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身份集團

報人群體的誕生，可視為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化的一種路徑。這一角色的形成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演進和社會變遷密切相關，也涉及傳統公共精神的早期轉型，這段曆史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曆史背景之下。近代報人通過報刊公開表達的言論，已日益褪去傳統清談或勸諫麵貌，而更像波科克意義上的“政治論說”，即“在一定的曆史情景中，通過一些在他的曆史條件下可獲得的交流手段進行演說、寫作等活動（並發表其作品）”[25]。

將報人“身份”置於近代中國社會裂變之下，不難發現這一新身份的出現，有切實的社會“需求”。傳統社會簡單的政治共同體對政治體製並無多少要求，而現代政治的複雜性和社會力量的大量釋放，則需依賴更加先進的政治體係加以整合與維係，這對政治運轉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既有傳統政治的自我調整，更需建立新的製度或引入整合性社會力量。按照亨廷頓的界定，“社會力量就是民族、宗教、地域或社會身份的集團”，而“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會上各種社會力量猛增並多樣化，除親緣、種族以及宗教集團之外，又出現了職業、階級和技能集團”[26]。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報人實質上是一種社會身份的新興群體。

晚清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走向瓦解，大眾社會雖未來臨，但人們逐步從國家和傳統家族生活中釋放出來，分散為諸多團體、個體。這是啟蒙所致的個人意識開啟，也是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共同現象，因為“社會的結構分化是現代社會演化的重要標誌，亦是現代性社會實在的基本結構，它表明社會各領域的自主性”[27]。大眾媒體在此轉變之中開始成為社會整合的新容器。社會的崛起令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浮出水麵，不同於傳統士人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出現，以科舉為製度手段、以儒家義理的接受為前提的傳統精英生成機製已經式微和瓦解，傳統士人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在實際生活中，國家治理的衰敗，亦導致傳統知識指導社會的功用持續衰減，特別是科舉製度的瓦解，儒家精英文化的社會化、製度化基礎逐步喪失，從此，傳統精英文化分散、變異為體製外的多元意識形態，呈現競爭之勢，不得不致力於尋找各種新的製度化路徑。新興報刊作為一種開放性很強的新場域，進入其中既是為數不多的現實選擇，也可視為知識人在“社會”崛起後試圖重新獲取新影響力的努力。直到民國大學興起之前，報界一直是新知識精英重要的棲身之地。

此時的報人，借助西方現代政治和報刊思想，事實上構建著自己的新精英身份，並借此致力於國家救亡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總體而言，媒體精英（詳見第三章）作為一種現代大眾型精英，與古典的世襲、身份精英比較，其生成方式以及與政府、民眾的互動均大異其趣。當然，報人作為新的“報館大人”出現，乃是一個階段性曆史景觀。

與個人間非正式意見交流相比，報刊是一種正式而帶有公共色彩的意見交換係統，這種係統因為定期固定出版和產品的技術化（統一印刷品）而帶有“製度化”的麵貌或暗示。一個麵向不特定人群且帶有平等色彩的大型意見表達和交換係統，此為傳統中國所無，它既帶有西式現代出版的形式，又隱含著本土古典政治上下溝通的理想，從而迅速吸引了新舊知識精英的進入。作為戊戌變法的舉措之一，官方一度開放言論，以至於出現“野人漁民”上書二尺長條而光緒“不加譴責”的事情。[28]現代報刊和報人，無疑可視為一種新的社會整合與溝通手段，也是中國由古典轉入近代的一種新的準製度性力量，適應了晚清社會變遷和現代化過程引發的政治參與爆發。事實上，從魏源開始，報刊作為西方的一種新式出版，已被描述為百姓政治參與：“刊印逐日新聞紙，以論國政，如各官憲政事有失，許百姓議”[29]。作為新的表達和傳播渠道，現代報刊區別於傳統書籍的重要特征就是群體表達的麵貌，正如麥克盧漢所言，“書籍是一種個人的自白形式”，“報紙是一種群體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體參與的機會”[30]。

與那些體製內建言、清議不同，這種報刊上的言論，由於其媒體屬性而勢必逐漸轉向社會，訴諸大眾。因此伴隨官方政治的衰敗和改良訴求的難以滿足，報刊言論與官方日漸疏離，由此而激發相應的社會後果，影響革命的爆發。當然，其中亦可見“近代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不可避免地為文化革命所指導”[31]。

（二）新式公共知識人

從知識社會學考察，報人的興起可解釋為體製內文人向“公共知識分子”轉變的一種路徑。所謂“公共”，包括幾個重要含義，即“麵向公眾發言”（to）、“為公眾思考”（for）、涉及公共社會中的公共事務或重大問題（about）。“而這種運用和參與是以利用現代大眾媒介等公共途徑發表文字和言論為主要法式”[32]。就傳統士儒來說，涉及公共事務當無問題，他們身上從不缺乏為民思考、傳遞民意的道統，傳統公共性的難題恰是如何解決“麵向公眾”的渠道和技術手段，近代報刊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這一難題。

把目光投向更為久遠的曆史，餘英時認為自明代開始，格局已大異於宋，“得君行道”在朝堂政治的壓製和挫折，令士大夫不得不轉向下行路線，所謂“覺民行道”[33]。然而此態勢並沒有得以延展，傳統上下格局的“倒轉”在近代之前很難實現，因為普通民眾在政治上的主體地位並未真正得以確立。如徐複觀所言，靠統治者道德自覺，即使有聖君賢相，“社會上缺乏迎接呼應承擔的力量”，這樣“政治上的發動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會”[34]。直到晚清，知識精英才得以真正對接一般意義上的民眾資源。

民主觀念無論是西來者還是傳統思想的激發，推進的趨勢都是民眾勢力的增強，民眾意見日益成為個人理性的新向導，並實質性進入權力結構之中。雖說晚清中國鼓吹庶民勝利的時代尚未到來，但已無可逆轉地轉向。在此過程中，傳統士人的社會角色和心理無疑大受衝擊，為之改變。新思想充盈頭腦的新式知識人開始尖銳地掊擊舊政治秩序，同時積極向社會傳播新的觀念意識。“舊式士類的這種變遷，不僅是職業的變化，而且是利益與感情的變化，‘新式知識分子則成了時代的驕子’。”[35]

經由報刊的公共書寫和傳播，新身份滿足了早期報人溝通上下、為民代言、伸張民權等角色想象，其中的思想資源可謂蕪雜。不過，他們新政治參與機會本來不多，報刊是能夠利用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謂“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借報紙以發抒其意見，亦勢也”[36]。

就傳統淵源而言，這種“宣傳”路徑卻並非無本之木而是其來有自。“中國曆史上精英分子以宣傳的方法，直接或間接地來啟發民智或改造人民思想，在社會史與思想史兩方麵都有其背景”，包括從《皇朝經世文編》開始[37]，已“使知識分子培養出一種透過圖書出版而影響他人的習慣”，這使得他們“在新媒體，如報紙、期刊出現之後，很快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而投入新興的宣傳事業”[38]。甲午之役，舉國震驚，一批高級士人開始投入報刊，這些人的重要特點是身負進士、舉人功名，在傳統政治失靈而合法政治參與渠道逼仄的無奈現實下，他們深入開掘報紙價值、功能。尤其在梁啟超的言論風行之後，更多的留學生等新知識人積極加入報人行列。

金耀基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個從事於創發、詮釋、傳播及適用具有一般重要性的觀念的人”[39]。比較起來，現代公眾知識分子利用專業知識參與公眾活動，儒家知識分子的傳統特征則是價值和道德優先，而無專業技能，有的隻是對典籍的習得和發揮，他們的建議和批評以及教化民眾的方式主要依賴言論，而非專業知識。據林毓生觀察，19世紀90年代第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初第二代知識分子雖有很多差異，但多數人都致力於一個共同課題，即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路徑”，強調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優先於政治權力、社會條件或經濟生產方式，改變世界觀所引發的符號、價值和信仰體係的改變，將促進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革。[40]對轉型中的士人而言，報刊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看起來也仍可以發揮自己的傳統優勢。

此外，晚清報人流動性強，自由職業特征相當明顯。這個群體如德裏達所說，是一個沒有共同體的“共同體”，或類似布爾迪厄描述現代知識分子所言的那種鬆散的共同體，所謂“一個圓心無所不在又無處存放的圓”。自由職業為知識分子現代特征之一，“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活動大部分發生在官場或地方社會的範圍之外”。世界範圍看，媒體均為早期現代知識分子重要棲身之所。中國早期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學堂、報紙和自願結合的團體內”，“為後代樹立了榜樣”[41]。

他們有意無意地參與締造了兩種前所未有的東西：公共領域與民族國家。兩者的興起正需要一個想象的過程，所依賴的媒介主要包括小說和報紙，無論“民族國家的想象空間還是公共領域的空間”，“其構成基本上都與印刷媒體有關”[42]。如哈貝馬斯所言，報刊是“公共領域最典型的機製”[43]。

（三）空間轉移：都市的機會與挑戰

近代中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轉換，不僅關乎思想，還有生存與行動空間的切實變遷，傳統中國人在生活中難於逃脫各種地緣、血緣關係之外，曆史和家族是其生存和自我認同的經緯。傳統士紳的“學統”活動（私塾、書院）在鄉村為中心的熟人社會中展開，出仕者則無論官職高低，亦需葉落歸根。在這片土地上，鄉村是實際的生活重心，對傳統知識精英來說，自己的權力感和社會網絡，其根據也在農村。

雖然早至宋代，手工業生產、商品交換已較發達，明代起江南的商業城市也開始崛起，但中國難以出現西方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分離的那種城市共和國，難以發育與國家相抗衡的市民社會，傳統中國的城市為君主政治附庸而非對抗體，雖在少量南方城市出現過士紳自治實踐，但城市民間空間總體狹小。文藝複興後威尼斯等西方城市商業的演化無法同期在中國上演。

不過“都市”的崛起在中國早期傳媒業的勃發中也扮演了關鍵因素，雖然這一時間已較西方大為推遲。近代社會動**，特別是太平軍席卷江南之後，大量鄉紳進入城市，麵向西方的條約開放城市和租界的出現，使得城市開始凝為新的社會重心，並催生新的市民群體，雖然這一過程是緩慢且有一定的“管理”麵貌[44]，但西方“先進”文化的導入和現代生活的便利，對傳統精英產生了強大吸附力，令文化產生和社會關係的重心從鄉村向城市快速轉移。中國城市逐步脫離傳統防守封閉型的政治軍事堡壘，日趨成為綜合複雜的“都市”。這種都市化無疑是西方化的，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力量”基礎在此被消減，文化精英在現代文明的影響下，“改宗科技與城市文化”[45]。這裏不僅有各種新消費和新生活方式，也伴生了不同的新式職業和社會交往，它們均被貼上先進和文明的標簽，從而擁有新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此後，中國城市一直保持著對鄉村的心理優勢，城市人也獲取了更多的實際利益。

“城市是一種由小環境組織起來的結構，生活於其中的人民更願意彼此分離。”[46]從空間（space）與地點（locale）相分離來理解現代性，吉登斯認為和社會生活受“在場”支配的前現代社會不同，現代性孕育了“缺場”的各種要素，這令“空間從地點分離”，而“時—空分離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獨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組織提供了運行的機製”[47]。他將之稱為“脫域”，內在地包含於現代社會製度的發展之中，其中包括兩種機製：一種被稱為“象征標誌”的產生，另外一種為“專家係統”的建立。前者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將信息傳遞開來，用不著考慮任何特定場景下處理這些信息的個人或團體的特殊品質”[48]。應該說，都市生活的崛起塑造了遠離自然和生活現場的人群，他們更依賴媒介所揭示的間接生活和其中的價值暗示。大眾媒體製造出的虛幻世界，某種意義上正是為生活在這類環境中的人們而設。晚清新舊知識人不斷進入城市，雖然新的都市如上海，通過行會、同鄉會等方式，事實上也移植了大量傳統鄉土關係甚至有以同鄉關係為特征的“國中之國”[49]，保持著一種似是而非的“半熟人社會”麵貌，但這多集中於中低層民眾特別是諸如手工業、裝卸工等體力勞動群體。對於知識精英而言，都市裏雖然也存在同鄉團體，但更重要的機會和挑戰卻是非鄉村的，包括新的社群和新的文化生產方式，特別是其中湧現的新社團和新聞、出版機構，後者開始時為西方人所操辦。進入近代化都市的知識人，得以首次麵對和進入“現代社會中屬於知識分子的知識空間：學術社群和文化傳媒”[50]，“這些相對獨立的知識空間都是古代中國沒有過的，或者說不曾以建製化的網絡規模出現過”[51]。對很多人來說，開始時更多的是學習和適應，即使如梁啟超如此聰明的人物，也須從新的自我啟蒙開始，當他在上海讀到了徐繼畬的《瀛環誌略》，才第一次知道現代地理意義上世界各大洲的存在。

對較早一批出身於港澳或沿海通商口岸的思想家而言，正是“社會生活變化”，使得把他們生活中所見所感的東西化為歆動一時的思想言論。[52]

進入都市的知識人因此需適應新變化，重新獲取、轉化文化資本並獲得“話語”，將自己提升為熟人社會之外的“公共人”和超越地域的“全國人”。他們新的社交網絡是全國性的，所要介入的重大問題也麵向全國，對那些家國責任感沉重的儒家思想承繼者來說，其中一個繞不開的時代主題當然是麵對中國的全麵衰落，如何展開國家和社會的改良。與此同時，中國雖素有茶館這樣的傳統公共空間，卻缺乏市民公共討論和批評的空間，受益於咖啡館、沙龍的歐洲在形成數量可觀的中產階級同時，公民文化也得以發育成長。中國市民階層在晚清尚相當薄弱。傳統士人在進入都市後，在朝廷之外的合法公共空間事實上並不大，選擇辦報和以此身份發聲，是那些對現狀不滿的人為數不多的選擇。

就社會交往網絡而言，“都市”意味著麵對陌生人為主的生活，倘若沒有新的社會網絡依托，將難以生存或施展自身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個人主義的都市知識分子比鄉村知識分子更需要社會交往”[53]。新式報刊提供的是一種新的城市社會交往。圍繞新式出版，精英階層各種資源新的整合機製得以形成。報刊不僅提供了一個紙麵上的公共討論、互動空間，在現實中報刊參與者也構成了事實上的結社，而通過投稿、來函、發行等行動，熟悉和不熟悉的知識人以及更廣泛的讀者群體得以勾連，一些報館如《時務報》《時報》上海的辦公場所，本身已成為誌同道合者聚會的物理公共空間。

由此，報刊提供了一個準製度化的社會交往，將新舊關係整合為一個新的關係網，並由此形成新的行動能力，為報人在社會舞台和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穿針引線提供大量機會。因此不能不說，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新式報館，成了讓傳統士人眼前一亮的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