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綱》自發表以來，就一直是馬克思思想研究的熱點文獻。對於《大綱》的解讀，有著經濟學與哲學兩條線索。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學者們大多強調《大綱》與《資本論》在經濟學理論上的連續性。在維戈茨基看來，《大綱》體現了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的重要節點，並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9]羅斯多爾斯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中，將《大綱》與《資本論》進行了比較後認為：雖然《大綱》中的擬定的寫作方案並沒有得到完全實現，但許多重要的主題都在《資本論》中得到展現。他從貨幣理論、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流通過程、資本的利潤與利息等方麵，強調從《大綱》到《資本論》的連續性。在哲學層麵同樣如此。比如盧卡奇在《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就以《大綱》中的勞動理論為基礎，以《大綱》與《資本論》為重要文獻依據，形成了從勞動本體論出發的馬克思哲學解釋構架。這一思路在古爾德的《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一書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在經濟學與哲學這兩條思路中，《大綱》與《資本論》的連續性，都得到了學者們的認可，即使是強調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認識論斷裂”的阿爾都塞，也認為在1845年之後，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具有連續性，其成熟思想則體現在《大綱》到《資本論》這一時期。在這些討論中，經濟學中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構架，在哲學中則表現為勞動本體論，製約著《大綱》的哲學邏輯的，正是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的哲學構架。

在《大綱》中，這種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的哲學構架體現為以下主要內容：第一，勞動是社會存在的本體，是社會得以存在與發展的紐帶。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確立了物質生產在社會曆史中的人類學意義，指出人類曆史的存在，首先就需要通過物質生產來解決吃穿住行等問題，這是人類曆史的前提。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上述思想表現為對勞動的社會本體論地位的確立。在《大綱》的導言中，馬克思的第一句話就是“擺在麵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10]也就是說，物質生產構成了社會存在的本體，對社會曆史的考察，首先就要考察其物質生產的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人類學意義上的物質生產即是“勞動一般”，這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勞動不僅生產出人類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而且生產出人類社會的形式結構，從而形成人與自然、人與人的交互關係。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人類通過勞動實現對自然條件的占有，占有的形式則由於人與人關係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日耳曼的公社中，人們把自然作為生產的前提，當作自身的無機存在，當作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條件，或者說，把自然當作自身的財產，但這種占有是以共同體的天然成員為中介的，這種共同體就體現了特定曆史時期人們在勞動過程中麵對自然時的社會形式。人類正是在不同的社會形式中生產出滿足自身需要的物質產品，在資本主義社會，即商品。

第二，勞動的對象化確證了人的主體性。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第一次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勞動理論聯係起來，將勞動的對象化理解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人的類本質的實現。勞動成為人的主體性與人的自由狀態的本體論基礎。這一思想在《大綱》中再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生產過程中，通過使用勞動工具，原材料被勞動所改變，被塑形。“勞動……從活動形式被固定為，被物化為對象形式，靜止形式；勞動在改變對象時，也改變自己的形態，從活動變為存在。”[11]這個過程的終點是生產出滿足人類需要的產品。在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指出：一方麵，這種勞動與所有現實性的要素相分離，成為單純的活勞動，這是缺乏任何客體的、純粹主體的存在；另一方麵，勞動的上述存在方式恰恰表明，勞動是一種人的主體性活動，是財富的一般可能性。因此，雖然勞動受到資本的控製，但“勞動是酵母，它被投入資本，使資本發酵。……資本（按其內容來說）對勞動的關係，對象化勞動對活勞動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資本在勞動麵前表現為被動的東西，資本的被動存在作為特殊實體同作為造成形活動的勞動發生關係——隻能是勞動對它的對象性的關係，勞動對它的物質的關係”。正是人的創造性活動賦予產品以價值，這正是人的活動的對象化。

這種創造性的活動，體現了目的性與手段性的統一。在勞動過程中，物質對象或者作為原料，即“作為勞動的創造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動的單純材料”，或者作為“主體活動用來把某個對象作為自己的傳導體置於自己和對象之間的那種對象手段”[12]。主體通過物質對象，按照自己的目的改變外部世界，使之成為為我的存在，並將自身重新生產出來，這不僅是目的性與手段性的統一，更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

為了進一步說明勞動的對象化與人的主體性的關係，馬克思再次引進了異化的概念。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異化與對象化對立起來，強調通過對象化來揚棄異化。在《大綱》中，馬克思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對象化與異化是同一個過程，因為對象化的過程既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喪失。在資本統治下，勞動成為資本的一個要素，資本把“勞動本身的力量變成對工人來說的異己的力量”[13]。當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技術進步時，機器越來越成為勞動的主導力量，工人也就越來越作為孤立的活的個體依附於機器體係，從而越來越依附於資本。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簡單地批判異化勞動不同，馬克思認為，勞動的這種異化是走向更高社會階段的基礎和條件。在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的統一過程中，資本一方麵創造出普遍的產業勞動和奴役人的經濟體係，另一方麵也創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普遍有用性體係，“並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關係本身的普遍占有”。[14]這就為勞動的社會化和科學化創造了條件。隻有在這個新的維度上，勞動才可能“不是作為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的人的緊張活動，而是作為一個主體的人的緊張活動，這個主體不是以單純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15]因此，勞動確認了人的主體性，但這種主體性隻有在消除了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係後，才可能真正實現。

第三，勞動創造出自由時間，這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境域。作為社會存在的本體，勞動不僅確證了人的主體性，而且引入了人的主體性和自由發展的境域，即時間。“勞動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暫時性，這種易逝性和暫時性表現為這些物通過活的時間而被賦予形式。”[16]由於資本的介入，這種創造性的時間相應地分解為兩個不同層麵：一是客觀的勞動時間，這是與價值生產與創造相聯係的時間，這是活的勞動時間生產出對象化勞動時間（即資本），生產出補償對象化在勞動能力中的勞動時間，另外帶要創造出新的價值，“這是新的勞動時間在一個使用價值中的對象化”[17]。這種客觀化的勞動時間，可以通過量化來加以計時，是商品交換的基礎，也是剩餘勞動時間的計量基礎。二是體現人的創造性力量的自由時間。這種自由時間表現為與必要勞動時間相對的時間，這是“滿足絕對需要所必需要的勞動時間留下了自由時間”[18]，資本主義生產力越發展，留給人們的自由時間也就越多，從而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條件。當資本占有人們的剩餘勞動時間非常成功時，“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誌，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19]這是對外在的勞動時間的克服，也是對勞動異己性力量的克服，是自由的實現。這種情況下的勞動才被看作是自我實現，是主體的對象化，這才是實在的自由，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這種自由見之於活動恰恰就是勞動”。[20]

在時間境域中，從自由時間出發，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社會看作一個曆史性的存在，以此反對將客觀時間永恒化的思維方式。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時間永恒化，這是一種超曆史的思維，是將現有社會永恒合法化的思維，這種觀念正是馬克思所要批判與解構的。比如在“導言”中，在討論近代以來西方思想家將個人作為曆史的起點時，馬克思就指出：這是以18世紀以來市民社會的直觀認識為基礎的，並將這一曆史性的社會存在當作人類社會曆史的永恒存在。他在關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身依賴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物的依賴關係以及未來社會的人的全麵發展的區分中，更為明確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性。正是這種曆史性的社會存在，才形成了以物化的勞動時間為尺度的計量模式。揚棄這個曆史性社會，就是以自由時間揚棄體現在商品交換中的物化勞動時間，真正進入以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為取向的自由時間。“勞動時間本身隻是作為主體存在著，隻是以活動的形式存在著。……作為主體的勞動時間同決定交換價值的一般勞動時間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產品同作為客體的勞動時間不相符合一樣。”[21]在這一時間維度中，人們將重新建構社會空間，即一種新的社會存在。馬克思稱之為自由人聯合體的時代。這時，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部分的分配，將成為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22]。這種勞動時間分配不再以人的勞動在質上的同一性為根本，而是人的勞動的多樣性基礎，是對人的自由發展的確認。

我們從這些維度可以看出，《大綱》的基礎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這種邏輯具體化為勞動本體論，強調人的主體性與自由。這構成了全篇的深層邏輯。從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連續性來看，這種勞動本體論是對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的完成與實現，也是這一邏輯在其思想中的頂點。

實際上，大綱還存在著另一條思路，即資本邏輯的思路。這是與勞動本體論完全不同的思路。如果說在勞動本體論中，確證的是人的主體性及其自由，那麽在資本邏輯中，這種主體恰恰是資本，這是資本的主體性及其自由。

從勞動本體論到資本邏輯的轉變，源自於勞動的對象化轉化為異化，即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活動轉變為受資本奴役的勞動，這是對象化勞動，“即在空間上存在的勞動，也可以作為過去的勞動而同在時間上存在的勞動相對立”。[23]“勞動（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動）轉化為資本，從自在的意義上說，是資本與勞動交換的結果，因為這種交換給資本家提供了對勞動產品的所有權（以及對勞動的支配權）。”[24]在這種轉換中，資本表麵看來是既定的物質材料，是受活勞動支配的對象，但實際上資本是新的自主的主體。活勞動隻是為死勞動增殖，是資本增殖的手段。勞動生產能力的提高，體現為資本生產能力的提高。“一切社會生產能力都是資本的生產力，因此，資本本身表現為一切社會生產能力的主體。”[25]

在確認勞動本體論時，馬克思強調勞動的創造性，強調勞動的塑形的作用，強調勞動是社會存在的基礎。當他進入資本邏輯的視野時，他意識到資本才是社會的主體，勞動不過是資本這一主體實現自身的手段，因此，資本作為主體是從自身出發的。

資本從作為能動的主體，作為過程的主體的自身出發，——而在周轉中，直接生產過程實際上表現為不以資本同勞動的關係為轉換而由資本作為資本的運動所決定的過程，——同作為自行增大的價值的自身發生關係，也就是說，資本同由它設定並以它為根據的剩餘價值發生關係；作為生產的源泉同作為產品的自身發生關係；作為進行生產的價值同作為已經生產出來的價值的自身發生關係。[26]

這裏，資本就像絕對觀念一樣，它與自身發生關係，並在自身中分解出各種不同的關係，在這個框架中，勞動與資本的關係隻是資本自身關係中的一種。勞動與資本的關係被顛倒了，資本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本質規定。

資本作為主體，在生產中通過占有剩餘勞動向外擴張，並通過流動過程來實現這種擴張。“資本作為主體，作為淩駕於這一運動各個階段之上的、在運動中自行保存和自行倍增的那種價值，作為在循環中（在螺旋形式中即不斷擴大的圓圈中）發生的這些轉化的主體”[27]，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資本成為一個自組織的循環，這是與勞動本體論完全不同的結構，資本作為主體，相對於人這個主體而言，則是一種絕對客體，這是絕對客體的邏輯。

因此，人類學的生產邏輯意義上的勞動本體論與資本作為主體的絕對客體的本體論，這是兩個不同的邏輯構架，這也是隱藏在《大綱》中的邏輯對立。但這種對立並沒有完全展現出來，而是體現為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的二元構架。但這種二元對立的構架，在《資本論》中讓位於資本邏輯的構架，從而將《大綱》中的內在對立展現為《資本論》與《大綱》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