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學者認為，雖然不能完全用生產邏輯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但也不主張完全拋棄馬克思的生產邏輯，而是將生產邏輯與理性規範以及兩者之間的內在關係作為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構架。在這一理論框架中，哈貝馬斯與吉登斯構成了重要的理論代表。

哈貝馬斯麵對馬克思生產邏輯的社會基礎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10]晚期資本主義，也可稱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它標誌著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與現代資本主義的轉型。綜述哈貝馬斯對這個轉型的論述，可以歸結出三個特征：第一，“［科學］研究和技術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日益密切”[11]；第二，經濟的集中過程和商品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勞動市場的組織化；第三，指隨著市場功能缺口的不斷增大，國家開始對市場進行幹預[12]。技術的發展，不僅滲透到經濟活動中，而且滲透到製度層麵，使得科學與技術變成了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但這一發展過程導致的結果是，“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過程中也‘充滿了矛盾’或危機”。[13]

為了更好地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哈貝馬斯先討論了危機的一般理論分析，沿著帕森斯的思路，這是通過社會整合與係統整合兩個概念的討論為基礎的。雖然係統整合隻是社會整合的一個亞係統，但為了更好地討論問題，他在社會整合與係統整合之間進行了區分：社會整合指的是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過程中所處的製度係統，表現為一個具有符號結構的生活世界，它是社會的規範結構，哈貝馬斯以生活世界這個範式加以概括。而係統整合指的是一個自我調節的係統所具有的特殊的控製能力，如果用韋伯的話說，這類似於工具理性係統。在社會係統內部，正是通過係統整合實現對外部自然的社會化，通過社會整合實現對人的內部自然的規範化，前者體現為遵循技術原則的工具行為，後者體現為遵循有效規範的交往行為。在社會整合與係統整合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危機就是這種張力失效的過程，即當以生產為基礎的係統整合達到係統自律時，與規範產生矛盾，使得社會認同發生危機。因此，對於危機這個概念，哈貝馬斯的解釋更側重於製度與意識的規範性層麵，這種規範性層麵雖然具有客觀性力量，但與主體是直接相關的。危機是一種客觀力量，這種力量剝奪了一個主體的某些正常控製能力，即“危機就是係統整合的持續失調”，但“係統不能說是主體；根據前科學概念的定義，隻有主體才會被卷入危機。在社會成員感覺到結構變化影響到繼續生存，感覺到他們的社會認同受到威脅時，我們才會說出現了危機。係統整合的失調隻有在社會整合岌岌可危時，即在規範結構的共識基礎遭到嚴重破壞，社會變得失範時，才會危及繼續生存。危機狀態表現為社會製度的瓦解”。[14]

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市場構成了一個較為自律的係統，經濟危機就直接表現為係統危機，由於社會整合無法對這種危機進行控製，就易導致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個過程做了較為具體的分析。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隨著國家的幹預，經濟危機已經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國家麵臨的是雙重任務：一是要確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二是要對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礎，這兩個方麵實際上是一個內在循環論證的過程。但合法性的基礎並不能通過權力的規範製約而確立，它依賴於人們的動機，這種動機又依賴於規範的內在化，這種規範的內在化又取決於規範著話語的主體間性，這是社會交往的靈魂。“隻有當規範確定的合法滿足需求的機會分配建立在參與者實際達成的共訓基礎上，追求製度化的價值的行為取向才是沒有爭議的。”[15]而要達到這一點，就需要從社會進化的視角，建構一種新的學習機製，從而重新構造規範結構的發展模式。在哈貝馬斯看來，在這個意義上，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主要是與規範結構相關的社會製度發生了危機，曆史唯物主義的當代重建就是要麵對這種危機，提供新的社會分析框架。

從這樣的前提出發，哈貝馬斯以一種“修正”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他在《重建曆史唯物主義》中說：“馬克思主義沒有必要複興。我們所說的重建是把一種理論拆開，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組織，以便更好地達到這種理論所確立的目標。這是對待一種在某些方麵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潛在力量仍舊（始終）沒有枯竭的理論的一種正常態度，我認為，即使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也是正常的態度。”[16]在他看來，馬克思非常深刻地認識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內在機製，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進行了分析，為分析局部係統的危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基礎，而且馬克思還將自己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解成社會進化的全麵理論”，這在一定的意義上，構成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礎。但馬克思將建構交往理性的學習機製隻是限製在客觀性層麵，或者說限製在生產力領域中，而忽視了在道德等規範以及運用共識等調解衝突的領域中，也存在著學習過程，而且對社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在製度係統中得到體現的合理性結構，特別是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經濟危機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如何從交往理性基礎上描述文化傳統和製度變化的固有發展邏輯就更加重要。重建曆史唯物主義就是要重建為規範和價值進行辯護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曆史唯物主義的重建是按照雙重向度展開的。“為了避免把決定著社會進化的兩個理性化過程相混淆，我們必須把總體概念，例如，生產活動和實踐，分解成交往的行動和目的合理的行動的基本概念；行為的理性化不僅影響生產力，而且以獨立的方式影響著規範的結構。”[17]目的合理的行動涉及生產力的提高，遵循的是工具理性的原則，而交往的行動遵循的是主體間性公認的規範，這是解釋社會的兩個重要維度。哈貝馬斯認為當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僅僅理解為生產力發展的機製時，恰恰是在兩個理論維度之間發生了混淆，並賦予前者獨一無二的地位，而實際上對於當代社會來說，隻是後者才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生產力也隻有在交往理性基礎上實現了社會一體化時，才能真正地得到發展。因此，曆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也就意味著“為一個既定社會的規範結構重新設計一個發展模式並且來證實這個發展模式”。[18]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作為修正曆史唯物主義的主要武器，實際上是想在晚期資本主義危機時代，提供一種新的社會一體化模式。

與哈貝馬斯具有相似的理論範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構中，馬克思一直處於理論的中心地位。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學界普遍忽視馬克思的社會思想時，他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中將馬克思、韋伯、塗爾幹作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但在1981年出版的《曆史唯物主義當代批判》中，他對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又進行了解構。到了20世紀後期，當人們紛紛放棄馬克思的理論時，吉登斯又認為這恰恰是錯誤的，“馬克思有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的許多論述仍然是正確的”。[19]“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對於任何試圖分析自18世紀以來已經席卷了整個世界的大規模社會轉型的人來說，其核心內容仍然必須保留。”[20]正是這一總體姿態下，吉登斯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批判，但這也是一種修正式的批判。

在《曆史唯物主義當代批判》一書中，吉登斯認為馬克思從生產方式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雖然對於我們理解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非常有幫助，但對於這種依靠生產力進步的社會進化論，也需要進行批判反思。他認為馬克思隻從生產方式出發，對社會的說明是一種生產方式線性化的理論，這種理論既不能完整地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當代形態，更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之外的其他社會與文明，產生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在於，“權力在馬克思那裏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理論說明，這種缺陷是他的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來源”。[21]權力是從生產結構的支配中產生出來的，但權力本身構成了組成社會體係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這個重要的因素，被馬克思忽視了。結合對當時社會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和解釋學的批判，他提出了結構化理論，認為進入支配結構的除了馬克思所分析的生產中的物質支配權力外，還存在支配社會的權力，他分別稱之為配置性資源與權威性資源。他認為不管是在非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以信息監控為基礎的國家權力，都是社會建構的重要條件。結構化理論這是將這兩種資源置於社會時空構成域中，揭示它們的內在關係以及與這種關係相一致的社會的構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從生產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對吉登斯來說，其豐富的內容隻構成了結構化理論的一個層麵。

但在吉登斯的理論思考中，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層麵並不是主要的，他更為關注的是權威性資源在不同社會形態中的變化及其當下作用，在這一點上他綜合了韋伯關於政治製度的分析、塗爾幹關於道德意識的分析以及福柯的權力理論。正是在這一思路中，我們可以看到吉登斯關注監控理論，關注資本主義製度與國家理論，關注傳統在現代社會的變遷以及後傳統社會中生存方式的變化，這也是他評論現代性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他與哈貝馬斯一樣，雖然兩人都意識到馬克思的生產理論是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麵，但又將生產理論置於另一條線索的製約之下，這構成了他們思想的本質規定。但這種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並不能掩蓋哈貝馬斯與吉登斯之間存在的根本差異。在吉登斯看來，哈貝馬斯關於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強調，是傳統批判理論的最後喘息。[22]而從哈貝馬斯的立場上來看，吉登斯討論的問題都還局限在哈貝馬斯所討論的工具理性層麵，並沒有進入到交往理性，而交往理性才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焦點。麵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一種改良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是他們的共同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