研究，就很難避免這個意義上的政治。”[49]也就是說，文化研究承認任何表意實踐活動都不可能是純粹的，都有意識形態，都有烏托邦願景，都有立場利益，都會產生塑造性和再生產性。也正是這種不可擺脫的政治特性，使得文化研究特別重視分析文學/文化生產、流通與消費活動整個過程中的權力關係。
總之，文化研究揚棄了庸俗社會學。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拋棄了庸俗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而走向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因此，從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變化中可以看出，我們對文化研究的擔心是多餘的：“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源於努力確定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理解。這種理解考慮了戰後的變化。這些變化似乎逐漸破壞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的設想，這些變化還質疑了傳統左派對政治和經濟範疇的絕對依賴。文化馬克思主義者首要關注的是：重新定義結構和動力之間的關係，因為傳統社會主義的動力即工業的工人階級正遭受質疑。他們試圖認識戰後研究的特征，重新定義社會鬥爭，闡明與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相適應的新的抵抗形式。在這個計劃中，處於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麵指示了這種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領域，另一方麵認識到這個領域是政治鬥爭的場所。就這點而言，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與主流馬克思主義傳統——尤其是斯大林主義、機械主義和經濟主義——劃清了界限。”[50]當然，要注意的是，文化研究是揚棄了庸俗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於文化研究而言，依然是值得借鑒的，正如有學人所指認的那樣：“把文化文本置於其產生和分配的係統中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做法經常被稱為文化的‘政治經濟學’。”[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