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邏輯到資本邏輯的轉變，是馬克思思想發展中又一個重要環節。按照我的理解，從“曆史性”的視角和方法出發，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開始形成了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的雙重思路。從生產邏輯出發，在麵對人類社會曆史的總體發展時，馬克思強調勞動生產的本體論意義。但在具體分析商品、貨幣和資本的運行過程時，馬克思意識到不能簡單地將生產邏輯運用到資本主義社會，而必須從資本的本性出發來討論商品、貨幣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過程，這才出現了他在《導言》中所強調的“資本是以太之光”、“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等論斷。為了與勞動本體論一致起來，馬克思重新論述了對象化與異化的關係，在強調勞動的社會存在本體論意義的同時，也分析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的異化以及整個社會關係的物像化。經過《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這一中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一開始就定下了從資本邏輯出發、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的基調。當他將商品作為整個分析的起點時，這裏的商品已經不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而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的商品，這決定了《資本論》關注的是資本邏輯，這一邏輯也成為馬克思討論分工的理解基礎。

首先，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馬克思都以協作作為討論分工問題的起點。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討論分工時第一句話就說：“分工是一種特殊的、有專業劃分的、進一步發展的協作形式”，“簡單協作是完成同一工作的許多工人的協同動作。分工是生產同一種商品的各個不同部分的許多工人在一個資本的指揮下的協作”[29]。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討論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時，明確說道：“人數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就在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30]在討論了“協作”之後，馬克思才討論分工。[31]這樣一種安排，與斯密不同。斯密將工場內部的分工等同於社會分工，實際上是從社會分工出發來討論資本主義生產內部分工，這與他將交換、分工歸因於人的需要和本性相一致，從而將資本主義的生產變成了人類曆史上早就存在的生產。當馬克思將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強調分工以協作為基礎時，馬克思不僅區分了社會分工與工場內部分工，而且將自己的關注點聚焦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點明了分工與剩餘價值生產的內在關係。分工不僅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具體表現，更是剩餘價值生產的內在要求。

第二，馬克思進一步明確了社會分工與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聯係與區別。雖然馬克思和斯密一樣，認為社會分工是工場內部分工的基礎和前提，但在斯密看來，社會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的區別是主觀的，隻對觀察者來說才存在，而對馬克思來說，當工場內部的分工產生之後，兩者之間就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區別體現為以下方麵：（1）產品的性質不同。社會分工意義下的勞動者生產出來的產品都是商品，而工場手工業分工中的勞動者生產出來的並不是獨立的商品，隻有這些工人的共同產品才是商品。（2）生產資料集中的方式不同。在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中，生產資料集中在一個資本家的手中，而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32]（3）在工人的使用與生產的規劃方式上不同。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的人數保持著一定的比例，生產也體現出一定的計劃性，而在社會分工層麵，工人的總體人數比以及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都體現出無計劃性，即使在不同部門間力求保持平衡的情況下，這種平衡也常被打破。（4）資本家的地位不同。在工場內部分工中，資本家對他所擁有的勞動機構具有絕對權威，而在社會分工層麵，資本家之間不承認相互的權威，形成的是競爭關係，每個人都以各自的利益為原則。如果考慮到社會分工在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之前就已經存在，兩種分工之間的區別就更為明顯。基於這些討論，馬克思指出：“亞當·斯密沒有區別兩種意義上的分工。因此，後一類分工在他看來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東西。”[33]

第三，馬克思進一步討論了工場內部分工的具體形式及其性質特征。社會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雖然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但在資本主義生產結構中，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也可以使社會分工變成工場內部的手工，所以馬克思認為工場手工業有著雙重起源：一種是將不同工種的獨立的手工業者聚集起來，共同生產一件產品；一種是將從事同一類工作的勞動者聚集起來，將同一類工作劃分為不同環節，使每一個工人都隻從事於局部操作。這兩種不同的起源形成了工場手工業的兩種不同模式，馬克思稱之為混成的工場手工業和有機的工場手工業。這也表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的社會，即使是先於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社會分工，也將受到資本邏輯的統攝與重新規劃，一方麵將過去分散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即將社會分工置於工場手工業之中，另一方麵在生產過程中又引進新的分工，從而進一步發展了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馬克思不僅考察了工場手工業在分工問題上的全貌，而且細致討論了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要素。他認為，這種內部分工包括兩個要素：一是局部工人，二是與局部工人相適應的工具。[34]工場手工業的內部分工將局部勞動變成一個人的終身職業，從而提高了個體工人的勞動強度，與之相應的則是勞動工具的分化和勞動工具的專門化，從而為機器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正是通過這兩者的分化與相互配製，才在勞動時間不變的情況下減少了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實現剩餘價值的增長。

第四，勞動分工與資本權力的微觀建構。在討論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時，馬克思曾指出，工人一無所有，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這使得在自由交換的表象下，實質上卻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絕對權力。這種絕對權力更多體現為資本權力的宏麵層麵，而分工則體現了資本權力的微觀建構，相比於絕對剩餘價值生產過程中延長勞動時間而言，這種微觀權力更易於在無形中對工人產生製約作用。分工與資本權力的微觀建構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1）分工所形成的社會生產力並不屬於工人，而是資本家，這意味著資本家在社會中的總體控製力的增強。“由許多單個的局部工人組成的社會生產機構是屬於資本家的。因此，由各種勞動的結合所產生的生產力也就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35]有經濟學家或社會主義者認為，分工的發展會導致產品價值的便宜，這對工人最有利，馬克思指出，實際的情況是這在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的同時，反而增加了剩餘勞動時間，這恰恰是資本權力的加強。

（2）分工使從前獨立的工人服從於資本的指揮和紀律，使工人更加服從於資本家的權威，形成了新的等級。在工場內部，不同的操作被有計劃地分配，並形成了特定的操作規則和紀律，操作的過程也是對自由工人的規訓過程，勞動的統一體現為外在於工人的強力意誌。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這種規則對工人來說是一種強製性的、異己的、從外部強加於工人的法律。同樣，結合勞動的聯係即結合勞動的統一對個別工人來說是資本家的意誌、人格的統一、支配和監督。”[36]這種規則和控製，通過工人的日常活動模式，日益成為人們的日常觀念，工人與資本家的等級區分也就日益被人們從心理上所認可。

（3）分工不僅改變了獨立工人的勞作方式，而且從根本上侵襲了個人的勞動力，把工人變成為畸形人，使之成為生產的機器。分工對人的能力發展造成的影響，自弗格森開始，就受到當時的經濟學家的關注，並有過諸多的論述。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指出，分工“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種多樣的生產誌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麵的技巧”[37]，使個體成為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的工具。隨著機器的發展，個體越來越成為機器體係的附庸，人與人之間越來越處於分裂狀態，但人的這種存在方式，反而更加符合剩餘價值生產的原則，人與人之間分裂狀態的加劇，則強化了資本的統治力。

在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看出，馬克思麵對分工時，已經將視角轉向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從而實現了從一般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向資本邏輯的轉變。

工場手工業分工作為社會生產過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形式，——它在當時的基礎上隻能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中發展起來，——隻是生產相對剩餘價值即靠犧牲工人來加強資本（人們把它叫做社會財富，‘國民財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種特殊方法。工場手工業分工不僅隻是資本家而不是為工人發展社會的勞動生產力，而且靠使各個工人畸形化來發展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這生產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38]

這是馬克思在資本邏輯視野中對分工的基本定位。分工是剩餘價值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分工的發展是擴大再生產的重要條件，分工的發展進一步推動著資本邏輯的結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