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哲學視野中，也有許多學者堅持以馬克思生產邏輯為理論基礎，並通過整合當代理論成果，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及其思想發展過程。在這些學者看來，雖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但並沒有超越馬克思的總體理論構架，馬克思的生產理論仍然是我們澄清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前提。在這一理論鏈條中，詹姆遜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分析、凱爾納與貝斯特對後現代思潮的評論、德裏克從“彈性生產方式”出發對後殖民主義的批判、哈維對後現代空間理論的揭示，以及哈特與奈格裏在《帝國》一書中對分析全球資本主義理論範式的重構，形成了從生產理論出發，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分析的重要成果。

詹姆遜的直接論戰對象是後現代思潮。後現代思潮從文化理念上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它以現代性指稱資本主義的啟蒙理性，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進行一種斷裂式的區分，並以後現代作為從資本主義中逃脫出來的策略。對“元敘事”、人類中心主義、同一性、確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類文明的另一種形象。詹姆遜的問題是：後現代真的是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文化的另一種文化嗎？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並不停留在純粹形而上學的層麵，而是從馬克思的資本邏輯中找到了分析問題的基點，並通過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理論，對後現代思潮進行了“曆史性”的分析。

在《晚期資本主義》一書中，曼德爾從生產力的技術變革入手，把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1848年以來蒸汽引擎的機器生產導致了自由競爭的市場資本主義；19世紀90年代以來電力發動機及內燃機的機器生產導致了帝國主義；20世紀40年代以來電子及核子能量機器的生產帶來了晚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這三個階段雖然各有自己的特點，資本的運轉方式也不盡相同，但它們都沒有脫離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邏輯。特別是第三階段，並不像有的學者所說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次斷裂，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體現：“晚期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帝國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新的階段，其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結構上的危機。”但這種危機並不是過去所謂的生產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資本主義生來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術革命或者說自動化的廣泛可能性加以推廣普及，這構成了晚期資本主義在這一趨勢中的一種有力的表現”。[1]曼德爾認為這也是考察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理論基礎。曼德爾從生產方式出發考察當代資本主義的思想，構成了詹姆遜討論後現代思潮的理論基礎。

但這並不意味著詹姆遜簡單地回到經濟決定論，實際上詹姆遜通過對當代各種理論思潮的整合，找到後現代思潮與社會曆史生活過程的內在建構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實現對後現代思潮的曆史定位，同時實現對社會曆史過程的哲學抽象，這也是詹姆遜所理解的辯證法。“在我看來，方法論問題之間的張力與衝突總會打開通往更大的哲學問題的大門。最終會導向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也就是說如何把文化、意識同語境或形勢聯係起來。”[2]在這一理論空間中，每種理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這並不是說每種理論都處於同一個水平麵上。作為一種理論範式，每種理論都有其主導性解釋符碼，如結構主義的“語言形式”、弗洛伊德主義的“欲望”、經典存在主義的“焦慮與自由”等，但通過範式之間的對話與比較，詹姆遜認為馬克思的生產邏輯最能有效地解釋晚期資本主義社會。

馬克思主義的主導符碼是一個十分不同的範疇，即“生產模式”本身。生產模式的概念，製定出一個完整的共時結構，上述的各種方法論的具體現象隸屬於這個結構。也就是說，當今明智的馬克思主義不會希望排斥或拋棄任何別的主題，這些主題以不同的方式標明了破碎的當代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區域。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上述闡釋模式的“超越”，並不是廢除或解除這些模式的研究對象，而是要使這些自稱完整和自給自足的闡釋係統的各種框架變得非神秘化。宣稱馬克思主義批評作為最終和不可超越的語義地平線——即社會地平線——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闡釋係統都有隱藏的封閉線。闡釋係統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以社會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但是隱藏的封閉線把闡釋係統同社會整體分離開來，使闡釋成為表麵封閉的現象。馬克思主義的語義批評可以打破封鎖線。[3]

在確立了生產方式的主導解釋符碼的地位之後，結合曼德爾的資本主義階段理論，詹姆遜從文化風格的角度，通過比較現實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指出現實主義體現的是市場資本主義的形勢，現代主義體現的是擴張的世界資本主義或者說帝國主義的形勢，而後現代主義體現的正是晚期資本主義或者說跨國資本主義的形勢。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主義正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深受鮑德裏亞影響的詹姆遜，在麵對馬克思的生產理論時，得出了與鮑德裏亞麵對馬克思的生產理論時完全不同的結論。

詹姆遜的這一總體思路，得到了凱爾納與貝斯特的呼應。他們兩人考察了後現代的思潮來源及其發生過程，在充分意識到後現代理論的重要成果之後，對後現代理論的總體局限提出了批評。“沒有哪位後現代理論家提出這樣一種社會理論，將社會看作是一個係統組織，看作是一種擁有特定社會關係、製度和組織的生產模式”[4]，這使得大多數後現代理論忽視了政治經濟學，因而未能恰當地闡明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層次之間的相互關係。他們認為，雖然還不能證明後現代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另一條分水嶺，但的確體現了與現代不同的許多東西，今天的理論方向在於，以生產理論為基礎，整合現代社會理論與後現代理論的優勢，建構一種多向度、多視角的批判理論，尋求改造現存社會的可能途徑。

以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分析方法，同樣構成了德裏克考察後殖民理論的基礎。德裏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紐爾·卡斯特關於網絡社會分析的影響。在三卷本的《網絡社會的崛起》中，卡斯特認為，以電子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技術，使資本主義社會經曆著一個再結構的過程。這是在資本主義總體框架之內的帶有總體性的結構轉變，不僅導致了彈性生產，而且導致了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民族—國家主權的衰落、自我認同方式的變更，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雖然卡斯特以生產、經驗和權力作為分析的基本構架，但“技術與生產的技術的關係，雖然是在源自社會之支配性領域的範式裏組織起來（例如，生產過程、軍事—工業複合體），但它們會擴散到整個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之中，以致穿透與修改了權力和經驗。如此以來，發展方式塑造了社會行為的整個領域，當然包括了象征溝通”[5]。正是以卡斯勒關於彈性生產的分析為基礎，結合世界體係理論和哈維關於空間分析的有益成果，德裏克對後殖民主義進行了批評。作為後現代思潮的傳承者，後殖民主義像後現代思潮一樣，批判元敘述、主體、同一性等範疇，反對殖民主義與革命，企圖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構自己的身份。但它是從邊緣、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話語，不願意分析後殖民現象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係，這時它就既不能說明殖民主義與革命的社會曆史，也不能說明自身的曆史，它對中心的批判、對多元主體的建構，如果不能同分析資本的邏輯結合起來，實際上就是建構一種想象的主體，而這種想象的多元主體，正合乎跨國資本的文化多元性的要求，這正是跨國資本在新殖民時期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國公司的操作與管理中，應聘高級主管的首要條件就是熟悉當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國公司內部形成的就是多元化的價值體係，對這些具有不同價值背景的主管的測量條件就是最後的經濟效益。“如果孤立地將歐洲中心主義僅僅看作一個文化或意識形態的問題，那就會淡化了權力關係，而權力關係才是推動它並賦予它霸權勸誘力的因素……將批判的任務從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偏轉到對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批判上，從而掩飾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還借此為資本主義關係下穿著現代外衣的不平等、剝削和壓迫提供了托辭。”[6]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裏克認為，後殖民批評有意無意地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同謀。

詹姆遜、凱爾納、德裏克從生產理論出發，對當代資本主義及其文化現象進行批判分析，這條思路在哈特與奈格裏合作的《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得到了更為深入的展現，形成了全麵考察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論構架。詹姆遜、德裏克等人，雖然也把全球資本主義作為理論的社會平台，並且堅持從生產出發對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進行批判，但他們並沒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在這一點上，哈特與奈格裏的《帝國》與卡斯特的《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樣，從多學科交叉分析的視角，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變更做了較為細致的分析，並力圖生長出一條批判的思路。在哈特與奈格裏看來，伴隨著全球市場的發展與生產的全球流動，產生了全球化的秩序，一種新的規則的邏輯，他們將之稱為一種新的主權正在形成，使全球資本主義構成了一個帝國主義之後的“帝國”世界。帝國主義是歐洲民族—國家的主權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擴張，但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民族—國家的主權受到了挑戰，使原有的政治權力走向衰落。

民族—國家主權的衰落並不意味著字麵意義上的“主權”已經衰落。在整個當代的變革期間，政治的控製、國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機製已經在繼續統治著經濟和社會的生產和交換。我們基本的假設是主權已經擁有新的形式，它由一係列國家的和超國家的機體構成，這些機體在統治的單一邏輯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權開幕詞我們所稱的帝國。[7]

帝國並不像民族—國家那樣，是一個存在的實體，它是一個便於對全球資本主義進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這個分析框架中，馬克思的生產邏輯構成了基本的前提。“當馬克思要求我們離開喧囂的交換領域，自上而下地進入生產的潛在住所時，我們打算使這一立足點的轉變發揮類似在《資本論》當中的這種轉移的功能。”[8]隻有通過生產的全球分析，才能揭示出後現代與後殖民張揚的地方性、差異性、反基礎論等，這正是公司資本和世界市場意識的絕佳反響，這是資本贏家的話語，而原教旨主義隻是體現了帝國轉變中輸家的訴求。正是在這帝國的控製中，才形成了與傳統革命主體不同的新主體，“在樹立起市場的意識形態後，民眾通過勞動促進了人類的群體與階層的生態政治上的單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個節點”[9]。正是通過生產勞動，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義的民眾的俗世之城。可以說，這是當代左派激進話語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