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的一個重要規定性在於：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曆史性的規定，資本關係是特定曆史階段的社會關係，而不能將之永恒化、超曆史化，並推廣到所有社會。這是馬克思曆史性思想的重要規定。馬克思的這一思想，第一次非常清晰而自覺的表達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這一思想也構成了他寫作《資本論》的方法論前提。正是在這一思想自覺中，馬克思才能穿透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才能超越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關聯的一些社會主義思潮，當然，也才能真正地超越黑格爾。

撇開對蒲魯東理論中具體問題的論述，在方法論的意義上，馬克思正是以曆史性作為自己的前提來批判蒲魯東的。從曆史性的視角出發，蒲魯東的錯誤在於：第一，蒲魯東不懂得，“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製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14]也就說，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定曆史階段中的社會，“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曆史性的形式”。[15]這是非常重要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性規定就表明，絕不可將之永恒化，變成一種超曆史的社會，從而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適用於一切社會。可以說，這體現了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主義者麵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第二，當蒲魯東以當下的社會為永恒的社會時，他也就無法理解特定社會中的各種觀念、範疇與社會生活過程之間的內在關係，就會將一定社會中的觀念、理性獨立出來，當作獨立的存在，並以之作為社會的本質規定，這就使得真實的曆史變成了觀念的曆史。“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範疇看做永恒的規律，而不是看做曆史性的規律——隻是適於一定的曆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16]所以馬克思說，當蒲魯東無法真正地理解真實的曆史進程時，“他的曆史是在想像的雲霧中發生並高高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曆史，不是世俗的曆史——人類的曆史，而是神聖的曆史——觀念的曆史。”[17]這正是曆史性觀念缺乏的理論結果。第三，當蒲魯東從觀念出發來想象曆史時，雖然他從社會主義思想出發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但結果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資產階級生活對他說來是永恒的真理。他間接地說出了這一點，因為他神化了以觀念形式表現資產階級關係的範疇”。[18]在這個意義上，蒲魯東根本沒有超越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這也決定了他的批判並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水平。

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曆史性思想是超越一般唯物主義意義上的生產理論的重要維度，也是他能夠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維度。從一般唯物主義或人類學的意義上來看，物質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也是一切社會存在的前提。但從理論深層上來看，這種人類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也是政治經濟學所追求的。自斯密開始，古典經濟學家就將自然科學中的經驗論唯物主義方法引入經濟事實的研究中，從而“探究社會上實際存在的事物本質與發展過程”[19]。當斯密以一般勞動作為價值的本質規定時，雖然他討論的直接對象是工場手工業中的勞動，但他在理論建構中將這種勞動的意義一般化了，這個一般化，一方麵雖然反映了斯密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深刻理解，但另一方麵也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抽象為人類學意義上的勞動，這也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以勞動作為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作用的原因。但從勞動的這種人類學意義出發，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無法呈現出來。

從人類學意義上的勞動出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勞動的曆史性規定消失了。物質生產過程體現為人與物的結合過程，當資本失去了曆史性社會關係的規定性時，在其直接表現形態，或者體現為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或者體現為貨幣。當資本與勞動的關係被簡化人與物的結合關係時，古典經濟學家的下述理念就是正確的：

第一，在人類學的意義上，一切勞動都是物與物、物與人的結合，資本直接表現為沒有資本形式所規定的物，這裏的人當然也是沒有曆史性社會關係規定性的人。如果隻從物的角度來理解資本，那麽人們的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都可以算是資本。當這種理念超越了資本主義的曆史限製而擴展到對一切社會的看法時，原始社會打獵用的弓和箭都可被看作資本，因為僅從物的規定性角度來看，弓箭與現代生產機器都是生產工具（從這裏延伸出來，就可以理解馬克思為什麽不是技術決定論者）。這種理解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因為它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永恒化了。這種從物的角度來理解資本的思維方式，體現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方麵麵。比如在討論利潤時，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利潤來自於資本構成的各個組成部分，按照這種思路，不是可變資本創造剩餘勞動，而是一切資本都創造利潤。在這種思路中，剩餘價值被利潤所取代，當然也就無法發現剩餘價值理論。在馬克思看來，從這種立場出發，就隻能得出粗俗的唯物主義觀念。比如在討論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時，李嘉圖認為：“資本消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再生產出來的次數有多有少，根據這種情況，就被稱為流動資本或固定資本。”[20]李嘉圖是從物的屬性角度來看待兩者的區別的，這當然是一種拜物教式的思維，馬克思隨之嘲諷地說：“按照這個規定，咖啡壺是固定資本，而咖啡則是流動資本。經濟學家們把人們的社會生產關係和受這些關係支配的物所獲得的規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屬性，這種粗俗的唯物主義，是一種同樣粗俗的唯心主義，甚至是一種拜物教，它把社會關係作為物的內在規定歸之於物，從而使物神秘化。”[21]這正是將特定曆史階段的社會關係超曆史化的思維結果。當特定的社會關係消失時，剩下的就隻是“物”與“人”了。

第二，當資本的關係簡化為物與物、物與人之間的關係時，交換就成為一切社會的規定，而這種交換的產生就在於人類學意義上的人的利己心，人的需要也隻有在交換中才能得到滿足。這不隻是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政治學家的理論信念。斯密就認為，人類天生就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22]，他把這種傾向看成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分工與交換的作用下，人的需要的滿足依賴於他人的勞動，依賴於交換的結果。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前麵討論的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思想，就是以此為基礎的。因此，與資本的物化相一致的，就是人的抽象化，“經濟人”就是這種抽象化的結果。而這種抽象的物與抽象的人，正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物質生產所需要的。當交換變成一種超曆史的社會特性時，才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契約論，這也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一開始就討論的問題。

第三，從物的關係出發，根本無法理解資本的特性，特別是無法深入到資本生產過程中的內在剝削關係。

政治經濟學家一到著手分析勞動過程的時候，他們便不得不把“資本”這個用語完全拋開，而去談論勞動材料、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但是在產品作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資料這種特性中所反映的隻是它們作為物的條件同勞動的關係；勞動本身在這裏表現為支配它們的活動。在這方麵絕對沒有勞動和資本的關係，而隻有人類合乎目的的活動在再生產過程中同它自己的產品的關係。[23]

這時資本對勞動的關係消失了，資本天生就具有了產生利潤的能力。這種認識直接影響到以李嘉圖理論為依據的社會主義者的思路。從這種思路中，會產生勞動的直接交換思想，這正是霍吉斯金論證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當資本關係的曆史性規定消失時，一方麵，資本對勞動的關係也就成為勞動對它的物質條件的關係；另一方麵，霍吉斯金認為資本不過是勞動的別名，但被說成是支配勞動和決定勞動的力量，是與勞動無關的財富。這是一種直接的對立。而產生這種對立的原因就在於有資本家，是資本家的欺詐在發生作用。如果沒有資本家這個中介，那麽工人的勞動就可以直接占有過去勞動的產品，也就不存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了。因此，對於這些社會主義來說，需要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強調從政治經濟學出發來反對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社會主義者勃雷就說：

從資本與勞動二者之間的關係來說，在一個國家裏邊，資本或已經積累的產品愈多，則生產愈便利，而且對於產生一定效果的勞動亦愈減少。……這樣看來，這是很明顯的，凡是有利於資本的，也必有利於勞動——凡是資本的增加，勢必減輕勞動的辛苦——因此凡是資本的損失，亦必成為勞動的損失。[24]

交換體現的也是最平等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資本與勞動之所以是對立的，是因為資本家依靠自己所製造與占有的貨幣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換，這是勞動遭受迫害的根本原因。從勞動價值論出發的這種社會主義，比起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講的社會主義，已經深刻得多了，但這種社會主義仍然沒有跳出資本邏輯的束縛。從根本的視野上來說，“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把資本看作是一種關係。他們不可能這樣看待資本，因為他們沒有同時把資本看作是曆史上暫時的、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生產形式”。[25]這時，他們也就無法理解，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曆史性視野的喪失，使他們無法真正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形式規定性，而是直接將這種社會關係永恒化，這時呈現於表象層麵的“物”就成了“本質”。當將資本的問題歸結於交換層麵時，建立一種公平的交換製度、廢除貨幣就成了這些社會主義者的改革方案。

第四，從交換的平等特性出發，一些社會主義者提出消滅貨幣的主張，希望從流通領域來解決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在勃雷看來，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在當前社會中是不公正的，所以要使一切交換對雙方都有利，使他們利益平等。“倘使我們都依照一種公正的交換製度來做，那麽一切商品的價值，將由全部生產成本來決定，而且應該常常是等值與等值交換。”[26]也就說，如果一個製帽的工人一天製一頂帽，做鞋的工人一天做一雙鞋，假設兩人所用的材料相同，那麽兩人的交換就是平等的、公正的。這也是勞動對勞動的交換。怎樣做到這一點呢？勃雷認為：第一，要普及勞動，而不是像在當前社會那樣，資本家占有工人的勞動；第二，資本家之所以成為工人階級生產出來的財富的代表，是因為他們擁有貨幣，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發行貨幣，這造成工人階級不僅要為自己生產，還要為他人生產。這個問題怎麽解決呢？蒲魯東主義者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以銀行發行的直接代表勞動量的小時券取代交換中流通的貨幣，達裏蒙的國家銀行計劃就是這樣設想出來的。當以小時券代替貨幣時，就可以消除市場上總是出現的價值與價格的差異，可以實現直接勞動與直接勞動的交換。馬克思指出，這是在不取消資本關係的情況下，實現直接的物物交換，說到底就是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從物物交換開始從頭再來一遍。這就既沒有理解貨幣，也沒有理解資本。

這裏恰好也暴露了社會主義者的愚蠢（特別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愚蠢，他們想要證明，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由法國革命所宣告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理想），他們論證說，交換、交換價值等等最初（在時間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適當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製度，但是被貨幣、資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們論證說，曆史迄今為止企圖以適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實性質的方式來實現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嚐試都失敗了……[27]

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想使商品生產永恒化但又想廢除商品與貨幣的對立的企圖，就如同想廢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一樣的荒唐，認為交換價值不會發展為資本，這隻是一種虔誠的願望。

其實，從深層上來看，如果將資本隻是理解為貨幣，那麽對資本增殖的理解就隻能這樣表達出來：在交換過程中資本家將本該屬於工人的部分拿進了自己的腰包。這也是羅德戴爾在《論公共財富的性質和起源》中所表達出來的。羅德戴爾說：“如果對資本利潤的這種理解真正正確的話，那就會得出結論說：利潤不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隻是派生源泉，並且決不能把資本看作財富的源泉之一，因為資本帶來的利潤不過是收入從工人的口袋轉到資本家的口袋而已。”[28]這也是勃雷問題的錯誤根源。這種理解的深層根據又是對利潤的錯誤理解。在斯密看來，利潤來自於工人超過工資部分的勞動，但他又從資本家投資的角度認為，如果資本家的投資不能產生利潤，那就不可能有資本生產。對於斯密的這種看法，馬克思指出，他將剩餘價值與利潤混淆起來了。從資本投資的角度來說明利潤，對利潤的說明就會求助於資本家的發財欲望，而這種說明本身，又是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永恒為前提的。從發財欲望的角度來理解利潤的來源，不平等的交換就成為關鍵的原因。從生產領域轉向交換領域來理解利潤，這是理論邏輯的退卻，而這種退卻又是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所固有的。

如果將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當作一種超曆史的存在，那麽在這個關係性的背景上，剩下的就隻是沒有社會關係規定性的物與人，這構成了古典經濟學家的一般理論視野，也是從政治經濟學出發的社會主義者的視野。當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永恒化時，才能產生社會契約論式的自由個人的想象，才能產生黑格爾式的絕對理念。當馬克思的思想進入這個理論層麵時，他才能真正地透視黑格爾，透視現代民主製和國家理念，才能透視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因此，人類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隻是馬克思進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般視野，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曆史性構成了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深層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