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對分工的理解，隨著其哲學構架的轉變而轉變，從總體上來說，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人的類本質出發來理解分工，關注的是直接勞動過程中的分工，對分工的批判構成了馬克思私有製批判思想的重要內容。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分工的理解體現為兩個不同層麵：一是從社會分工出發來討論曆史的進程，將分工看作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素，二是將分工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話語[16]，在我看來，這是馬克思從生產邏輯出發對分工的討論。自1847年《哲學的貧困》開始，馬克思對分工的理解才真正具有了“曆史性”的視野，並意識到社會分工與工場內部勞動分工的區別，這種意識在《1861—1863年手稿》中得到了清晰的討論，將自己關注的焦點集中於資本主義工廠內部的勞動分工，並在《資本論》中進行了係統的討論。可以說，這是從生產邏輯到資本邏輯的重要轉變。分工並不隻是一個經濟學的範疇，對分工的不同的理解，體現了馬克思哲學邏輯的內在轉變。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手稿以及第一手稿關於“工資”的分析中，馬克思對分工理論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從文獻基礎來看，馬克思直接引用了斯密、薩伊、斯卡爾培克、詹·穆勒、特拉西等人的著作（這裏隻引出了馬克思當時閱讀量中的部分經濟學家），在理論基礎上，馬克思以人的類本質異化來審視分工以及上述政治經濟學家的分工理論。馬克思認為，分工是人的真正類活動的異化狀態，“因為勞動隻是人的活動在外化範圍內的表現，隻是作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現，所以分工也無非是人的活動作為真正類活動或作為類存在物的人的活動的異化的、外化的設定”。[17]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經濟學家關於分工的話語，實際上是在異化範圍內的關於勞動社會性的表達。在馬克思看來，上述思想家關於分工的討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分工是財富生產的一個重要動力，分工給勞動以無限的能力。第二，分工同資本的積累相互製約。“資本的積累擴大分工，而分工則增加工人的人數；反過來，工人人數的增加擴大開放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資本的積累。”[18]第三，交換源自於人的本性，並推動著分工的發展。第四，分工使個人活動日益貧乏。但政治經濟學家還沒能清晰地表達出分工作為人的類活動的活動以及這種活動的異化形式的觀念。當他們從人類的本性出發來說明分工和交換，並把私有製作為分工與交換的基礎時，實際上在斷言勞動是私有製的本質，並從特殊利益出發論證當下社會的合法性。從人的類本質活動、這種本質活動的異化及其揚棄來說，“分工和交換是私有財產的形式，這一情況恰恰包含著雙重證明：一方麵人的生命為了本身的實現曾經需要私有財產；另一方麵人的生命現在需要消滅私有財產”。[19]這是馬克思對分工問題的曆史定位及其揚棄方式的說明。

在馬克思的討論中，討論分工與人的類本質活動的表現與異化，其基礎是對勞動的理解。如果從細節來看，馬克思第三手稿有關分工部分所討論的“勞動”與第一手稿“異化勞動”中的“勞動”在含義上有一定變化。在“異化勞動”部分，“勞動”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而在關於分工的討論中，“勞動”則直接表現為私有財產的本質規定，即“異化勞動”。這種變化，在我看來，可能是受到了麥克庫洛赫的影響。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麥克庫洛赫一方麵繼續了霍布斯、洛克、斯密的思路，繼續強調勞動是財富的本質，並非常明確地在價值層麵來理解財富，在另一方麵，他在討論財富的生產時，認為關鍵在於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他從四個方麵來討論增進勞動生產力發展的方法，即財產的安全、個人之間的職業分工、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工或商品及貨幣等，財產的安全即財產所有權被放在第一位。財產所有權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是勞動能力得以成功發揮作用所不可或缺的。”[20]隻有財產所有權才能真正地保證勞動所得的安全，這也是所有權的本質。馬克思以勞動與私有製的關係為紐帶來討論分工，形成了以勞動為基礎批判話語，將之看成人的類本質活動的異化。對分工的這些討論，是建立在人的類本質的思想基礎上的。

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從人的類本質及其異化來討論分工不同，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確立了以生產邏輯為內核的曆史唯物主義框架，在這一框架中，馬克思對分工的討論展現出一種雙重性：一方麵他從生產力的發展，具體表現為從勞動分工的發展來分析社會曆史的變遷，這就是馬克思後來所說的社會分工，另一方麵他著眼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分工，並將之與人的自主活動對立起來，從而形成了以分工為基礎的批判話語。但此時的馬克思，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二者之間的根本差別。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第一章的第一手稿中，馬克思建立了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的社會曆史解釋構架，強調分工與社會發展的內在關係。在這一框架中，首先進入馬克思視野的是自然分工，“分工起初隻是性行為方麵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隻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相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21]當精神勞動與物質勞動相分離時，才會產生相對獨立的精神活動，並產生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是從社會結構層麵來討論分工的意義。在第四手稿中，馬克思從分工的發展來討論三種所有製的變遷，即部落所有製、公社所有製和國家所有製、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製的變遷。在第三手稿中，馬克思關於分工與社會結構、分工與所有製發展的討論更加具體了。在他看來，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分離，這也是農業勞動與工商業勞動的分工與對立。“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製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曆史直至現在。”[22]以分工為線索，馬克思具體指出了城市的形成，行會的產生，以及資本在城市中的自然形成，商業的發展，最後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工場手工業直接催生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私有製，產生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對立，從這種利益對立中產生了階級對立，並形成了體現共同體利益的虛幻物，即國家。這也表明，國家並不是共同體利益的真正體現，“國家內部的一切鬥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相互之間的鬥爭，爭取選舉權的鬥爭等等，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23]。可以說，分工與生產力的發展是馬克思討論曆史變遷的重要依據。一個民族的分工水平，決定了該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但這種意義上的分工，按照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以及《資本論》中的看法，是社會分工，它以人類學意義的生產邏輯為基礎。

如果按照上述思路寫下去，馬克思就隻能認同斯密等人關於分工的討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於分工的哲學批判也就無從展開。因此，在確立生產邏輯的同時，馬克思麵臨著如何批判地麵對現實勞動過程中的分工問題，這形成了馬克思麵對分工問題的另一個理論維度，即批判維度，把分工看作自主活動的異化形式。首先，分工導致了社會的不平等。比如在家庭分工中，就會產生丈夫對妻子和兒女的統治和奴役，由分工導致的私有製更是一種不平等的統治。其次，分工使勞動成為一種分離的形式，“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所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所有製本身的各種不同形式。分工越發達，積累越增加，這種分裂也就發展得越尖銳。勞動本身隻能在這種分裂的前提下存在”。[24]這也意味著，不隻是資本主義社會，凡是存在著勞動分工的社會製度，勞動本身就是一種分離的存在，在資本主義社會，更是如此。最後，分工形成的社會力量，在現有的社會製度中，對個人來說成為“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製力量”。[25]實際上，這種異己力量不僅體現為社會力量對個人來說是異化的，個人自身的力量對個人來說也是外在的、強製性的力量。這是一種更為深層的異化，正是對這種異化的痛恨，馬克思提出了要消滅勞動的口號，並以未來共同體中人的自主活動來替代當前社會中的勞動分工。

在馬克思的這些討論中，他已經關注到工廠內部的分工，但他還沒有將工廠內部的分工與社會分工真正地區別開來，對工廠內部的分工更多是從異化批判這個視角來討論的，以便從中引出批判話語。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馬克思此時的哲學討論，並沒有真正地跳出斯密的邏輯。

馬克思在分工理論上的重要進步，體現在《哲學的貧困》中。在這本書中，從方法論上來說，馬克思意識到《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的局限性，強調“曆史性”視野，特別是在麵對資本主義社會時，強調它與傳統社會之間的“斷裂”性關係，強調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不能簡單地從一般意義上的原理加以推廣，這是他批判蒲魯東思辨的經濟—哲學的重要前提。正是缺失“曆史性”的視野，蒲魯東才會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的關係以及反映這一關係的範疇，看作是適合於一切社會的關係和範疇，從而將當下的社會永恒化，陷入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從“曆史性”出發，馬克思對分工的討論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與斯密以分工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不同，馬克思強調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積累和積聚才是工場手工業的起點。“工場手工業的特點不是將勞動分解為各個部門並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從事很簡單的操作，而是將許多勞動者和許多種手藝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裏麵，受一個資本支配。”[26]這種集合的好處，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分工，而是為了減少費用，因此不像斯密所說的，分工在作坊之前，相反，勞動者集合在一起的作坊是分工存在的條件。這種集合，在《1861—1863年手稿》和《資本論》中，馬克思稱之為“協作”，並明確指出協作才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

第二，馬克思區分了社會分工與工廠內部的分工，並揭示了兩者間的關係。針對斯密等人將兩種分工等同起來的做法，馬克思明確指出了社會分工與工廠內部分工的區別，社會分工源自於最初的物質生產條件，而工廠中的分工則是企業主按照預先想好的方案將工作分配給工廠內部的成員，是將一個人能完成的工作變成不同的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分工體現了自由競爭的原則，那麽工廠內部的分工則體現了資本的權力原則，“因此，在分工方麵，作坊裏的權力和社會上的權力是互成反比的”。[27]

第三，機器是勞動工具的結合，機器的發明和采用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分工，進一步簡化了工廠工人的勞動過程。馬克思批判了蒲魯東將機器看作分工的合題的看法，指出機器的發明和采用與分工的發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當工廠內部的分工日益簡化時，分工的發展使個人越來越喪失專業性，產生了職業的癡呆。

第四，當勞動完全喪失專業性質的時候，“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麵發展的趨勢就開始顯露出來”。[28]在這裏，馬克思進一步延續了《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分工與自主活動的理論關係，強調人的全麵發展才是解決分工導致的人的片麵性問題的出路。

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德意識意識形態》，雖然馬克思實現了哲學變革，強調從曆史本身的事實出發來建構新的哲學理論，但從總體上來說，兩個不同時期的理論基礎都是勞動，隻不過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強調勞動作為人的類本質的活動，在《德意識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則將“勞動”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活動（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於“分工”的討論時，馬克思就有了這種理解），從而以人類學意義上的物質生產活動作為曆史觀的基礎，強調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物質條件、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客觀物質關係以及由兩者結合而成的生產力，從而實現了哲學邏輯的變革，生產邏輯成為馬克思哲學的根本邏輯，並成為他考察相關問題的基礎。這一理論邏輯，同樣體現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

但從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哲學的貧困》又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節點。相比於《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的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馬克思突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性”規定，強調考察資本主義社會比考察一般社會具有優先性，這意味著馬克思的曆史理論首先必須針對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是一般社會，這是一種理論視野和方法論上的反轉。雖然馬克思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要從資本邏輯去考察分工，但這一新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經過《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中介，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清晰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