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論證了日常的此在處於一種計算性的時間境域中,這正是此在遺忘存在、沉淪於日常性的流俗時間。“流俗領悟所通過的‘時間’的種種特性之一恰恰就在於:時間被當作一種純粹的、無始無終的現在序列,而在這種作為現在序列的時間中,源始時間性的綻出性質被敉平了。”[3]時間變成了一種線性化的、可以即時計算的物,存在就在這種可計算性的即時中到場,成為存在者。在這個意義上,時間規定了沉淪的此在。這種可計算的時間,從技術層麵來說,有賴於時鍾的產生。“時鍾如此造成的基本確定性即不在於指示時間的持續,也不在於指示時間現在的流量,而是在在於持久地固定當即(即當下——筆者注)。”“當即是什麽意思?比如,‘我當即看手表’。……我是否就是這個當即?其他人是否都是這個當即?如是,那時間就是我自己,所有其他人都是時間。”[4]由時鍾度量的時間成為工業化時代人們的存在境域。“‘人們’的手表以及一切鍾表都指示與他人共同在世的存在。”[5]
從海德格爾的整個論述來看,時鍾成為時間的尺度當然是技術作用的後果,這種流俗意義上的時間,實際上早就被確定了,即早在人們麵對太陽確定時間節氣的時候,體現存在境域的源始時間就開始了向平均化的時間的滑落。海德格爾的批評是一種思想史與文化史的反省。在這種反思中,技術的“座架”讓所有的人都成為無差別時間中的“人們”或“常人”。但這裏的問題在於,如果從社會曆史的意義上來說,時鍾何以能夠成為日常生活的時間度量器?因為在以循環時間為主要境域的農業文明中,即使時鍾所度量的時間存在著,對人而言也並無根本的意義,農業生產也無須精細到每小時、每分鍾,隻有到了工業文明之後,時鍾才獲得了社會存在的意義。對於海德格爾來說,這種農業文明的時間與工業文明的時間或許隻有量的差異,但如果從馬克思的論述出發,這種差異恰恰是根本性的。從社會存在或者說社會結構的變遷來說,商品的普遍化才是時鍾所衡量的時間得以流行的基礎。隻有在這個新的社會存在基礎上,物化的時間才可能成為一切存在的境域。對馬克思時間理論的這一新解讀,將構成重新閱讀《資本論》,並以資本邏輯為基礎重新建構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的開篇之句幾乎沒有什麽差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6]早在氏族公社時期,商品就已經存在,因此,以商品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似乎不太合適。但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的存在並不具有普遍性,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商品交換隻具有從屬的意義,隻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才得以普遍化。
直接的物物交換這個交換過程的原始形式,與其說表示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交換價值還沒有取得自由的形態,它還直接和使用價值結合在一起。這表現在兩方麵。生產本身,就它的整個結構來說,是為了使用價值,而不是為了交換價值,因此,在這裏,隻有當使用價值超過消費的需要量時,它才不再是使用價值而變成交換手段,變成商品。另一方麵,使用價值盡管兩極分化了,但隻是在直接使用價值的界限之內變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換的商品必須對雙方是使用價值,而每一商品必須對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7]
也就是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並不構成社會財富的本質內容,它並不規定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才成為普遍化的存在,這種普遍化的存在,按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的說法,即“具體的總體”。這是從量到質的根本性變化,而不是量的積累。商品的普遍化,在社會存在的境域中形成了現代時間觀念,即不同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觀念。在這個意義上,當海德格爾將商品社會的時間觀念與前商品社會的時間觀念相等同時,從馬克思的哲學來看,這恰恰是成問題的。量的變化帶來的質的變化,導致了社會存在的重建。
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商品的分析,商品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前者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使用價值具有質的差別,交換則體現為一種使用價值與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係或比例。商品交換的普遍化就是要將使用價值撇開,使不同的商品成為可以交換的對象,這時:
它們不再是桌子、房屋、紗或別的什麽有用物。它們的一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麽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8]
抽象勞動就成為商品共有的社會實體的結晶,即價值。隻有當一切都歸結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時,商品之間才可能按照比例關係加以比較。從這個論述中可以看出,商品的普遍化是一個質性被抽離、質性的物變成了由量所規定的物的過程。在這種抽離中,不同質性的商品有了一個共同的內核,即抽象人類勞動,正是這種抽象的勞動決定著商品的價值,交換價值不過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當商品之間進行交換時,它們的價值量根據商品所包含的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者的量來計算,“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9]
商品交換的過程,就是將一切商品的質性都抽離出來、將商品變成可以由物化時間來衡量的過程。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商品交換首先表現為物物交換,然後表現為以特定物為中介的物物交換,從這個過程中,逐漸發展出由一個特定的商品來衡量所有商品的商品,即貨幣。這時,貨幣本身的商品特性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為衡量價值的符號,而這個符號的本質是由一般意義上的抽象人類勞動時間規定的。商品交換的發展過程正是將一切都歸結為可以由物化時間來衡量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存在從本質上來說是由物化的勞動時間來規定的。商品交換的普遍化使物化時間的意義得以呈現在曆史的地平線上。
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勞動是根據自然循環中的節氣來規定的話,那麽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時代,勞動已經是按照可以量化的時間來衡量的。商品生產的過程固然可以劃分為創造使用價值的、具有質性規定的勞動,以及創造交換價值的、可以被量化的抽象勞動,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前者是以後者為根據的,這決定了勞動完全是在物化時間的境域中展開的。當人們都被納入抽象勞動的過程中時,人們就從日常生活層麵接受了物化時間的合理性,並通過商品交換強化著這種物化時間觀念。
從上麵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到了商品社會,其社會存在的本質規定是在物化時間的境域中得以實現的。從馬克思的理論構架來看,以商品交換的普遍化為基礎的社會,其內核是資本邏輯,這也意味著,資本邏輯與物化時間具有同構性。資本邏輯在其根本的規定上,決定了社會存在的自我抽象過程,這種自我抽象將物的質性抽離掉,使之成為可以比較的商品,這才是物化時間的社會存在基礎。這也意味著,海德格爾所說的量化的時間,隻是到了資本邏輯的境域中才可能普遍化的存在。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普遍化,為物化與量化的時間提供了曆史條件。這就正如海德格爾在《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評論馬克思時所說的,馬克思進入曆史的一度之中了。
那麽,在時間問題上,海德格爾與馬克思有什麽不同嗎?他們有相同的地方,都意識到時間的物化與量化,但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視角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按照我的理解,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人類學意義上的物質生產邏輯與麵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邏輯,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邏輯具有統攝地位。隻有在資本邏輯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理解生產邏輯,但如果從生產邏輯出發來類推或界定資本邏輯,恰恰無法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從馬克思的雙重邏輯的視角來看,海德格爾考察時間的起點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海德格爾關於時間的量化的論述,是以此在的沉淪狀態——“煩”來著手的,“尋視估算的煩忙首先揭示時間並形成計時,估算時間對在世起組建作用。尋視以煩忙的方式進行揭示;憑借計算時間,尋視的揭示讓被揭示的上手事物與現成在手事物到時間來照麵。世內存在者於是作為‘在時間中存在著東西’得以通達。我們把世內存在者的時間規定性稱為時間內性質或時間內狀態”[10]。用馬克思式的話語來說,這裏的煩忙就是指向對象的一種勞作,它是此在在世狀態的基點,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用生產邏輯來指稱海德格爾關於煩忙的論述。從馬克思的視角來說,海德格爾並不關注資本邏輯,他關注的是生產邏輯,然後以生產邏輯來統攝他所生活的技術化社會。在海德格爾的這一思考中,作為馬克思意義上的商品社會或資本邏輯所統攝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並無根本的區別;而在馬克思的視域中,這兩個社會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以致無法以適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邏輯來說明資本邏輯,隻有以資本邏輯來說明前者,才能達到問題的根基處。從馬克思的邏輯出發,海德格爾關於時間的討論,隻有置於資本邏輯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曆史性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