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定期出版物均可稱報刊。報人這一稱謂伴隨近代報刊而來，廣義而言，似乎所有報刊從業者都可稱之為報人。不過，即使這種較為寬泛的界定，一般也並不包括報業中的體力工作者和不具備主創能力的普通勞動者，如印刷、勞務。報人從事的崗位得到默認的主要為主筆、編輯、撰述或主持報館的經理、發行人等。[20]
報人的稱謂成為投身報業者的代稱，一直延伸至民國時期。這一帶有職業色彩的稱呼，由於跨度寬泛，卻成為今天人們描述近代報刊從業者的一個障礙而非便利。它所塑造的形象如此多義而變化，以至於人們可以從花邊娛樂小報編輯一直到梁啟超、章炳麟等人，皆可混而統稱為報人。
對上述現象的理解，需回到曆史情境之中。近代中國新聞業初始，受眾和從業者的媒介素養，遠非今人所想象。彼時多數人士對新式報刊的想象既帶有古代“報刊”（邸報）的比附，也寄托著“清議”“公論”等古典正義的希冀，而並非將其理解為一種全新的“大眾傳媒”。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並不了解現代意義上報刊所具備的獨特功能，及其與政府、社會互相作用的利害所在。早期報人對報紙能幹點什麽相當迷茫，正所謂“社會不知報章為何物，報人亦藉之發抒鬱抑無聊之意興，茫昧於報紙之職責”[21]。報人對報刊的理解更多的隻能來自實踐中的緩慢體悟。不過，和所有世界上的大眾媒體發展所經曆的一樣，人們很快就發現了其巨大的魔力，正是這種影響力或“新勢力”，吸引了大量新舊知識人投身其中。
作為一種身份或職業概念，報人在民國之前尚處於熔鑄過程中，直到晚清的最後幾年裏，才與一種職業的社會形象聯係起來，且這種聯係仍相當寬泛。職業報人的固化及這一社會角色的確認，雖從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經開始，比如各種以“界”命名的“社會辨認”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和其他出版物中不斷出現，如1910年第一個全國性的新聞業社團——中國報界俱進會在南京成立，它有著較為完善的章程，1913年出版的《中國新術語》，在“界”一欄下，收有“報界”[22]，但直到進入民國後，報人的“角色”形象仍經常顯得模糊。
豐富而多義的報人形象是一種曆史現實，那些將報人的定義窄化為一個固定於報館的職業描述，雖然相對清晰，卻無視晚清報業及其從業者真實而豐富的生態，也無疑將一批真正建構輿論、富有影響力的報刊參與者排除了出去；與此同時，報人在不同曆史階段以及同一時期，因從事報刊性質和所展開的言論不同，地位、影響力和社會評價往往大相徑庭，將報人視為一個隨意組合而不加以區分的混沌群體，顯然難以透視這一角色，並由此得觀近代中國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動員因之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由於本書旨在從此視角考察報人的興起和轉變，因此所指涉的報人主要是那些參與新興政論或綜合嚴肅報刊，通過報刊言論、報道介入社會公眾生活，進行輿論建構的人士。上述報刊不以煽情、轟動效應為主要訴求。晚清中國尚存在很多娛樂、言情小報，此類報刊對社會公共利益較少關切，對政治保持較遠距離，甚至不涉政治，這種出版物實質上更加接近古典口味印刷品，隻是在出版周期、版麵形式等方麵使用近代報刊模式。“小報”日後雖有發展並出現所謂關注社會的“大報化”之變，不過那是民國後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之後。晚清投身“小報”的從業者，明顯帶有更多傳統情趣，對他們更準確的稱呼應是一種文學型報刊文人，後者更多顯示了舊式文人的個人偏好，也基本不涉政治參與和社會動員。
歐洲的近代報刊，以哈貝馬斯看來，經曆了如下曆程：第一個階段，萌芽時期的“私人通信”，此階段生成的形式是小型手抄行業；此後的第二個階段轉為思想傳播（18世紀出現了一批學術、道德和政治刊物），“政治因素”此時占據主導，在這個所謂“個人新聞寫作階段”，說教和政治動機明顯，令報刊成為“政治輿論交鋒的陣地”；之後的第三個階段受到廣告業刺激，報刊“拋棄了論戰立場，而真正從事商業活動，爭取贏利”[23]。比較之下，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報刊業，從晚清到民國，雖有不少相似之處，不過“政治寫作”更加突出且持續長久。中國知識精英幾乎從一開始就對政治論說更有興趣或心理需求，他們借助報刊論政，乃至將辦報作為投身政治活動的起點，從維新運動開始幾成必經之路。近代中國特別是甲午之後，本土報刊的特色就是作為一種政治動員工具，而不是社會信息交流平台。自晚清始，中國報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著名與否不在於新聞信息的多寡，而在政論傾向和水平，這一點和西方國家報業發展的特點不同。[24]
晚清報刊突出的特征是知識媒介和大眾傳媒的雙重麵貌，啟蒙和導入新知是其核心內容之一，雖然此時有相當數量的娛樂報刊存在，但新聞報道和政治性報刊在家國危亡之際獲得了巨大激發，報刊和報人的影響力、社會地位多由此決定。對近代中國而言，嚴肅報紙既包括那些與消遣小報區別的政論報刊，如維新派報刊《時務報》《國聞報》等，以及後期的立憲派報刊；也包括那些具有相當公信力和影響力的綜合報刊，如《申報》《大公報》等。後者雖呈現商業報刊麵相，但具有較好的職業操作標準，政治報道和言論亦是其主要內容，有著相當的公共關切和社會責任意識，富有成效的討論在這些報刊得以展開，成為影響晚清政治的重要輿論勢力。報人憑借上述平台展開了有效的政治參與，無論是日常討論還是針對重大時政事件的批評，皆有揮之不去的濃重“政治”色彩。從現代媒體的公共性、輿論監督角色等方麵看，上述報人與日後的現代媒體人更加接近。人們承認，晚清存在一個可被體察並影響政治進程的“報界”或者說“輿論界”，其中所涉指的人群，基本上正是這部分報人。
與其他曆史時期比，晚清報人的“身份”感之所以難以錨定，很大程度上在於其流動和“兼職”色彩。此時報刊職業化路徑尚未完成，報刊參與者在多數時候更習慣於階段性投身其中，進入、退出的隨意性很大。從官員到改革派知識精英、士兵到職業革命家，都卷入了程度不同的辦報活動，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獨特的景象。這些人並非皆在本書研究範圍內，卻充分顯示了這一身份的豐富與模糊。由於此時這個群體沒有固化為一個階層，而隻是新興知識精英的一個新的社會角色呈現。因此可以將晚清報人描述為一個非職業化的流動群體。
與日後職業新聞記者、編輯不同，此時的報人如同所處的時代，充滿了過渡色彩，他們兼具傳統士儒與新聞人的特點，對國家的危機感顯然比後世的機構媒體人更為強烈，而在媒介素養、采編規範諸方麵距離專業媒體人甚遠。實質上，這一群體在很大程度上可謂一種特殊的轉型文人，依托報刊闡發言論並有政治訴求。他們可視為傳統士人於近代轉型中，在新的曆史環境下對報刊這一新興媒介的借用。總體上報刊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工具手段，其價值根據時局和自身的生活、思想的變化不斷演變，並由此不斷選擇進入和暫時退出這一領域。在此過程中，他們對報刊這一媒介的角色和功能理解，日益加深，投入其中的人群在規模、社會地位等方麵，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由此，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媒體精英”，得以在晚清初具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