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在討論從使用價值到價值的過渡時說：“人的自然願望，是要清楚地認識和了解內部和外部的財物對他的需要的關係。這是通過估價（價值的估價）來進行的，通過這種估價，財物或外界物被賦予價值，而價值是計量的。”[29]在瓦格納的這一表述中，有個前提性的設定，人的需要，他正是從人的需要出發來論證使用價值通過估價推導出價值的。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人的需要是其理論的前提。詹姆斯·穆勒在界定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時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重大目的，即社會的消費和滿足消費的供給。”[30]消費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需要是生產的原因，是生產的主人和指導者”[31]。斯密以分工作為理論的起點時，指向的正是為了最大可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並認為交換就源自於人的原始需要。“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裏，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於分工而大增。……別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給；他自身所需的，別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給。於是，社會各階級普遍富裕。”[32]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物質生產的最大化，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實際上深受上述設定的影響，並將之上升到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的高度。針對青年黑格爾派從觀念出發的曆史觀，馬克思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曆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曆史活動，是一切曆史的基本條件。”[33]馬克思的這一界定，強調人的需要及其滿足是推動物質生產的動力，這種設定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非常相似。但如果僅停留於這個層麵，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就無法區別開來。
馬克思在確定人類曆史前提時，實際上意識到了一般意義上的人及其需要的設定在理論上的局限性，他在批評費爾巴哈時就指出：費爾巴哈所設定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現實的曆史的人”，作為現實的人，他總是處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中，是“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34]，而不是像魯濱孫一樣的孤立的個體，並像盧梭、李嘉圖等人一樣，將這種個體想象為人類個體應該具有的模樣。在《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針對瓦格納關於人的需要的設定，馬克思反問道：這裏的問題是：“‘人’？如果這裏指的是‘一般的人’這個範疇，那末他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麵前的人，那末他應該被看做是一種非群居的動物。”[35]如果不存在一般的人，也就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需要，隻有特定社會中的人的具體需要，“那末出發點是，應該具有社會人的一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一定性質，因為在這裏，生產，即他獲取生活資料的過程，已經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性質”[36]。在一定的社會性質下，特別是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的滿足與經濟學意義上的消費直接聯係起來，這時需要變成了消費的內在動機，消費本身又會創造出新的需要，商品的使用價值變成了消費時所關注的對象。這才是資本邏輯全麵統攝下使用價值滿足需要的形式規定性。“人並不是擁有著他所有的需要，先在地存在於那裏，並在自然的驅使下來完滿和詮釋人之為人的特性。這種假設，回擊了唯心主義的目的論，但卻界定了我們社會中個體的功能，即生產社會之中所存在的功能神話。個人的價值體係，諸如宗教的自發性、自由、獨創性等等都要在生產的維度上才能顯現出來。甚至最為基本的功能也都立即成為體係的‘功能’。任何時候，人都不曾擁有基本的需要。”[37]鮑德裏亞的這一說法，倒是延續了馬克思的思路。
因此，如果說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還想設定一個人類學意義上的人的需要的話，隨著資本邏輯對生產邏輯的統攝地位的確立，人類學意義上的人的需要讓位於特定曆史情境下的人的需要，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人的需要。這既是對一般的、抽象的人的觀念的拋棄，也是對一般意義上的需要範疇的拋棄。在資本主義社會，任何個體的需要，都有賴於他人的產品，獲得這一產品的過程，則是以整個社會生產方式為中介的過程，這決定了每個人隻有作為另一個人的手段才能達到實現自身需要的目的，同樣，每個人也隻有在為了自身的過程中才能成為他人的手段。因此，個人首先並不是作為需要的主體發生關係，而是作為個體發生關係，隻有當每個人都超出了自身的特殊需要時，他才能進入社會的關係結構之中，才能真正滿足自身的需要。
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中，需要的滿足變成了消費過程，主體的需要變成了消費力，並被納入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之中。消費的過程在直接層麵是將獨立的物質形式消耗掉，但這種物質形式正是生產創造出來的。資本主義生產不僅創造出消費的對象，而且把消費能力當作需要創造出來，因此，需要本身就成為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係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麵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麵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38]不僅如此，生產本身也是一個消費的過程，比如在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中，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以及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都成為生產過程中被消費的對象。這就進一步表明，人的需要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本身受到了社會形式的規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關於抽象人的需要的設定，抽象掉的恰恰是需要的社會曆史規定性，從而將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還原為一般需要，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無意識，這種無意識的設定與將使用價值完全排除在政治經濟學範圍之外的設定是一致的。
這也表明，當鮑德裏亞批評馬克思沒有反思使用價值，從而陷入使用價值與需求問題的意識形態陷阱時，他抓住的是馬克思在生產邏輯層麵的設定，而沒有看到馬克思在資本邏輯層麵對使用價值以及需求問題的重新理解。在資本邏輯中，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同樣是價值增殖過程，對使用價值與人的需要的一般人類學設定，正是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合法性的重要前提。重新將使用價值納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野中，才能真正地透視資本邏輯的統攝性作用，揭示人的需要被資本邏輯的建構過程。實際上，也正是對使用價值批判的放棄，才使人陷入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麵拜物教中。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頁。
[2] cf.Jean Baudrillard，“Beyond Use Value”，i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rans.by Charles Levin，Telos Press Ltd.1981.Chapter 7.中譯本參見［法］鮑德裏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 ［日］廣鬆涉：《資本論的哲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頁。
[4] ［德］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1頁。
[5] ［美］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陳觀烈、秦亞男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3頁。
[6] 轉引自［德］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頁。
[7] ［法］鮑德裏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頁。Cf.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p.131.
[8] ［法］鮑德裏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頁。Cf.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p.132.
[9] ［德］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頁。
[10] ［德］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頁。
[11] ［德］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
[12] ［德］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頁。
[14] ［德］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519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3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4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8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8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
[24] ［德］穆勒：《政治經濟學要義》，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頁。
[25] ［英］勃雷：《對勞動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強權時代與公理時代》，袁賢能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9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9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1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頁。
[29] ［德］瓦格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頁。
[30] ［德］穆勒：《政治經濟學要義》，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3頁。
[31] ［英］格雷：《格雷文集》，陳太先、眭竹鬆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29頁。
[32] ［英］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1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405頁。
[37] ［法］鮑德裏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頁。
[3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