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分析構成了青年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重要節點。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關注較多的是哲學層麵，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使他深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結構中，他的哲學思考也具有了社會曆史的規定性。隻有意識到這一點，黑格爾哲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政治思想的內在關係才能呈現出來。在我看來，從社會曆史角度對黑格爾哲學的這種理解，是我們理解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理論入口。為了深入地分析這一問題，我們以《法哲學原理》中的“市民社會”一章為例。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以“自由”作為倫理精神的內在規定。這種倫理精神的直接形式存在於家庭中，市民社會則是倫理精神的形式普遍性階段，國家製度則體現了普遍性與現實具體性的統一，是倫理精神的實現。市民社會是倫理精神的第二階段，它包括三個環節：第一，“通過個人的勞動以及通過其他一切人的勞動與需要的滿足，使需要得到中介，個人得到滿足——即需要的體係”[2]；第二，司法對所有權的保護，這是自由的現實性；第三，通過警察與同業公會，將上麵兩個係列的特殊利益提升為共同利益。對自由和市民社會的這一理解，既體現了黑格爾從政治經濟學出發的哲學理念提升，也體現了他在麵對資本主義社會時的政治態度。

黑格爾談論需要與勞動是以政治經濟學為前提的。黑格爾討論的是市場條件下的需要。隨著分工的發展，人的需要的滿足方式也越來越特殊化，需要本身也會隨著市場的發展而被創造出來。這種意義上的需要，當然不再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需要，其基礎是資本邏輯意義上的勞動分工與市場交換。“替特異化了的需要準備和獲得適宜的，同樣是特異化了的手段，其中介就是勞動。”[3]這種勞動是資本時代中的勞動，而不是自然經濟意義上的勞動。在資本主義市場體係中，勞動者不是直接生產自己的需要物，而是生產出他人的需要物，而自身的需要又依賴於他人的生產，需要的獲得就變成了依賴於市場交換的過程。這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斯密指出：“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於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於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4]對黑格爾來說，這種需要以及勞動，體現了人的解放，而不像一些過去的思想家所說的那樣，仿佛隻有在自然狀態中，人的生活才是自由的。

黑格爾所說的勞動，體現了人的解放和自由。理解了勞動的這一本質規定性，也就理解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自我意識”一章中，為什麽將勞動作為人的自我意識的確證。在黑格爾看來，真正的自我意識是具有欲望的雙方的相互承認，但在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中，奴隸雖然將主人的意識內化到自身之中，但奴隸一開始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力量，而主人則從來沒有平等地承認過奴隸的獨立地位。正是通過勞動，改變了這一切。

在主人麵前，奴隸感覺到自為存在隻是外在的東西或者與自己不相幹的東西；在恐懼中他感覺到自為存在隻是潛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勞動中則自為存在成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並且開始意識到他本身是自在自為地存在著的。奴隸據以陶冶事物的形式由於是客觀地被建立起來的，因而對他並不是一個外在的東西而即是他自身；因為這形式正是他的純粹的自為存在，不過這個自為存在在陶冶事物的過程中才得到了實現。[5]

通過勞動過程，奴隸獲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識。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說的：“黑格爾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

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非對象化，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6]

黑格爾自己也確實是在這個意義上認同政治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從上述需要和勞動的觀點出發，然後按照群眾關係和群眾運動的質和量的規定性以及它們的複雜性來闡明這些關係和運動的一門科學。”[7]對政治經濟學的這一理解，是他論述市民社會與國家關係的基礎。

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對勞動與需要的哲學理解，體現出黑格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態度。早年的黑格爾非常憧憬古希臘的城邦製，認為它體現了個人與共同體的自由發展。站在這個立場上，他將基督教以來的曆史看作文化的衰落，資本主義社會尤其如此。但在法蘭克福時期，英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開始進入黑格爾的視野，他不再隻是站在文化評判的立場上外在地麵對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意識到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無法改變的過程，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如何能夠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和解”成為他的哲學主題。這種思考的成果，最初體現在《耶拿時期的實證手稿》中，並在《精神現象學》和後來的《法哲學原理》中得以呈現。但在麵對以英國為典型的資本主義時，黑格爾雖然認為它體現了一種曆史的必然性，但又認為這種資本主義在體現自由和解放人類的同時，還不能真正地達到倫理意義上的自由。在《法哲學原理》“市民社會”一章中，黑格爾認為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雖然勞動分工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使人與人之間更加相互依賴，但生產的抽象化也越來越使勞動機械化，最後機器可以替代人，這時，需要的滿足與人的存在都受到一種外在的必然性的製約；第二，市民社會中的利己心不能實現倫理精神，它們最多隻能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正是基於對市民社會的這種看法，黑格爾把理性和解的希望寄托在國家理性身上，認為這才是倫理精神的現實體現。君主製在他那裏就體現為倫理精神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上的統一。從這裏可以看出，黑格爾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與他的哲學思考以及他的政治結論實際是內在一致的。

從黑格爾關於市民社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與古典經濟學家處在同一個理論視線上。第一，他與斯密一樣，強調勞動的人類學意義，並從分工出發來揭示勞動在現代社會的存在樣式。第二，他所理解的市民社會的原子式私人利益特征，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為基礎的，正是這種競爭，不僅在交換的層麵，而且也在生產層麵體現出商品生產者之間、交換者之間的欺詐。如果從這樣的理解出發，就會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問題歸結為人的理性的問題，國家理性正是對這種競爭的控製。這當然是對競爭的表層理解，而沒有意識到競爭是由資本的邏輯所決定的，因此不是資本家的欺詐導致競爭，而是資本邏輯的運行使競爭表現為資本家之間的欺詐，而實際上資本家隻不過是在執行資本的職能。

競爭造成的對支配著資本家的那種關係的看法（因為，事實上在競爭中正是資本本身的規律在資本家麵前表現為外部強製，既是他的資本對其他資本的強製，也是其他資本對他的資本的強製），使資本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動的那些關係的內部實質，而資本家本人隻不過是這些關係的有關代表或職能執行者而已。[8]

因此，黑格爾的國家理性是站在國民經濟學立場上的對國民經濟學的反思。這也表明，對黑格爾國家理論的批判不能僅從理性本身出發，否則就無法真正地透視黑格爾的國家觀念。

寫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雖然正確地指出了黑格爾思想中的唯心主義特征，但由於馬克思此時還沒有深入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所以他實際上無法真正地透視黑格爾，特別是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經濟學—哲學分析，更是處於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之外。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後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話，倒是真實地體現了他此時的思想情境。“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9]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才有了在法國完成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按照我的看法，《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意義在於：馬克思通過經濟學的初步研究，開始將哲學、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聯係起來，透視它們的內在聯係，這也是他在批判黑格爾哲學之後的重要理論進展。這種透視在於：在德國體現為哲學思考的東西，在法國以政治的語言表達出來，而深入政治經濟學之後，這種政治的語言又體現了政治經濟學的原則。

平等不過是德國人所說的自我=自我譯成法國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為共產主義的基礎，是共產主義的政治的論據。這同德國人借助於把人理解為普遍的自我意識來論證共產主義，是一回事。不言而喻，異化的揚棄總是從作為統治力量的異化形式出發：在德國是自我意識；在法國是平等，因為這是政治；在英國是現實的、物質的、僅僅以自身來衡量自身的實際需要。[10]

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的意義也在於：“異化勞動”構成了他將哲學、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思潮融為一體的理論基礎。

在一些後來者看來，“異化勞動”是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的標誌，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據此建構了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僅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異化勞動”概念比馬克思後來的任何一個概念都更具批判意味，但如果從哲學、經濟學的內在關係來看，這個概念恰恰不能成為馬克思批判理論的基石。在“異化勞動”理論中，馬克思的一個重要思想在於對象化與異化的區分，以對象化作為人的類本質的體現來反對異化，並以此作為揚棄異化的共產主義的論證構架。按照我的看法，把勞動的對象化看作人的本質的體現這一理解，更多具有人類學的意義，也是對古典經濟學以及黑格爾思想的直接繼承，馬克思後來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關於生產的論述也主要停留在人類學的水平上。但此時的“異化勞動”框架，無法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內在邏輯，如果馬克思的批判理論不能深入資本邏輯之中，他的批判就隻能是外在的哲學批判，這種外在的哲學批判根本無法超越價值評判的水平。而一旦進入資本邏輯的運行之中，馬克思恰恰發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對象化就是異化，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關係層麵，對象化了的勞動恰恰就是資本，而勞動的對象化在這種資本與勞動的雇傭關係中，恰恰構成了剩餘價值生產的關鍵。“資本按概念規定隻應是對象化的勞動，在其中當然積累著一定量的勞動。”[11]“在資產階級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時代中，人的內在本質的這種充分發揮，表現為完全的空虛化；這種普遍的對象化過程，表現為全麵的異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麵目的的廢棄，則表現為為了某種純粹外在的目的而犧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2]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中，活勞動隻不過是一種手段，它使對象化的死的勞動增殖，賦予死勞動以活的靈魂，而“勞動的產品表現為他人的財產，表現為獨立地同活勞動相對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現為自為存在的價值；勞動的產品，對象化勞動，由於活勞動本身的賦予而具有自己的靈魂，並且使自己成為與活勞動相對立的他人的權力”。[13]需要揭示的是資本為什麽增殖，勞動為何異化為他人的權力，馬克思早年的“異化勞動”理論並不能真正地麵對這一問題，在“異化勞動”的基礎上最多隻能建構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理論，這種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理論雖然在馬克思後來的論述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隻有放在資本邏輯分析的基礎上才具有重要意義，否則，馬克思就無法將自己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當然也無法真正地超越黑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