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議報》出版到一百期，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感歎道：“羅馬並非一日而成，不過發達之遲緩而無力，獨未有中國之報館者。”[1]梁氏對中國報刊遲遲不能走出古代的窠臼，早有體察。在主筆《時務報》時，這位日後中國的輿論巨子抱怨說：“嗟夫！中國邸報興於西報未行以前，然曆數百年未一推廣。”[2]
在古典思想中尋找西方舶來“技器”的中國淵源或“對應物”，為近代中國流行的一種思維，其中既有麵對突然而至的“西方”所流露的自信、自卑交裹情緒，也隱含著為各種變革尋找本土正當性資源的意圖。如果按照這種思路，中國古代意義上的“報刊”遠非梁啟超所謂的幾百年前，胡適在論及《呂氏春秋》所載鄧析這位古代“思想界的革命家”時，已經將“鄭國多相縣以書者”解讀為“這就是出報紙的起點”[3]。實際上“縣書”（懸書），即“把議論掛在一處叫人觀看”，與《史記晉世家》等中所載的“懸書宮門”差不多，由於交通樞紐處往來者眾多，因此“懸書以示人，故周、秦一時風會也”[4]。這種布告可視為古代中國的一種法令公布方式，對圍觀百姓而言，則有著教化和命令目的。此後出現的“邸報”，亦是中央集權後行政體係擴展下的產物，這種所謂“報紙”，受眾範圍更小，功能不過是政權內部的信息傳達。
中國古典詞匯如“采訪”或“新聞”[5]，內涵與現代報刊大有差異，區別最大的一點即在於前者多圍繞官方展開。古代“采訪”指的是采集尋訪各類軼事，或用作文學素材，或提供官府考量。例如，《漢書·藝文誌》中所謂：“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可視為官員通過民間采集謠諺以了解民情的手段。清代一些地方政府中還有采訪局之設，其“職能就是探訪、考察民間節婦烈婦一類事跡，匯集至官府以供宣揚表彰”[6]。至於“新聞”，也多源自官方消息的“泄露”，帶有相當的獵奇性。[7]
現代報刊本質上是一種世俗的信息交流媒介，一種非官方社會表達係統，所呈現的是差異和多元事實與觀念，而非官方的權威、壟斷式真理。以邸報為代表的所謂古代“報刊”，不僅封閉，且消息[8]皆以官方為來源和歸依。傳統政權為了維護神權政治意義上的合法性，包括日食、地震等異常天象、災異甚至蝗蟲的消息都被禁止在民間傳播，如宋神宗之前曾規定蝗災，須“俟其撲除盡淨，方許以聞”。
邸報之謂，隻是對官報的一種統稱，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官報名稱卻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其名確信在唐代已經出現。[9]著名的敦煌《進奏院狀》被不少學者認為是世界現存最早的報紙。[10]時至宋代，城市商業和印刷技術提升，各種貌似“報刊”的印刷物被更多地提及，名稱蕪雜，如邸狀、邸吏狀、朝報、塘報、驛報、邸抄，以及京報、京抄、雜報、條報、報狀、宮門抄、轅門抄、諭折匯存等，不過多以官方流通為主，內容可視為傳統行政信息的傳達。在城市生活和商業富有活力的宋代，邸報之外的民間“報刊”開始出現，南宋已出現“小報”一詞[11]，從事者開始為接近信息源和驛運之便的“邸吏”或其他低級文吏，目的一是傳遞給關係密切的官員，二是試圖從中發掘商業機會，由此，民間書肆等印刷產業者也參與其中。此後的明代，報房和抄報行甚至已初具“行業麵貌”，主要集中在北京，到明末，北京之外的大城市也有報房出現。清代，民間報房更是集中於北京，他們均自謂“京報”。據估計，北京此類“報刊”每期共發行約一萬份。[12]
不過從誕生起，無論是宋代的小報，還是明清的小本、小鈔、報條，民間報刊多被政府視為浮言惑眾的非法之物。早至南宋，官方已多次禁止“小報”，並出現了“定本”這樣的預先審查製度，即隻能發行官方審定後的邸報樣本，不能超過範圍。明末規定，未經禦覽批紅，不許報房抄發。[13]清初甚至一度禁止普通百姓閱讀邸報，小抄、小報在乾隆年間也曾遭禁，並發生了新聞史上幾次著名的處罰事件：如雍正四年，傳報雍正遊園細節不實，何遇恩、邵南山被處決；雍正五年，四川按察使程如絲在奉旨被處斬的前五天，因得見“小抄”而提前自縊。應該說，對信息的控製並非中國獨有，而為前現代社會所常見，不過中國尤為突出而已。清代，這種控製由於統治者“異族”身份的不安而進一步強化。
邸報無疑可視為政府機器的一部分或政治權力功能的延伸，傳播特點在於垂直、縱向，且相對封閉。雖有民間人士喜歡抄錄邸報內容做成各種名目的小報，後者也遠非現代意義上的報紙，而更像秘密複製的地下小冊子。這種“辦報”頗似一種政治偷窺，以滿足體製外人士的獵奇心理。由於此前邸報或京報閱讀範圍主要局限在中上層官員，這種“閱讀”無疑充滿了神秘感。因為主要圍繞邸報等官方信息進行摘抄甚至演繹、編造，民間小報喜歡自稱為邸報或京報[14]，也不無道理，這些所謂民間“報紙”的出版，操作者沒有也不可能有自身的采訪和獨立言論。
不能不說中國早期“報刊”從業者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正在於其傳統中所呈現的是一個帶有非法色彩的商販形象，而非“立言”者。南宋，對小報的打擊即有“坐獲不資之利”之說，明代這一行業雖一度得以公開化，但卻以沿街叫賣人的形象示人。戈公振稱，傳統販賣朝報或民間小報者多為“塘驛雜役之專業”，他們“售時必以鑼隨行，其舉動頗猥鄙，而所傳消息，亦不盡可信，故社會輕之”[15]。可以說，上述形象成為西方報刊入華前中國社會對報館從業者的刻板印象。清代的京報雖在商業上有所發展，但隻是強化或提升了商業麵貌，如北京的多家報房，冠以商業名號諸如聚興、同順、同文、興業，集中於正陽門大街以西的一些胡同裏，從業者多為山東人士。直到上海等開埠城市報紙興起後的較長時間裏，辦報仍被視為一種不體麵的謀生活動。報人作為“送報人”的底層商販形象，難以抹去。
晚清《東方雜誌》對中國古代為何沒有產生現代報刊，從政治體製上給予如下解釋：“中國自古以專製立國者也，士子以閉關自治為宗旨，執政以束縛言論為目的，上下之情惟恐其不壅隔，中外之事惟懼其相過問，斯時固不須有報亦不知所謂報”[16]，可謂切中肯綮。事實上，直到庚子事變之前，新式報刊的油墨味雖已在上海的街弄四處飄**，但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仍幾乎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報刊。彼時的社會環境，“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為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即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17]。汪康年創辦著名的《中外日報》雖已在更晚的時候，也不由感歎“吾中國人之視報務，素不若西人之重”[18]。報人地位的卑下使得新聞業很長時間被視為“莠民賤業”，以至於戊戌政變後慈禧1898年8月24日所下的諭旨中，還習慣性地稱報館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雖為汙蔑之詞，也可見報業與落魄、生活無奈緊密聯係的陳腐觀念，一直延續到了19世紀末。用梁啟超的觀察來說，報人在外界眼裏，“形同無賴”，從事這個職業的人被看作“固無正當之主意也。旨趣既淺，力亦薄弱”[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