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視使用價值的經濟學—哲學意義，源於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有這樣的表述：“成為使用價值，對商品來說，看來是必要的前提，而成為商品，對使用價值來說，看來卻是無關緊要的規定。同經濟的形式規定像這樣無關的使用價值，就是說，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羅斯多爾斯基對忽視使用價值這種傾向的批評以及重新重視使用價值，在研究綱領上依據的是緊接著上述引文的馬克思的表述：“隻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它才屬於後者的研究範圍。它直接是表現一定的經濟關係即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15]從馬克思哲學的邏輯來看，使用價值到底意味著什麽？或者說，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什麽要批判地反思使用價值？

使用價值，是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物，根本的特性在於其有用性。從有用性入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區分了有用性的三種不同含義：一是自然物的有用性，如空氣、天然草地、野生林等，這些物的有用性與人的勞動無關；二是用來直接滿足自身需要的勞動產品的有用性，包括用來貢俸的勞動產品，恩格斯特別強調了像中世紀農民為封建主生產作為代役租的糧食等；三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即商品的使用價值。“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16]當馬克思說使用價值處於政治經濟學的範圍之外時，主要指的是前兩種使用價值，對於後一種使用價值來說，它恰恰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要討論的問題。第三種意義上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一起，構成了商品的二重性，並成為交換價值的物質載體。這正是在一定的經濟關係中使用價值的特殊地位。

按照我的理解，馬克思思想中存在著《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確立的生產邏輯與以《資本論》為標誌的資本邏輯，前者更注重人類學意義上的物質生產以及主體需要的滿足，後者強調資本邏輯在社會生產中的統治性地位，並對生產邏輯形成了統攝性的地位與作用。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強調生產邏輯的一般性、普遍性，這時就會將與之相應的使用價值，即物的有用性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物質前提，強調其作為人類曆史的物質生活資料的基礎性作用。這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的：“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隻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17]如果從人類生活的前提入手，那麽，物的有用性的確不能納入政治經濟學的範圍，我們能夠討論的是這種有用性所表現出來的具體屬性，這會涉及構成有用物的材料本身的特性，這些構成了自然科學的內容。但當生產邏輯被資本邏輯所統攝時，生產的直接目的並不是使用價值，而是交換價值，這時使用價值變成了以交換價值為中介的滿足需要的物，被打上了社會形式的規定性，它雖然是交換價值的物質載體，但也是被交換價值所統攝的對象，從而進入到商品交換的形式係統中。正是在這個維度上，使用價值成為政治經濟學所要考察的內容。

在這一新的視域中，使用價值首先具有“曆史性”的規定。從上述使用價值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前兩種使用價值實際上並不是指商品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並不具有人類學的規定性，而是特定曆史階段的產物。馬克思將商品的產生追溯到原始公社之間的最初交換，但這種意義上的商品實際上並不是馬克思所要考察的，因為在這個時代，商品生產存在於原始經濟的夾縫中。馬克思所要考察的使用價值，存在於商品生產普遍化的時代，這正是他在《資本論》開篇就要表達的思想，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18]這從一開始就界定他所要考察的使用價值的“曆史性”規定。在《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文中，針對瓦格納所說的馬克思忽視使用價值的說法，馬克思批評說：與瓦格納從“價值”概念出發得出“使用價值”的做法不同，自己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出發的，“因此，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特殊的曆史性質”。[19]這種“曆史性”的界定，指的是特定的社會經濟時期下的經濟結構，商品的使用價值的考察隻有置於這樣的曆史結構中，才能得到清晰的說明。這種曆史性的界劃，就將使用價值的討論從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轉向了具有曆史性規定的資本邏輯中。也正是在這樣的維度中，才能說使用價值的具體屬性並不重要，因為生產的根本目的並不是為了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價值。

其次，使用價值與資本主義生產的勞動二重性相關聯。要想進一步討論使用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位置，必須將之與勞動二重性聯係起來，這也是羅斯多爾斯基未能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在批評瓦格納時，馬克思詳細表達了這一聯係的必要性與意義。

這個vir 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時候，我並不限於考察商品所表現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進一步論證了商品的這種二重存在體現著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有用勞動，即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的具體形式，和抽象勞動，作為勞動力消耗的勞動，不管它用何種“有用的”方式消耗（這是以後說明生產過程的基礎）；論證了在商品的價值形式的發展、歸根到底是貨幣形式即貨幣的發展中，一種商品的價值通過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另一種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現出來；論證了剩餘價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來，使用價值起著一種與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這是必須指出的——使用價值始終隻是在這樣一種場合才予以注意，即這種研究是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得出的，而不是從空談“使用價值”和“價值”這些概念和詞得出的。[20]

馬克思的這個分析指出了討論使用價值的兩個層麵：一是在交換層麵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不同規定性，以及使用價值在交換過程中的作用，因此，對使用價值的討論必須與特定的經濟結構聯係起來，而不是陷入純粹概念的論爭中；二是剩餘價值生產層麵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於價值增殖的作用，這種使用價值即是特殊商品，即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之所以能發生這些作用，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相關聯。

按照勞動過程的性質，生產資料首先分為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或者更進一步地加以規定，它一方麵是原料；另一方麵是工具，輔助材料等。這是從勞動過程本身的性質上中產生出來的使用價值的形式規定，因此——就生產資料來說——使用價值有了進一步的規定。在這裏，使用價值的形式規定本身，對於經濟關係的發展，經濟範疇的發展，成為本質的事情。[21]

在這裏，馬克思進一步區分了使用價值的內容與形式，即使在內容不重要的情況下，使用價值的曆史性形式仍然對價值生產與價值增殖過程產生著影響。

如果對資本生產過程做進一步的考察，更能看清使用價值在生產過程中的影響。馬克思指出，加入生產過程中的使用價值可以劃分為兩個在概念上有嚴格區別的要素和對立物：“一方麵是物的生產資料，客觀的生產條件，另一方麵是活動著的勞動能力，有目的地表現出來的勞動力，主觀的生產條件。從資本在直接生產過程中表現為使用價值而言，這種劃分是資本的進一步的形式規定性。”[22]在這裏，使用價值的形式規定性直接建構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物的層麵的形式規定性，這既是使用價值本身的生產過程，更是價值增殖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使用價值處於政治經濟學的考察之外，主要是在商品的屬性以及商品交換層麵來界定的，而且是就使用價值的內容來說的。一旦進入到資本生產領域，使用價值的形式規定性就至關重要。對使用價值的內容與形式這種區分，是考察使用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中的作用與地位的前提。

第三，使用價值的抽象化與“有用性”的想象。馬克思之所以在《資本論》中沒有對使用價值的自然形式做過多的討論（貨幣部分除外），是因為在商品交換過程中，使用價值的物質內容實際上並不重要。商品交換過程就是要將使用價值從其質的規定中抽象出來，形成雙重結果：一是這種抽象才能使不同質的商品能夠在價值層麵進行量的比較；二是將具體的“有用性”抽象為想象中的“有用性”。“商品的物體屬性隻是就它們使商品有用，從而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來說，才加以考慮。另一方麵，商品交換關係的明顯特點，正在於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23]具體的有用性成為想象中的有用性，質的差別變成了量的差別，這是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的前提。與之相應，體現具體有用性的具體勞動也被化約為抽象勞動，這時勞動產品所能剩下的東西，就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這種“幽靈般的對象性”與想象的“有用性”成為商品交換中的真實存在。馬克思的這些討論，已經將使用價值納入了交換過程及其心理效應層麵，以闡明使用價值在交換過程中的存在方式以及這種存在方式在人的心理層麵的影響。這也表明，這種想象的有用性成為商品交換的心理學承諾。

第四，使用價值與經驗論。在《資本論》的具體展開中，馬克思討論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參與方式，比如勞動對象與勞動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的價值轉移。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在直接層麵價值增殖過程表現為不同物質材料與勞動共同形成的過程，這使得產品的價值表象為作為資本的物的參與結果，以致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即如果沒有資本，那麽生產是無法進行的，因為資本被看作是具體的物質存在。對資本的這種看法，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當時一些從經濟學出發的社會主義者那裏表現為非常明顯。比如詹姆斯·穆勒就認為：“由這些工具組成的供應品稱作資本。”[24]對於李嘉圖社會主義者來說，正是因為資本表現為勞動工具與勞動資料，因此在未來的社會主義，資本仍然構成了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重要要素。比如勃雷就認為：在未來社會必須有三個條件，即勞動、資本與交換。這裏的資本指的就是“房屋，機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東西，……一切這些東西都是資本”[25]。在這裏，他們正是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層麵來考察資本的，這正是麵對商品時的經驗論。如果從馬克思思想的雙重邏輯來看，這是從資本邏輯返回到了生產邏輯，是傳統推廣論的再現。馬克思在批評瓦格納將使用價值與價值的混淆時就指出：瓦格納賦予使用價值以財物的屬性，並從中推導出價值概念，“給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財物’的印記同樣可以叫做：‘賦予’這些物以‘價值’”[26]，從而將使用價值與價值一般等同起來。按照我的理解，這正是從生產邏輯推廣到資本邏輯的做法，從而以人類學意義上的使用價值來說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的使用價值。在這一方法的背後，實際上就是將特定曆史階段的生產方式變成了人類存在的一般生產方式，正如馬克思反諷地指出：“瓦格納能說的隻是：關於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簡言之，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馬克思的說明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錯誤在於，把這種經濟看做是暫時的，而相反地，亞裏士多德的錯誤在於把奴隸製看做不是暫時的。”[27]

關於使用價值上的這種經驗論，說到底是不能區分使用價值的內容與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不同作用。根據曆史唯物主義雙重邏輯（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內在關係來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在表象層麵直接表現為實際的物質生產過程，資本的物質性形態成為生產過程的物質基礎，即資本表現為客觀的勞動條件，即生產資料或勞動工具，它們的具體存在方式體現為原料、輔助材料、工具、建築物、機器等，這些物質存在就成為實際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就易將資本邏輯還原為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將資本的曆史性形式還原為人類生產過程中永恒存在的具體物質內容，“於是，資本就被看成這樣一種物，它在生產過程中起著某種物的作用，起著它作為物應有的作用”[28]。在流通過程中，由於貨幣或者是一種中介，或者是一種觀念性的價值尺度，或者甚至可以作為支付手段，這時商品流通同樣表現為一個物質流轉的過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產生上述社會主義者所有的經驗論，這種經驗論恰恰沒能穿透使用價值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沒能區分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內在區別和聯係，從而陷入對使用價值的錯誤理解中，並進一步錯誤理解了資本的本性。

通過這些論述可以看出，使用價值不隻是一個經濟學的範疇，而且有其哲學的意義。對使用價值的曆史性討論是將馬克思的經濟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的一個重要方麵的內容，它體現了馬克思麵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方法，即一種曆史性的批判性方法。隻有在這一視野中，才能將馬克思關於使用價值的討論與商品交換、資本生產等問題的討論有機地聯係為一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