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我們從社會存在論的視角討論了量化時間的社會前提，這是通過分析商品及商品交換得到的理念。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與商品交換隻是資本邏輯的現象界，資本生產的過程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所在。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在商品生產中，資本家關心的是以下兩點：第一，生產出具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即生產出用來出售的商品；第二，要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大於生產該商品所需要預付的價值總和，即生產出剩餘價值。[11]在剩餘價值的生產中，存在著兩種形式，即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這兩種方式都涉及對量化時間的規劃與榨取，也正是在剩餘價值的生產中，可計算的時間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才充分顯現出來。我們主要以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來加以分析。

根據上麵的論述，生產勞動的過程實際上包含著兩個層麵：一是生產出每件商品特有的使用價值，二是生產出所有商品都共有的價值，前者隻是後者的載體，後者才是目的。在後一種生產勞動中，勞動的質，即勞動的性質與內容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勞動的量，即由勞動時間所標示的價值量。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的原則，價值增殖就可以通過勞動時間的分析而展現出來。

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勞動力能製造棉紗或皮靴的有用屬性，隻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勞動必須以有用的形式耗費，才能形成價值。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它是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於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這就是資本家希望勞動力提供的獨特的服務。[12]

這個3先令的剩餘價值，正是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即延長了半個工作日得來的。

剩餘價值的形成過程，體現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在這個統一中，勞動過程的實質在於生產出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而價值增殖過程，則體現出勞動的量的方麵，“所涉及的隻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隻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這裏，我們再一次遭遇馬克思思想中的雙重邏輯問題，即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問題。隻有當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時，勞動的量的規定性才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導因素。這時，生產過程變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這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隻有當勞動的量成為主要因素時，勞動過程才可能按照量化的時間來計算、來比較。“它們隻是作為一定量的對象化勞動來計算。無論是包含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或者是由勞動力加進去的勞動，都隻按時間尺度來計算。它等於若幹小時、若幹日等等。”[13]

複雜的勞動需要更多的生產費用，因此具有較高的價值。但複雜的勞動也可以換算成簡單的勞動，因此珠寶細工的勞動與簡單的紡紗勞動在質上沒有完全的區別。“在這兩種場合，剩餘價值都隻是來源於勞動在量上的剩餘，來源於同一個勞動過程……的持續時間的延長。”[14]

在上述的討論中，雖然揭示了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源自於勞動時間的延長，即超出了補償工資的勞動時間的延長，但在具體論述中，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具體要素都被看作是量化的存在來分析的，類似於本篇一開始討論勞動過程時討論其構成要素一樣。比如在棉紗的生產中，我們關注的是物化在棉花中的具體勞動時間，支付勞動工資的具體勞動時間，然後計算出未付工資的勞動時間。按照這個思路下去，要想取消剩餘價值，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等量勞動來交換等量勞動。這是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想出來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他的構成價值的基礎，就是等量勞動的相互交換，也就是以等量的勞動時間來交換。

實際上，在上述的分析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盲區。正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邏輯需要在資本邏輯的統攝下才能得到理解一樣，上述量化意義上的分析也有其存在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以資本這一社會關係為基礎。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就曾指出，蒲魯東想以等量勞動換取等量勞動，以同等勞動時間來對等同等勞動時間，“時間就是一切，人不算什麽的；人至多不過是時間的體現。現在已經不用再談質量了。隻有數量決定一切：時對時，天對天；但是這種勞動的平均化並不是蒲魯東先生的永恒的公平；這不過是現代工業的一個事實。”[15]也就是說，如果隻看到剩餘價值的生產是一種時間的延長，隻是從時間等量的角度來解決問題，而沒有理解造成這種延長的背後原因，依然沒有擊中問題的要害。從價值增殖的視角來看，這種物化的時間，是以商品普遍化為前提的，商品的普遍化實際上就是資本的普遍化。根據馬克思的討論，資本是一種社會關係，能夠以時對時、天對天作為衡量勞動的標準，在其具體表現上就是以鍾表時間為計量標準，這是以社會關係的全麵資本化為基礎的，在此基礎上，才有時間的全麵物化。因此，如果不能從社會關係的資本化視角來分析剩餘價值的形成，而隻是單純的時間比較，並不能通達問題的本質。所以，馬克思完成了從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相統一的視角來分析剩餘價值的時間性後，接著就從資本的視角展開了分析。這不隻是一種問題的進一步細化，而是一種新的分析路徑，就像以資本邏輯來分析生產邏輯一樣。

在分析一般勞動過程時，馬克思曾指出其有三個簡單要素：“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16]購買這些要素需要預付貨幣，從資本和價值增殖的視角來看，購買勞動力的貨幣即為可變資本，購買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貨幣即為不變資本。這樣，適用於一切勞動的要素，在資本主義社會變成了價值增殖過程中的資本，因此，關於“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討論，是一種視角的轉換，而不是問題的細化。在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中，勞動一方麵創造新價值，另一方麵將不變資本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雖然這個過程有賴於追加勞動的特殊的有用性，即“勞動作為這種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紡紗、織布、打鐵，隻要同生產資料接觸，就使它們複活，賦予它們活力，使它們成為勞動過程的因素，並且同它們結合為產品”。但“他通過自己的勞動加進價值，並不是由於他的勞動是紡紗勞動或木匠勞動，而是由於他的勞動是一般的抽象的社會勞動；他加進一定的價值量，並不是因為他的勞動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內容，而是因為他的勞動持續了一定的時間”。[17]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在同一時間內產生出雙重結果：“新價值的加進，是由於勞動的單純的量的追加；生產資料的舊價值在產品中的保存，是由於所追加的勞動的質。同一勞動由於它的二重性造成的這種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現在不同的現象上。”[18]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二重性，從根本上保證了從計量時間去計算剩餘價值的可能性。反之，如果工人不能保存舊價值，也就不可能加進新勞動。

從價值增殖的過程看，勞動時間改變了事物的存在方式。對於勞動力而言，在現代社會，隻有價值增殖意義上的勞動才能使勞動力得以保存與延續，人類最初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變成了資本自我保存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尼采對人類自我保存觀念的批判。對這種自我保存觀念的反思，也是《啟蒙辯證法》的一個重要主題。從不變資本的構成來看，原材料與附料隨著勞動時間而消失，其原來的價值也隨之消失，但這種消失是為了重生，並以新的使用價值的形式表現出來，原材料與附料的價值以及新加進的價值，都通過新的使用價值的載體而呈現自己。這是一種否定，但這種否定並不是全部拋棄，而是變形與重生。勞動資料如機器、廠房等，則在一定的周期內實現自身價值的轉移。不能重新進入價值生產過程中的上述排泄物，則成為廢物。這種廢物不僅包括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而且包括不能重新進入勞動過程的勞動力，所以馬爾薩斯把不能勞動的工人作為廢物一樣的東西來處理，從資本邏輯的視角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曾以此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是非人的學說。這當然是一種價值層麵的批評。在現實層麵，這種把人非人化，合乎現代社會的原則。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意識到這兩個層麵的區別，從而不再以價值層麵的批評替代曆史層麵的科學分析。在這個層麵上，阿爾都塞的“斷裂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根本上說，與剩餘價值生產相關的這種計量時間，是最合乎物的時間。這種物不是有其自身物性的物，而是處於剩餘價值生產圖景中的物，是可以按照計量時間來計算其價值的物，是實現剩餘價值的載體。

根據上麵的論述，一定時間內的勞動的凝結成為價值的來源，新產品的價值可以用如下的公式來表述：產品價值=C+V+m。C即不變資本，V即可變資本，m為剩餘價值。如果我們以12小時為一個工作日，其中6小時為支付工人工資的必要勞動時間，那麽，m就為6小時勞動的凝結物的價值，而C的價值，則在勞動過程中轉移到新產品了。結合前麵所舉的例子，我們可以用具體的數字來表述上述公式：

30先令的棉紗價值=24先令（C）+3先令（V）+3先令（m）

這裏的時間還是從計量的、可直接分解的意義上來理解的。按照這種解釋，就會產生一種假象：隻有在後麵的6小時裏，才存在著剩餘價值的生產問題，而在前6小時裏，工人則在生產出自己的必要生活資料所體現的價值。正是根據這種計算方式，西尼爾在經過一番計算之後認為，英國棉紡業工廠主的純利潤及其在世界市場中的地位，取決於“最後一小時”。如果以12小時為一個工作日，假如前11小時都用以抵消已經消耗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那麽這最後一小時才是創造利潤的勞動時間，如果將這一小時取消了，那麽棉紡業就不可能獲得發展。“最後一小時”的論證當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即與當時工人爭取縮短勞動工作日的時間有關，但如果從計量時間的角度來看，這種算法似乎又是合情合理的。

我們知道，這種算法當然是錯誤的。根據前麵的討論，在每一個單位的勞動時間內，都存在著舊價值的轉移與新價值的創造，這也意味著，在每一個單位的勞動時間內，都存在著剩餘價值的生產問題，價值轉移與新價值的生產是同時進行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計量時間合乎資本邏輯的內在要求，但計量時間在一定的意義上又可能成為遮蔽資本邏輯的煙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