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獨立報人的序幕
在長久的曆史傳統中，中國知識精英訴求者為所謂“三不朽”：立功、立德和立言。經典儒家之後的曆代哲學流派，程度不一地表現出一種對“文化”的顯著偏好，“那就是一元論和唯智論的思想模式，它強調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優先地位來研究道德和政治問題”[1]。胡適注意到選擇性記錄和語言表達向社會施加影響的傳統，《春秋》書寫弑君36次，但用詞各有分別，內有“記者”不同的褒貶判斷，可以說開創了一個習慣：“不在記實事，隻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價。”[2]晚清至民國之所以能夠產生一係列“知識分子報人”，很大程度上在於報刊這種新的媒介能夠集立功、立德和立言於一體。如王韜所言：“功業其顯而大者也，文章其隱而小者也，然功業之久，必待文章以傳。”[3]新興報刊與此前的傳統文人書寫不同，這種立足於官僚體係之外的“社會表達”，與傳統政治體製相疏離，日趨具有抗爭色彩。報人憑借媒體和輿論構成了新的“報刊—讀者共同體”，使報刊言論成為近代中國一種新的“資本”，部分知識人重新尋得權力話語，繼而深入介入社會生活，並影響晚清政治進程。
早期報人多為“個人興趣”，甲午後以社團、職業參與，則多了政治訴求，個人謀生更多地轉向政治鼓吹和民眾動員。投入報業的知識人，自身政治參與渠道不多，正如戈公振所稱，“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借報紙以發抒其意見，亦勢也”[4]。或汪詒年描述的：“怵於時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設施而迄不獲遂其誌，不得已始藉報章以發抒意見。”[5]早期報刊帶著“洋務”麵貌出現，與官方關係千絲萬縷，政治上亦追求穩健改良。此後，由於這一政治參與渠道的正當代，很多人對報刊的期待日增，開辦捐款者超過50人（十元到千元不等）的《時務報》可視為一批同人組織產物，“他們當時都有以報館鼓吹輿論的誌趣合作下的事業”[6]。除了辦報，人們用各種方式介入報刊，包括投稿、代售和信函意見反饋。《時務報》開始，更加接近權力中心的精英報刊出現，由於擁有令人尊重的傳統功名，報人地位大為提升，促使輿論的重要性為社會認識。辦報者雖處於民間，但憑借報刊輿論，一時左右社會心理。報館成為事實上的士人結社形式，報刊話語塑造知識人新權威形象，梁啟超、章炳麟等一批“政治意見領袖”應運而生，彌補了傳統刻板、書齋知識人缺乏超凡魅力的問題。
19世紀90年代後的報刊言論之所以更有力量，令報人勢力為社會矚目，亦有更大的曆史背景。此時官方對精英的整合能力已大為減弱，西方民主和個體權利思想的導入，令中國精英生成機製和更替悄然發生。新式報刊憑借輿論和民意施加各種影響，進入新的社會權力結構之中，塑造了一批深具影響力的媒體精英。當然，不同於日後機構媒體精英，這一群體明顯被新舊知識、思想共同影響，沒有完成職業化，而是一個“流動的群體”。他們利用報紙鼓吹新思想，也鼓吹自身勢力。引導、動員社會展開事實上的日常政治討論，形成壓力意見或煽動性宣傳，影響公眾對社會環境的判斷和認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
毫無疑問，投身報刊可視為知識精英近代轉型的一條路徑，它更多地指向政治參與。如果將現代化定義為“一個社會成員利用‘無生命的能量’與‘工具’以增多其努力之效果”[7]，報紙之於轉型中的知識人，正有此利用價值和效應。不過這是一個複雜的群體。他們與公眾、官方緊密勾連。正如薩義德所指出：“純屬個人的知識分子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行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世界。……總是存在著個人的變化和一己的感性，而這些使得知識分子所說或所寫的具有意義”，因此“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和結盟之間”[8]。另一方麵，從王韜時代的香港到上海租界和海外空間的存在，客觀上開辟了自由空間，提供了發言保障，這是中國近代新聞業發展中的一大特點。這些“法外”空間的存在促使報人群體與當局互動中日趨疏離，言論日益激烈，並深刻影響了包括新軍在內的關鍵人群。
失去道統自信的知識人走向分裂，追逐各種新意識形態，報刊則成為新義理競爭的舞台，追求現代化的知識精英紛紛投入辦報。在民國大學興起之前，報界成為中國新知識分子集中的主要場域之一。20世紀最初十年，新政、立憲運動的開展，激發報刊達到新規模。在一個沒有正式民主製度的社會裏，報紙雜誌成了政治參與的重要合法管道亦在情理之中。在此過程中，報人逐步感知職業身份意識，日趨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角色，地位和影響力得以確立，加之報業帶來相當經濟收益，令獨立和專職化成為可能。由此出現了一批長期以報刊為主業的人士，無論政治意圖如何，辦報客觀上成為其主要社會活動。而中國報刊從業者亦產生自己的職業團體，群體麵貌得到社會承認，報刊業得以製度性地立足於民間，從經濟、法律諸方麵保障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辛亥之後，政黨合法化、大學教育興起，知識人選擇更加多元化、專門化。政治參與渠道的擴大和報刊業的商業發展，晚清那樣各界精英大規模投身其中的情境不複出現，而是日益將此角色轉移托付於專職群體，後者職業味漸濃而精英色彩趨弱，憑借報刊言論而攪動輿論的魔力，甚至左右政治改革和社會心理的情景很難再現。
民國政黨政治的表麵繁榮催生了一輪政黨報刊時代。報人雖無法完全斷開與政治勢力的聯係，但總體上獨立空間卻得到相當拓展，很多報人乃是基於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展開言論，而非簡單的政治機構喉舌，他們構成了中國曆史上少見的獨立化輿論勢力。無論是《大公報》《申報》等老牌報刊，還是從《獨立評論》到《觀察》的新生勢力，都可見獨立、中立的標榜和訴求，由此形成了一批更加獨立的報人群體。如果說這個長長的名單上有邵飄萍、胡政之、儲安平，那麽將其上溯，人們隱約可見王韜、梁啟超等人的身影。畢竟在晚清這段曆史之中，“報人”這一角色不僅曆史性地得以呈現，也見證了知識人在思想和言論氣質上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