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的曆史之中，中國的行政官僚體係延伸出自己的內部傳播模式，這是一種政治性的傳達機製，也事關集權國家管理的有效性，其中即包括被認為是古代報紙的邸報。與這種封閉傳播體係的發達不同，官方之外的民間“報刊”發育緩慢，且長期處於非法之境，這使得晚清之前的印刷品從業者與現代報人的角色相去甚遠，前者主要從事印刷品的販賣，內容則翻印邸報或來自各種非正式渠道。毫無疑問，投入這種不無危險的行業，主要為了利潤而非政治抱負。他們為報人這一角色在中國的出現，預設了一個傳統印象：地位低下、行為非法。
因此對近代報人這一角色如何在中國生成、如何演變，必須放眼過去。在描述近代報人的興起和演變之中，這種曆史的底色，不可不察。後麵的幾章將會描述這一角色如何逐步獲得正當性，他們的地位和言論訴求又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在上溯糟糕的曆史形象後，本章對晚清報人的身份界定給予了描述，反對將其定義窄化為一個固定在報館的職業形象，與此同時也將那些遠離政治生活的娛樂報刊從業者排除在論域之外，就文字書寫旨趣和訴求而言，後者雖在娛樂功能上也麵向大眾，不過本質上卻是一種舊式個人情趣的書寫，極少或根本不涉政治參與，那種將冠以報刊之名的從業者均視為報人的界定，不僅經常意味著失效，也將導致因無視現代媒體的公共屬性，使晚清的報人概念難以與此後的大眾媒介對接，從而將這一人群的描述更多退縮回古典書寫情境。當然，需要強調在此曆史時期報人的“兼職”色彩和流動性，因此本文將他們稱為“流動的群體”。這一描述避免了因流動性而無法對這一人群展開整體觀察，同時也意在解釋他們的另外一個重要曆史特征，即將報刊作為一種工具手段。作為結果，他們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發現了大眾傳媒的力量，此後不僅習慣於通過報刊塑造輿論，進行政治抗爭和社會動員，部分人士還選擇長期棲身，以為職業。
知識人為什麽在此曆史階段熱衷於投身報刊？這種變化與晚清社會變遷有著怎樣的聯係？雖然對此人們也可從不同方麵加以回答，但這一變化無疑首先是政治意義上的。報刊言論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表達”，雖繼承儒家思想圍繞“人民”而展開的傳統正當性，但這一傳統本質上立於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立場。[54]而報人憑借輿論所施發的力量，是一種體製外的力量，就其方向來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反動”。盡管開始時仍帶有懇求式的建言色彩，不過很快就超越了這一框架。
人們注意到，近代中國的主流報刊一開始即突顯了非商業的政治麵貌，將政治參與置於主要訴求，雖然並非所有報紙都是如此（如娛樂小報），但報紙的影響力、動員力以及報人的社會地位，更多地由其公共論說的“政治”麵貌決定。晚清幾次辦報**背後乃是時局的跌宕起伏，皆與中國幾次政治改革密切相關。報刊的規模化和操作上的民間化對近代中國而言，意義非凡。在風雲際會的晚清政治中，報人事實上進行著“認知解放”活動，或費拉利所認為的，革命所要首先經曆的“文化思想革命階段”[55]。
比較之下，歐洲報紙雖從貿易或哈貝馬斯所言的“私人信件”中發展而來，早期也一度充當著政治批判功能，但“隨著資產階級法治國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在法律上得到認可”[56]，具有意識批判的報刊業得以擺脫意識形態的壓力，轉而從事商業報刊活動。中國君主製的瓦解和共和國的成立，雖然使得法治和公共領域較之晚清有著較大的發展，一批政治批判的報人也轉向其他領域如大學、政黨，政治參與的渠道表麵上更加豐富，但從軍閥治理直到國民黨時期，中國仍處於各種威權和“訓政”之下，作為政治功能的公共空間沒有完成，因此盡管大眾媒體進入民國時代之後日益多元化，但進行批判和抗爭的報人，作為一股勢力一直突出存在，從《獨立評論》到《觀察》，莫不如此。
[1] 《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7頁。
[2]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梁啟超全集》，第67頁。
[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54～55頁。“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縣書是把議論掛在一處叫人觀看，致書是送上門去看，倚書是混在他物裏夾帶去看）。令無窮而鄧析應之亦無窮矣。”當然，也有學者如廖名春，認為“縣書”是互相致書。
[4] 此外《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懸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參見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巴蜀書社，2002年，第2178頁）
[5] “采訪”一詞首見於東晉幹寶講述神怪故事的《搜神記序》。“新聞”一詞最早見於唐代神龍年間（705—706年）孫處玄的“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一句。
[6] 李斯頤：《新聞事業發展史綱》（擬）未刊書稿。
[7] 公認最早的“新聞”與古代“報刊”發生聯係的文獻為南宋趙升的《朝野類要》，稱“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私衷小報，率有漏泄之夢，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8] “消息”一詞早在先秦就已經出現，以後僅《三國誌》一書中，就有20多次使用“消息”，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
[9] 唐德宗時期，一位看了邸報的訪客夜間告知韓翃後者被任命的消息：“客曰：‘邸報，製誥闕人，中書兩進君名。不從，又請之’。”（參見《全唐詩話》卷十三）
[10] 876年和887年（唐僖宗），由駐沙州的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派駐朝廷的進奏官南公和張義則分別發回沙州的敦煌《進奏院狀》。唐設節度使後，各節度使在京城設邸，由派駐的進奏官負責，後者向各地報送信息的媒介用進奏院狀、進奏院狀報、報狀、上都留後狀等稱呼。
[11] 周麟之：《海陵集·論禁小報》：“比年來事之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輩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海陵集·論禁小報》，參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頁）小報利用各州府設在京城的進奏院這一傳報係統，將“朝報未報之事，或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下》）
[12] 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14頁。
[13] 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第19頁。
[14] 從同治年間起，京報普遍有了封麵和固定的報頭，都叫作“京報”，豎式開本，每日一期，活字或雕版印刷，每期數頁至十數頁。通常各家封麵右上角和左下角用紅色分別鈐印“京報”和“某某報房”字樣，內容主要是宮門鈔、上諭和章奏。
[15]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3頁。
[16] 《論政府擬設檢報局》，《東方雜誌》，1905年第2卷第1期。
[17] 姚公鶴：《上海閑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頁。
[18] 《讀上諭催辦官報局恭注》（《中外日報》），《戊戌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5頁。
[19]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梁啟超全集》，第67頁。
[20] 經理等此時與作為采訪與撰寫者的報人，尚沒有日後的嚴格區分和專業化，而經常同時兼有撰述與經營角色，比如《時務報》經理汪康年，是該報言論刊發數量僅次於梁啟超的主要作者之一。
[21]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306頁。
[22] 章清：《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23] 〔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劉北城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219～221頁。
[24] 參見李斯頤：《新聞事業發展史綱》（擬）未刊書稿。
[25] 波科克稱，如果要把政治思想真正當作曆史學對象，那麽我們必須把它定義為“政治論說”。把政治思想看成政治論說就是要把它看成一種體現於政治作品中的社會活動和曆史事件（而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思想意識，雖然它仍被包括在內），把政治思想家看成曆史演員或曆史活動家。（參見張執中：《從哲學方法到曆史方法——約翰·波科克談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曆史》，1990年第6期）
[26] 〔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張岱雲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9頁。
[27] 〔美〕亞曆山大：《分化理論：問題及其前景》，《國外社會學》，1992年第1期，轉引自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465頁。
[28] 《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201頁。
[29] 魏源：《英吉利國廣述上》，《海國圖誌》卷五十一，嶽麓書社，1998年，第1421頁。
[30]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增訂評注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234頁。
[31] 《民主革命論》，《餘英時文集》第六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6頁。
[32] 參見許紀霖：《從特殊走向普遍——專業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10頁。
[33] 參見餘英時：《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60頁。
[34] 徐複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徐複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頁。
[35]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278頁。
[36]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206頁。
[37] 從1826年開始到《民國經世文編》，達二三十種。
[38]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46頁。
[39]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言心出版社，1977年，第56頁。
[40] 林毓生認為，這個觀念更多的是受到傳統一元論和唯智論影響，而非西方思想，社會政治條件對這種理念的形成也非決定性。儒家經典如孟子的“心”等後世被朱熹等解釋為“心智”，強調心的職能——道德功能是中國兩個主要理學派的共同出發點，不過如何發揮心功能的渠道方麵，朱熹強調通過格物，即心通過對外部事務的審查，而王陽明則是通過自己心的思考。（參見〔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增訂再版本）》，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46頁）
[41]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第340頁。
[42] 《李歐梵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1～273頁。
[43] 〔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劉北城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210頁。
[44] 如中國早期城市的公共空間更具有管理的特征，即城市紳商作為官方助手或參與者，進行治安、消防等治理，雖然具有相當的自治色彩，不過作為自由和抗爭的獨立公共空間卻很難出現。投入城市實業界的紳商多少與官方勾連，難以獨立發出批判聲音。
[45] 許倬雲：《說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9頁。
[46] 〔美〕查爾斯·賴特·米爾斯著，王菎、許榮譯：《權利精英》，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03頁。
[47] 吉登斯認為，在前現代社會，對多數人和多數情況下，空間和地點總是一致，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都是受“在場”的支配。（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16～17頁）
[48] “脫域”指的是“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係中脫離出來”。（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第19頁）
[49]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地人湧入上海，構成工人低層。早期移民多為農村移民。他們隻能求助同鄉，消除城市陌生感，因此在上海形成了一個一個“國中之國”（同鄉關係為特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現代化理論認為，農村是前資本主義的、封建的和傳統的。資本主義城市中，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現代的，封建特征在大機器的運轉下消失。不過中國早期城市卻與鄉村有著相當的勾連，典型如上海，是個資本、農村文化混雜的城市，那些源自農村的傳統不僅作為古風遺韻存在，而且成為工人生活的主要組織功能。原籍和職業之間產生了某種奇妙關係，這裏形成了南方（江南）占據著穩定、高報酬職業。蘇北人等則僅夠糊口度日，職業多為人力車夫、碼頭工人和紡紗工人，行會的壟斷和保護鞏固了這種關係，如寧波木匠“魯班殿”、印刷公所菊社（白鐵工人）。在江南製造總局，白鐵一般為無錫人，其鍋爐車間的學徒工，不僅要是無錫人，還必須是無錫鍋爐工的親生兒子。（參見〔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至第三章）
[50] 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頁。
[51] 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第3頁。
[52]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幹思考》，《新史學》（台），2003年第14卷第4期。
[53] 許紀霖：《都市空間視野中的知識分子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54] “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政治行動，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徐複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徐複觀卷》，第6頁）
[55] 費拉利認為的四個階段分別為文化思想革命階段、政治革命階段、由政治革命的過激所激發的反革命階段以及由溫和革命分子最後完成革命的階段。（轉引自《民主革命論》，《餘英時文集》第六卷，第237～238頁）
[56] 〔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劉北城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