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理論學科的角度對文化研究進行反思之後，我們有必要在文學理論的語境下對文化研究進行再反思。這也可以算得上是另一種文學理論學科反思，且理由有二。其一，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關聯密切，如果意識到文學已經轉向文化了，那麽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論甚至可以被視為我們今日的文學理論。因此，對文化研究的反思，其實也是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其二，即使認為文化研究的歸文化研究，文學理論的歸文學理論，對文化研究的反思也不可說與文學理論無關，因為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乃至合法化論證與文學理論關聯特別密切。一如上述所言，文學理論學科反思實乃文化研究合法化論證的一重要方式。
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與文化研究合法化論證，如果被視為一場“戰爭”的話，應該說，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並非有了結果，恐怕最終也難分勝負。如果這種判斷合乎實情的話，那麽文化研究是否還要為承認而戰？文化研究這種號稱“反學科”的“流動型”知識還有必要將自身塑造為一種反思文學理論合法性和建構自身合法性的知識形態嗎？文化研究又該往何處去？對此，我們認為，文化研究的合法性工作當然要繼續進行，它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依然要主動爭取，但是這些工作要針對其存在的問題和難題來展開。
對於當今文化研究的問題和難題，我們不妨先列舉一二。其一，文化研究的發生最早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其合法性論證工作也主要實施在文學研究領域，這就限製了文化研究自身的發展，框定了視野與格局，背離了其自稱的後學科/反學科特性。其二，文化研究自發生以來就一直在爭取承認，其合法性論證工作恐有過度之嫌，而且其論證方式也主要是“說”，具體的“做”則明顯不足，這就使得文化研究的知識特性（如實踐性）很難發揮出來。其三，文化研究的影響主要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內，雖然後來也輻射到了其他學科，但它與公共領域及社會生活世界的關聯不很緊密，更遑論批判性地介入社會乃至改造社會了。
文化研究的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們也不是因此要否認此前的一些工作。毋寧說，反思的目的是推動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視野下的文化研究更好地發展。因此，我們提出有關文化研究未來發展的幾點意見。
首先，讓“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化”。
如今，文化研究已有自己適度的生存空間。我們因此不妨在當前所達到的階段性合法化基礎上，暫緩那種借反思文學理論局限和言說文化研究優點來獲取自身合法性的做法，而是有意識地讓“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化”。也就是在我們對文化研究已然有了一定的理解之時，告別“說”文化研究，而重視“做”文化研究。恐怕也隻有如此，方可保持文化研究的“實踐性品格、政治學旨趣、批判性取向、開放性特點”[52]。換言之，文化研究合法性的建構，如今要通過行動的方式來實現了。我們再也不能將文化研究的工作進程停留在發生時期的知識介紹和理論言說上，相反地，我們要語境化地理解文化研究，落實好文化研究的理念、方法，“把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興趣轉向具體的個案分析”[53]。比如，采取民族誌的方法展開切實的文化研究。又如，借文化研究的個案實踐方式參與公共領域的建構。[54]
其實，文化研究按其特性來說，本就是偏於行動的實踐性知識，因此，我們引進文化研究不是為了獲得並炫耀一種新的理論知識，恰恰相反，應該是為了改變將知識過度學科化、書齋化、學術化的狀況。這一點，多年前就有學人意識到了：“文化研究屬於一種實踐性甚強的學科，這決定了它的意義生產對其實踐性模式的依賴，這也是它與過去引進的許多西學理論有所不同的地方。”[55]雖然我們不否認“說”的文化研究，也不是拒絕對文化研究做理論探討，但是僅僅“說”文化研究，特別是“說”那種不是原發於我們的文化研究，將使得我們永遠產生不了自己的文化研究。這樣的話，我們就永遠不是在從事科學研究，而隻是在技術性地使用別人的研究，最終隻能落得文化研究在中國，而不會有中國文化研究。這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作祟，而的確是因為“做”文化研究才符合文化研究的初衷，而在“做”文化研究的時候，才有可能生產出新穎而有效的文化研究理論。否則，就真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盡管在推介上顯得十分熱烈，但還隻是一種停留在話題演繹層次上的習慣性興奮，進入不了基本的研究程序。”[56]
非常可喜的是，目前學界已然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一些青年學者在這方麵已經做出了一些成績。例如，楊玲的《轉型時代的娛樂狂歡——超女粉絲與大眾文化消費》[57]、徐豔蕊的《媒介與性別：女性魅力、男子氣概及媒介性別表達》[58]等著述就采取了一定的民族誌（ethnography）、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等文化研究的方法[59]，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她們是在“做”文化研究。其實，現如今“說”文化研究已經很難了，它既很難得到學界的認同，也很難“說”得有新意。在這一境況下，很多學者都紛紛去“做”文化研究。對此，陶東風肯定道：“目前，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仍然還在做一些基礎理論工作，介紹、翻譯西方文化理論，但是這個工作現在看來，相對來說不那麽熱了，現在更多地轉向對中國當下的一些文化現象、文化個案的研究。我覺得這是比較正常、健康的變化，因為我們要做文化研究，根本目的還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引進、介紹理論知識隻是前期的準備工作。現在有更多的人在做個案，做經驗研究，這點我覺得很好。”[60]
總之，我們的確要避免這樣一個誤區：“硬是把一個原本是實踐問題的文化研究，當成了理論問題沒完沒了地加以討論，而把必須做的正經事卻撂在了一邊。”[61]隻要不完全否認文化研究有一定的理論言說必要性，這樣的提醒還是需要引起重視的，並有必要在實踐中落實好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化”。應當說，這是任重道遠的。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學者的生存處境等具體原因，我們在落實文化研究的共識性願景，即“批判性的政治介入”，以改造“社會的宰製結構”[62]方麵還做得非常不夠，甚至力不從心。
需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化”有可能使文化研究與傳統文學的關聯度漸趨變小，但我們認為這是值得提倡的。我們不能因為文化研究的合法化是通過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方式進行的，因此就將文化研究一直狹義地理解為文學研究中的文化批評。在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政策，在金融經濟轉向文化經濟，在國家層麵已然提倡不同學科“協同創新”的語境下，我們應該釋放文化研究，讓它成其自身，或升華為文化理論。
其次，讓文化研究介入對文學基本問題的探討。
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夠發生，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夠對文學理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不否認文化研究對文學理論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旨趣的適時而變，不否認文化研究對緩解文學理論與現實社會生活的隔膜，也不否認文化研究對重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等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63]鑒於此，我們應該有意識地接納文化研究，借此推進對諸如文學本質問題的理解。這對於文學、文化與文論的發展建設當是至關重要的。
譬如，陶東風倡導的建構主義文學理論乃受惠於文化研究[64]，可視其為文化研究介入文學基本問題的成果。它無疑有助於改變人們的文學、文化與文論觀念，推動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建構主義文學理論認為文學乃特定語境下人出於特定目的進行的一種建構，由此主張自覺反思，因為“如果沒有反思性，文學研究就是不自覺的：它在不斷地從事建構活動，卻不知道自己如何在建構，哪些因素在製約和牽製自己的理論建構行為，它不知道作為話語建構的文學活動的機製是什麽，其限度和可能性是什麽，它還以為自己是一個不受製約的超越主體，因此也就不可能最終把這種製約縮減到最低程度”[65]。這樣自覺的文學理論觀念改變了我們原來那種對象性的“知識發現”的文論觀，即認為文學理論乃尋找文學特性和普遍規律的學科。這是值得肯定的。這種建構論的文學理論無疑是當今開放、對話、民主、自由時代的知識話語，這種話語表征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對這樣的時代精神有很好的把握。因此，我們認為文化研究介入對文學基本問題的理解是有必要的。它雖然看似在“說”，但其實毫不遜色於“做”的文化研究。因為通過這種文化研究式的“說”，它一樣能夠開啟民智，改變實踐主體對文學/文論及社會的理解。假以時日，文學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態應當也會逐漸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擔心文學理論會因為受文化研究的影響而失去自主性。對於這個問題，李春青寫道：“我們主張文學理論要借鑒當代文化研究的成果，使自己成為一種‘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但這並不等於說取消文學理論的獨特性。”[66]其實，文學理論並不會被文化研究完全替代，因為“對傳統經典文本與經典文論觀念的關注永遠是文學理論的題中之意”[67]，因此，我們認為文化研究隻會把文學理論帶入新境。所謂“帶入新境”，其意主要是說文學理論從此在研究文學時有了新思維、新方法和新旨趣，能說出關於文學的新觀念、新思想和新知識，以至於建構起新的文學理論研究範式。
最後，繼續進行“說”的文化研究。
雖然我們“說”了這麽多年的文化研究，但對其理論話語與學理邏輯的掌握並非已經徹底完成了。我們依然有必要繼續探究文化研究的“知識”。同時，由於文化研究乃移植的學問，因此也有必要在理論上言說文化研究。比如，在中國實踐文化研究如何可能這一偏實踐的問題，同時也必定是一個先要在理論上搞清楚的理論問題。退一步說，即使是在從事具體的個案式文化研究工作，我們也不可能不進行必要的理論言說，因為理論上的探討並非無濟於實踐研究，相反它可能會讓實踐研究展開得更為自覺有效。例如，有學人從理論上比較20世紀80年代與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的異質性，指出80年代的大眾文化對於公共領域的建構功不可沒，而90年代的大眾文化，其公共意義與政治批判力度已經變得十分可疑。[68]諸如此類的理論話語對於我們的實際個案研究難道沒有積極意義？[69]為此之故，我們還是讚同某些學人所言：“就算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實用性，它拿什麽來進行實踐分析？如果離不了理論這個前提的話，有一部分學者對文化研究的理論感興趣就順理成章。不妨說，文化研究有兩大部分：理論的與實踐的，或者理論資源與實例分析。”[70]
此外，當文化研究實踐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自然而然地會出現一些反思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這時候，“說”文化研究就非常具有學術性了。一定意義上，它其實就是在從事有價值的理論話語生產，借此或將形塑“中國文化研究學派”。退一步說，言說文化研究雖然看似是一種遠離實踐的理論活動，但其實也是一種重要的話語實踐。它既具有物質性，也能起到實際的作用，甚至有助於心性建構與社會改造。這也是文化研究與語言學轉向會不謀而合，文化研究要重建唯物史觀的重要原因。
凡此種種，都要求我們不應該完全否定、拋棄“說”的文化研究。即使是非常反對將文化研究理論化的盛寧，他在《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中也“說”了怎樣提一些真實的文化研究問題，並以不要把“文化問題政治化”這一問題為例展開言說。盛寧的“說”難道不是很有價值嗎？且不說其《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這一文本自身就是在進行有價值的理論言說了。
總之，作為對文學理論衝擊最為劇烈的一種智識形態，文化研究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影響無論怎樣評估恐怕都不為過，但這同時也隸屬於文化研究自身合法化的過程，引發了文化研究在中國發展如何可能等問題。雖然我們為此發表了一些看法，但無疑還需要學界積極回應並繼續探究，而後才可能使問題獲得最終的解決。
[1] 相關的20世紀90年代的文獻大致包括以下諸種。童慶炳：《論文藝學研究的客體、視角、學術空間》，載《學術月刊》，1991（9）；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一）——理論體係的危機》，載《柳州師專學報》，1993（3）；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二）——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傾向》，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1）；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三）——本體論走向虛幻》，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2）；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四）——“當代形態”建構中的問題》，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3）；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五）——文藝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終結》，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4）；蔣濟永：《補牢：對“當代文藝理論危機”的再敘述——答亡羊先生》，載《柳州師專學報》，1995（3）；餘虹：《對二十世紀中國文論敘述的反思》，載《文藝研究》，1996（5）；鄭元者：《走向元文藝學——評〈文藝學方法論綱〉》，載《文學評論》，1996（4）；張榮翼：《文藝理論阿基米德點的尋求》，載《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3）；郭淑梅、孫津：《世紀末斷想——文藝理論的動**與危機（上）》，載《文藝評論》，1997（5）；郭淑梅、孫津：《世紀末斷想——文藝理論的動**與危機（下）》，載《文藝評論》，1997（6）；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載《學習與探索》，1999（2）；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許明：《作為科學的文藝學是否可能？——文學研究的個人經驗》，載《文學前沿》，1999（1）；王光明、南帆、孫紹振等：《關於學科開放與文藝理論建設的對話》，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3）。
[2] 杜衛：《評新時期文學理論中的“審美論”傾向》，載《學術月刊》，1996（9）。
[3] 杜衛：《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載《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5）。
[4] 杜衛：《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載《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5）。
[5] 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載《學習與探索》，1999（2）。
[6] 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載《學習與探索》，1999（2）。
[7] 童慶炳：《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載《文學評論》，2001（6）。
[8] 童慶炳、馬新國：《文化詩學芻議》，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3）。
[9] 童慶炳：《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載《文學評論》，2001（6）。
[10] 參見張法：《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之爭——對2004年一種學術現象的中國症候學研究》，載《天津社會科學》，2005（3）。
[11] 需要說明的是，尚有諸多文獻對文化研究的合法化有重要效用，因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舉。比如，李春青的《文化研究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設》（《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等文也能起到為文化研究進行合法化論證的作用。李西建的《文化轉向與文藝學知識形態的構建》（《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一文對於文化研究之於文學理論知識建構的積極意義進行了挖掘。這裏主要選取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的相關文獻。
[12]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13] 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
[14] 金元浦：《別了，蛋糕上的酥皮——尋找當下審美性、文學性變革問題的答案》，載《文藝爭鳴》，2003（6）。
[15] 參見金元浦：《文藝學的問題意識與文化轉向》，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6）。
[16] 參見陶東風：《“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研討會綜述》，載《文藝研究》，2000（3）。
[17] 陳雪虎：《走向文化詩學的文學理論——“文藝學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載《文學評論》，2000（4）。
[18] 比如，每次舉辦會議之後，就會有專題討論文章。或者可以說，會議會促使學人寫相關文章，引領學術走向。這是值得重視的現象。
[19] 值得一提的是，米勒的文學“終結說”，如果不是因為2000年的會議，恐怕其影響不會那麽大。因為之前米勒就在中國發表了類似的文章《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可反響較小。
[20] 比如，2001年4月，在揚州大學舉辦的“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研究與教學”討論會上，學者也就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問題展開了討論。參見佴榮本、陳學廣：《開創文學理論研究和教學的新格局——“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1（5）。
[21] 1999年，新創刊的《文學前沿》刊發了不少文化研究文章，主要包括徐賁《90年代中國文化爭論和國族認同問題》、邵建《自我的擴張：90年代文化批評的一種症候》、吳炫《文化批評：走向“本體性否定”》、解璽璋《文化批評的文化偏見》、葛紅兵《走向更高的綜合——也談“文化批評向何處去？”》、趙憲章《文化學的疆界與文化批評的方法》、程光煒《文學理想的陷阱——對90年代文學與文化批評的一點思考》、王寧《麵對全球化：從文學批評走向文化批評》、黃卓越《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陶東風《文化研究對於文學理論的挑戰》、王逢振《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的關係》、金元浦《文化研究的視野：大眾傳播與接受》、李耿暉《對文藝學科的關懷與反思》、羅筠筠《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與文學》等文。雖然那時學者對文化研究的理解存在偏差，但更可以看出言說文化研究已成為一種學術時尚。
[22] 2004年第6期《求是學刊》，發表了一組名為“文化研究語境中的文學理論”的筆談，包括李春青《文化研究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設》、黃卓越《從文化研究到文學研究——若幹問題的再澄清》、張振雲《談談文化研究的適用性問題》、王誌耕《文化研究視域中的比較文學》等文。
[23] 2002年第3期《社會科學戰線》，發表了一組題為“文學研究中的文化批評模式”的筆談，包括王寧《全球化時代文化批評的新方向》、陶東風《跨學科文化研究對於文學理論的挑戰》、張榮翼《文化批評：理論與方法》、方漢文《文學逾越與文化形態模式》。
[24] 王曉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以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係為例》，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25] 對於文化研究合法化過程中與體製的關係問題，我們非常認同陶東風的觀點：“文化研究的體製化並非必然是文化研究的末日！簡單地把文化研究與體製對立起來，過度強調文化研究必須完全脫離體製，在目前情況下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烏托邦，甚至隻能使它陷入窮途末路（光一個經費問題就幾乎難以解決）。文化研究在當下中國的發展，一方麵需要文化研究學者們對學術的執著信念，以及所謂‘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另一方麵，我們應當看到，當下的大學體製並不是鐵板一塊，政府和大學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在倡導跨學科研究，鼓勵成立相對獨立於學科樊籬的、問題導向的、著眼於公共參與的研究機構！因此，文化研究者經過努力可以利用體製讓渡出的空間、體製內的資源開展研究，這當然需要研究者的智慧和策略。有些論者往往一方麵過分誇大了文化研究的‘純潔性’，或者把批判性、獨立性與徹底脫離體製等同起來，另一方麵也過分誇大體製的封閉性和僵化程度，進而把兩者徹底對立起來。”參見陶東風：《文化研究：在體製與學科之間遊走》，載《當代文壇》，2015（2）。
[26] 黃卓越：《文化研究的譜係學及與文學研究的關係》，見張晶、杜寒風：《文藝學的走向與闡釋》，68頁，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27] 曠新年：《無居隨筆》，139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
[28] 杜書瀛：《內轉與外突——新時期文藝學再反思》，載《文學評論》，1999（1）。
[29] 杜書瀛：《內轉與外突——新時期文藝學再反思》，載《文學評論》，1999（1）。
[30] 魯樞元1986年10月18日發表在《文藝報》上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一文，恐怕也影響了我們的內外之分。
[31] 童慶炳也曾在1999年會議上發言稱，文學理論的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並無高下貴賤之別。這是非常中肯的。參見酈因素：《文學理論：留給二十一世紀的話題——1999世紀之交：文論、文化與社會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1999（4）。此外，童慶炳在回答《當代文壇》提問時也說：“文化批評從‘新批評’派的觀點看來，就是‘外部研究’。其實，從世界文學批評史看，文學批評總是在‘內部’和‘外部’之間遊動，它們各有各的功能，無‘高低貴賤’之分。”參見吳義勤、童慶炳等：《關於今日批評的答問》，載《南方文壇》，1999（4）。
[32] 閻晶明：《批評：在文學與文化之間》，載《太原日報》，1999-09-06。
[33] 閻晶明：《批評：在文學與文化之間》，載《太原日報》，1999-09-06。
[34] 吳義勤、童慶炳等：《關於今日批評的答問》，載《南方文壇》，1999（4）。
[35]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3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6] [英]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麽是文化研究？》，見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2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7]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3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8] 閻晶明：《批評的眼光、態度和風格》，載《文藝研究》，2005（9）。
[39] 在質疑文化研究的過程中，還有一種與質疑文化研究為外部研究相似的說法，即文化研究不研究文學，不是文學理論。參見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文學評論》，2001（3）。其意思至少有兩點。其一，文化研究不以文學為研究對象，而是轉向了大眾文化研究，因此這樣的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不相幹。對此，趙勇寫道：“這樣的擔心與憂慮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其道理也隻是建立在對文學理論本質主義的留戀之中。”參見趙勇：《新世紀文學理論的生長點在哪裏？》，載《文藝爭鳴》，2004（3）。換言之，泛化之後的文學已然具有文化屬性，在這種情境下，仍舊堅持故有的文學理論範式，恐怕並不能獲得關於文學的有效闡釋。其二，即使文化研究以文學為研究對象，但它並非在研究文學，而主要是在談論政治，這樣的研究也不是文學理論。其實，這是另一類型的文學理論，除非文學理論隻是形式分析。
[40] 有學者提出中國文學理論在轉入文化研究之時缺乏內部研究的訓練，這一點倒是值得我們重視。例如，易曉明寫道：“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西方的理論研究的運行軌跡，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螺旋式上升。它的物極必反，構成了充分的挖掘，充分的平衡，‘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全方位發展，最後達到文學研究的全麵發展。而通過中國理論界對國外研究理論的接受可以看出，中國的理論界是在趕潮，它是跳躍式的，缺乏螺旋式上升的必要環節。中國的理論界並未像西方那樣做了幾十年‘內部研究’的紮實工作，實際上是從社會曆史批評的視野，迅速又跳入了外部‘文化研究’的視野，從‘外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缺乏對文學本身內部結構的深入探索與研究這一重要的環節。”參見易曉明：《從“外部研究”到“文化批評”——對外國文學研究的思考》，載《文藝報》，2001-10-30。
[41] 參見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文學評論》，2001（3）。
[42] 很多學人擔心文化研究會破壞文學、文化甚至社會的現代性，因而對文化研究保持警惕，甚至有學人用現代性來化解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爭。比如，賴大仁先生曾寫道：“在學術主張上是提倡堅守文學研究的立場，還是倡導走向文化研究的立場，這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中堅守一種什麽樣的價值理念與實踐精神。”參見賴大仁：《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研究的轉向——近年來“文化研究轉向”問題討論述評》，載《江漢論壇》，2004（7）。
[43] 吳炫：《中國當代文化批評的五大問題》，載《山花》，2003（6）。
[44] 吳炫：《中國當代文化批評的五大問題》，載《山花》，2003（6）。
[45]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4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6]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6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7] 參見佴榮本、陳學廣：《開創文學理論研究和教學的新格局——“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1（5）。
[48]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4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9] 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4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50] [英]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後英國——曆史學、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1] [美]道格拉斯·凱爾納：《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未能達成的結合》，見[英]保羅·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精粹讀本》，148～14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52] 陶東風：《文化研究：西方話語與中國語境》，載《文藝研究》，1998（3）。
[53] 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載《文藝研究》，2011（7）。
[54] 文化研究發生以來，學界的確做出了一些實踐形態的文化研究成果，對此王偉在《“文化研究”的意義與問題——與盛寧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學術界》2011年第10期）中進行了部分羅列。但不管王偉怎樣羅列，如加上一些金元浦主編的《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相關“實踐”文章，甚至窮盡這類文獻，我們都不可否認，文化研究的實踐形態的確不占主流，尤其在文藝學領域中表現明顯。而且，它們大多還是在生搬硬套理論，甚至不是真正的“實踐”文章，因為結論在未實踐之前就已經有了，更遑論通過實踐做出可比肩世界的中國文化研究了。就此而言，盛寧先生的文章說了真問題，不容忽視。
[55] 黃卓越：《文化研究的譜係學及與文學研究的關係》，見張晶、杜寒風：《文藝學的走向與闡釋》，79頁，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56] 黃卓越：《文化研究的譜係學及與文學研究的關係》，見張晶、杜寒風：《文藝學的走向與闡釋》，79頁，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57] 楊玲：《轉型時代的娛樂狂歡——超女粉絲與大眾文化消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8] 徐豔蕊：《媒介與性別：女性魅力、男子氣概及媒介性別表達》，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59] 參見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Thousand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pp.26-27.
[60] 陶東風、鄒讚：《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本土實踐——陶東風教授訪談》，載《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61] 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載《文藝研究》，2011（7）。
[62] 王曉明、朱善傑：《從首爾到墨爾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曆史與未來》，104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63] 需要說明的是，文化研究不僅對文學基本問題的研究有積極意義，還對文學史研究有價值。例如，陶東風主編的文化研究類著述《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與文化熱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是洪治綱《多元文學的律動1992—2009》（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這一文學史著述的主要參考文獻。
[64] 參見陶東風：《文學理論：建構主義還是本質主義》，載《文藝爭鳴》，2009（7）。
[65] 陶東風：《文學理論與公共言說》，17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66]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6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67]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6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68] 參見陶東風：《從兩種世俗化視角看當代中國大眾文化》，載《中國文學研究》，2014（2）。
[69] 應該承認這種積極意義的存在，如陶東風這裏的理論言說與其主編的《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與文化熱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的文化研究個案就互相發明。
[70] 王偉：《“文化研究”的意義與問題——與盛寧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載《學術界》，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