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一個思想家在兩個不同文本間存在著思想上的對立時，究竟以什麽為依據呢？對於同一個思想家而言，在其不同的文本中總會存在著相似的理論內容及其表述方式，這種思想的連續性常常可以直接看出來。但在這種相似性的背後，可能存在著重大的差異甚至對立，要理解這一點，就需要透過表層的相似性，去呈現製約著思想家思考問題的認知型。正是認知型的變更，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思想的方式。

在《保衛馬克思》中，阿爾都塞提出，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認識論斷裂”，即從早期的人本學意識形態轉向了1845年之後的科學的曆史理論。在確認這一斷裂時，阿爾都塞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總問題（problématique），即確認一個思想家思想的根據在於其內在的邏輯構架，這是一個看不見但可以通過症候閱讀來獲得的、製約著知識生產及其表現方式的思維模式。“總問題的概念與唯心主義地解釋思想發展的各種主觀主義概念的不同之處，正是總問題的概念在思想的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複的問題體係。因此，為了從一種思想的內部去理解它的答複的含義，必須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種問題的總問題。”[1]阿爾都塞認為，總問題有幾個重要的特征：第一，每一種思想都是一個整體，它由思想自身的總問題所決定，抽出思想中的一個成分，思想整體就可能發生意義變化。第二，思想家所能提出的問題，是由總問題決定的，一個思想家與另一個思想家的不同，往往不在於一個比另一個看得多一些，而在於他們的總問題存在著差異。阿爾都塞以勞動力的價值問題進行了說明。“勞動的價值等於維持和再生產勞動所必需的物質生活資料的價值。”[2]古典經濟學家沒有看到勞動與勞動力的差別，將工資看作勞動的價值，從而無法說明剩餘價值來源。在這裏，並不是馬克思看到了斯密、李嘉圖沒有看到的東西，而是兩種不同的總問題生產出了不同的問題及其答案。當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發生這種“場所變換”時，認知主體才能看到他以前看不到的東西。第三，思想之間的差別在於總問題之間的差別。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的斷裂在於總問題的斷裂，即從早期的意識形態轉向了曆史科學。在意識形態時期，馬克思強調人的主體性，並沒有擺脫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在科學的曆史理論時期，馬克思強調曆史是一個無主體的、多元決定的過程。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總問題。

阿爾都塞的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福柯。在《詞與物》中，福柯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認知型（I’épistémè），並從這個概念出發，對16世紀以來西方思想的總體進程做了另一種討論。與過去強調思想連續性不同，福柯關注的是這一思想史進程中由於認知型的變化而產生的巨大間斷性。“我設法闡明的是認識論領域，是認知型（I’épistémè），在其中，撇開所有參照了其理性價值或客觀形式的標準而被思考的知識，奠基了自己的確實性，並因此宣明了一種曆史，這並不是它愈來愈完善的曆史，而是它的可能性狀況的曆史；照此敘述，應該顯現的是知識空間內的那些構型，它們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經驗知識。”[3]這裏的認知型，就是製約著思想史的總問題，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就是揭示在不同曆史時期支配著思想的認知型，揭示不同認知型的內在差別。福柯稱這種研究為“考古學”。這種考古學並不是要研究人類的形成，也不是要研究人類曆史的連續性進程，而是揭示特定曆史時段知識形成的規則及其理論空間，以及在曆史變遷中認知型的變更。考古學“這個詞並不促使人們去尋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地質探測相聯係。它確指一種在已說出的東西存在的層次上的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題，即實施於它的陳述功能的層次，它隸屬的話語的形成層次和檔案的一般係統的層次”。[4]

阿爾都塞與福柯都關注製約人們認知方式的認知型，這是一種思想構型，表象與理性都是在這一構型中獲得自己的空間位置，人的語言、無意識、想象與理性話語都服從於這一構型的規則。當一種認知型被另一種認識型所取代時，就會發生思想史上的間斷性，或者稱之為“斷裂”。福柯就認為，16世紀以來的西方思想史就發生了兩次重大的間斷：“第一個間斷性開創了古典時代（大致在17世紀中葉），而第二個間斷性則在19世紀初標誌著我們的現代性的開始。”[5]斯密的勞動理論，就處於第二個間斷性發展的開始。福柯認為，斯密並沒有發明作為經濟學概念的勞動，因為在斯密之前的許多經濟學家如魁奈的學說中就可以找到勞動範疇，斯密與許多前人一樣，將勞動看作是交換價值的度量。但這些看法隻是表象。在斯密之前，財富最終所表象的是欲望的對象，而在斯密那裏，則是抽象性的勞動，正是勞動生產出財富。

相比於其先驅者的分析，亞當·斯密的分析代表著一個根本的中斷：亞當·斯密的分析區分了交換的理由與可交換物的度量，被交換物的性質與使得它能被分解的單元。人們進行交換，是因為人們需要，人們恰恰交換自己需要的對象，但是，交換的秩序，交換的等級和體現在該等級中的差異則是由沉澱在所需對象中的勞動單元所確立的。……不再是需求對象相互表象，而是時間和辛勞被轉化、隱藏和遺忘。[6]

這是對表象原則的中斷，這種中斷開啟了19世紀的人本主義。這是從一種認知型轉向另一種認知型，正是認知型的改變，思想史的常規發展鏈條被中斷，建構出一個新的理論平台。

這種認知型的變化，還可以從庫恩的“範式”理論中得到佐證。庫恩從科學發展的視角討論了範式變化與科學革命的關係。庫恩認為：科學發展可分為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這兩個時期。所謂常規科學指“堅實地建立在一種或多種過去科學成就基礎上的研究，這些科學成就為某個科學共同體在一段時間內公認為是進一步實踐的基礎”。支撐著常規科學發展的是製約著這一段時期間科學研究的合理問題和方法，並通過經典著作沉澱下來，如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托勒密的《天文學大全》、牛頓的《原理》等，“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就在於它們共同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它們的成就空前地吸引著一批堅定的擁擠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製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具有這兩個特征並製約著科學研究活動的理論構架，就是“範式”[7]，因此，範式是一個公認的模型，它一方麵將科學發現的新現象放入自身所體現的模型之中，另一方麵範式也生產出解釋各種科學事實的話語與理論。在常規科學中，人們按照既定的範式去解釋科學現象。當新的科學現象出現時，人們一般會按照傳統的範式加以解釋，隻有當這種解釋完全行不通時，科學家才會將這些現象當作公認的反常現象，它的特征無法被現有的範式所同化，這時才會促成新理論的發明，推動新範式的產生，從而產生科學革命。因此，科學革命是兩個範式之間的變更，是整個科學解釋構架的變更，也是世界圖景的改變，“範式一改變，這世界本身也隨之改變了”。[8]

實際上，不論在個人的思想發展還是整個思想史的曆史變遷上，都存在著認知型的轉變，當一種認知型發生變化時，人們對世界與事物的看法，也隨之不同。對於思想家的研究，我們在理解其思想邏輯的連續性的同時，更需要去抓住其思想發展過程中的根本性轉變，這就需要深入到製約著思想家的認知型中，通過展現其認知型的變化來揭示其思想的變化。本章在強調《資本論》與《大綱》的對立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入手的，我們關注的是在這兩個文本中馬克思的認知型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