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在討論城邦的建立時指出：糧食、住房、衣物等是城邦得以存在的物質前提。[1]怎樣供應這些東西呢？是每個人都生產這幾種東西好呢，還是每個人都各司其職，隻生產一種東西並與其他人交換好呢？柏拉圖認為第二種方法更為合適，從而進一步認為分工是城邦存在的重要條件。分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第一，每個個體都不能單靠自己實現自給自足；第二，各人性格不同，能力不同，適合於做不同的工作；第三，隻有在分工的基礎上，才能生產出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必需品；第四，分工使人更易受到技術的陶冶，有助於提高技能。基於這些考慮，柏拉圖說：一個城邦起碼要有四到五個人，即一個農夫、一個瓦匠、一個紡織工人、一個鞋匠或者別的照料身體需要的人。考慮到農夫種地需要鐵犁，增加一個鐵匠就非常必要。如果一個城邦還不足以實現自給，就需要與外邦進行商品交換，這時，就需要有能夠生產適合外邦所需產品的專門人士，以及保護城邦安全的人員，從而進一步擴大分工的範圍，如專門生產商品的雇工、進行運輸的商人以及專門保衛城邦安全的軍人等。分工的發展會催生不同的等級。

在馬克思看來，柏拉圖把分工作為城邦經濟的基礎，並從需要的多麵性和才能的片麵性來強調分工的必要性：“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才能，因而每個個人從事某種職業會比從事其他職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果一個人把某種手藝當作自己唯一的終身職業，他就能更好地完成這項工作。”[2]在每個個人專注於某一事情時，產品的質量會更好。因此，分工的落腳點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城邦的日常生活需要：“柏拉圖到處強調的最重要之點是：每個物品［由於分工］做得更好了。質即使用價值，是柏拉圖以及一切古代思想家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唯一觀點。”[3]關注於使用價值，這是古希臘時代研究分工問題的重要目的，這意味著，即使在當時商品交換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這種交換還不具有普遍性，交換的根本目的在於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雖然色諾芬對分工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討論，如他認為分工有助於把勞動簡化為盡可能簡單的活動，分工的水平的取決於市場的擴大等，但這些並沒有改變分工的古典觀念。這也表明，商品經濟在當時還隻是對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經濟的補充（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討論價值概念時曾指出，亞裏士多德曾對簡單價值形式進行了探討，但他沒能從簡單價值形式中得出價值概念，一個重要的原因於“古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於而且隻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隻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4]這也表明，價值這個概念隻有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提出來）。

柏拉圖等人關於分工的論述，對斯密等政治經濟學家討論分工問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斯密的老師弗格森看來，分工源自於生存的需要，是由人的本性所決定的，“人類的社會製度和每一種動物的社會製度一樣，都受到大自然的啟發，是本性的產物”。[5]分工的發展使產品的質量更好，數量更多。這些觀點重現了柏拉圖的思想。但相對於古希臘思想家關注的分工與產品質量之間的關係，站在現代社會入口處的弗格森則轉向了分工與利潤的聯係。“製造商發現如果工人分工越細，個件上雇的工人越多，花銷就越少，獲利就越多。消費者同樣也要求每一種商品的做工會比那些雇來要一心多用的工人生產的商品完美。商品的進步隻不過是手工藝術的繼續分工。”[6]弗格森看到了分工的發展對利潤的影響，“藝術和專業分工之後，財源大開”。因此，分工不僅關乎使用價值，更關乎產品的價值。在關注分工能夠推進財富的同時，弗格森對分工造成的負麵效果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他看來，分工的負麵效應在於：第一，分工使人的技能走向片麵化，在使人專業於某一職業和技能時，也會造成人對社會總體存在的無知。“許多手工藝術根本不需要能力。在情感和理智完全受到壓製時，手工藝術會取得最大成效。無知不僅是迷信之母，也是勤勞之母。思考和想象容易出錯。但舉手投足之習慣可免受兩者之患。同樣，製造業最繁榮昌盛地方的人們最不注重思考，而且不花氣力去想象，隻是把車間看成是一台由人做零部件的發動機。”[7]第二，分工的發展會形成新的等級製度。在弗格森看來，雖然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但是隨著分工的發展，由於一些工作可以自由發揮，另一些工作則機械呆板，這會左右人類的尊卑觀，形成不同的等級和等級觀念，甚至會剝奪一些人的智力和獨立發展的機會。

斯密將分工作為整個政治經濟學討論的起點。與柏拉圖和弗格森一樣，斯密同樣將分工看作是人類本性以及滿足人類需要的結果。與前輩不同的是，斯密將分工與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聯係起來，這種工場手工業在他那裏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典型方式，這使他對分工的討論有了一些新的內容：第一，斯密更關注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具體分工，並將工人集聚在同一個工廠內部作為這一分工的重要條件，這種集聚就是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協作”。斯密以製針為例指出，這一過程可分為十八種操作，這意味著過去由一人負擔的全部勞作經過分工，變成了眾多的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這會提升勞動者的技術。第二，分工節約了勞動時間。“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8]第三，分工推動了機器的發明與使用。分工不僅會通過機器的發明來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會推動思想的發展，並會產生以思想為專職的職業。雖然在機器如何促進了勞動力發展的問題上，斯密的討論非常薄弱，但總體上來說，斯密強調正是分工的發展，提升了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9]對於斯密從勞動力的發展這一視角對分工目的的分析，馬克思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斯密考察分工的主要功績在於，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強調分工的意義，並且直接把分工看作勞動（即資本）的生產力。”[10]從提高勞動生產率出發，斯密強調分工使商品變得更便宜了，因為生產某個商品的勞動時間的減少，會降低單個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馬克思看來，這才是現代思想與古典思想的根本區別。“以分工為研究和考察對象的古代人都隻把注意力集中在使用價值上，隻看到各個個別生產部門的產品的質量由於分工變得更好了，而在現代人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則是量的觀點。”[11]也就是說，現代人更為關注商品的價值，使用價值隻是作為價值的載體才得到關注。

但這並不是說斯密的分工理論已經洞察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分工的本質。在關於分工的討論中，柏拉圖的研究主要討論的是社會分工，比如他講到農夫、鐵匠、瓦匠等，就是從社會分工出發的。斯密的分工理論關注的是工場內部的分工，即製作單個商品的分工，這是將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細分為不同的人共同完成的工作，是與社會分工不同的另一種分工，或者說，這才是資本主義社會需要關注的分工。但在斯密的討論中，這兩種分工並沒有被區分開來，他將資本主義工場內部的分工與社會分工直接聯係起來，從而將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分工變成了與人類曆史一樣久遠的分工，“凡能采用分工製的工藝，一經采用分工製，便相應地增進勞動的生產力。各種行業之所以各個分立，似乎也是由於分工有這種好處”。[12]這樣一種觀點，與將分工看成是人類本性的觀點相一致，從而更加鞏固了上述理念，即將分工變成了與“自然秩序”相一致的勞動方式，以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成為最合乎自然與人性的生產方式。斯密關於分工的這些看法，影響了許多後來者。比如麥克庫洛赫關於分工的討論，基本上重複了斯密的觀點。[13]詹姆斯·穆勒除了強調要從哲學上討論分工所帶來的分解工作，還要討論對分工進行的綜合工作外，對分工本身的描述，基本上也是對斯密觀點的複述。[14]

當然這並不是斯密能夠將兩種不同類型的分工混淆起來的理由。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的時代，工場內部的分工並不能從社會分工簡單地推導出來，更不能將兩者簡單地從性質上等同起來，對分工的理解必須以資本主義生產作為全部立論的基礎。如果說這在斯密時代還不明顯的話，在19世紀40年代，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就較為清晰起來。在《1861—1863年手稿》中，馬克思在討論斯密關於分工問題的局限時，認為尤爾對斯密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尤爾在《工廠哲學》中指出：“當亞·斯密撰寫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一不朽著作時，工業中的自動體係還無人知道。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進工場手工業的偉大原則……但是，在斯密博士時代有用的例子，在我們這個時代隻會使公眾在現代工業的實際原則問題上陷入歧途……按不同熟練程度進行分工這種繁瑣教條，最終被我們的文明的工業家利用了。”[15]也就是說，斯密所討論的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實際上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時代才得以發展起來，並開始主導生產過程的分工，這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曆史性”的分工。這樣一種“曆史性”視野的缺失，才是斯密在分工問題上產生理論混淆的一個重要原因。

結合上述的討論，從關注分工帶來的產品在使用價值上的優越性轉向分工帶來的交換價值上的優越性，這是從古典思想向現代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產生這一轉變的原因在於商品生產的普遍化，或者說商品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起點。但囿於“曆史性”視野的缺失，以斯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家極易將資本主義工場內的勞動分工與體現在人類社會中的社會分工混淆起來。當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勞動分工混淆於社會分工時，也就將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還原為了一般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勞動。按照我的理解，這是從資本邏輯向生產邏輯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