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宋教仁在一篇文章裏判斷：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回國問題，在“吾國幾無人齒及，蓋因其與吾國政治上原無何等關係之故也”[120]。然而這位革命領袖所說的並非事實。梁啟超的君主立憲沒有最終獲得成功，當他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中國，卻立即感受到自己憑借“言論”所獲得的巨大影響。
1912年11月13日，梁啟超從日本抵大沽，3天後來到天津，這是他15年海外流亡生涯的正式終結。陣容豪華的歡迎隊伍裏，不僅包括前直隸總督張錫鑾、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還包括革命領袖黃興。當月28日入京後，在隨後的12天裏，拜會輿論巨子梁任公成為各界時髦之舉。梁啟超赴會19次之多，成為京城一大奇觀。[121]持續的熱情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直到此時梁啟超才能如此直觀地感受到，流亡期間《清議報》每期數千冊、《新民叢報》每期多達萬餘冊的影響究竟何在。那些散發著啟蒙思想和不同政見的報紙經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經由知識人群廣為擴散，紙上之人已成為舉國敬仰的對象。
早在梁歸國十年前，孫寶瑄在日記裏寫道：“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啟超。”[122]梁啟超對此並非沒有感受，《時務報》時他不僅成為士人爭先結交對象，也是包括張之洞在內高級官員的座上賓。“當時報紙、刊物等興起不久，梁氏可以說最成功地運用和發揮了這些新傳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論域方麵起了極大的作用。”[123]
盡管長期反對暴力革命，更沒有親自參加，但幾乎各界精英都將梁啟超視為走向共和的重要功臣。這很大程度上在於認可其思想啟蒙。這一切源自他在辛亥之前的言論行動：立足報界，以政論參與中國政治，並在此過程中建構自己的輿論勢力。這也是流亡於祖國之外的異見者不多的政治參與方式，正如梁啟超所說：“吾雖不敏，竊有誌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萬一，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124]
辛亥之前的梁啟超，保守與進取常常交戰於心，或“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125]，情感起伏而前後矛盾之處亦多。不過他坦然承認並稱之為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原因無非是“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但梁啟超認為自有百變而不離其宗者，那麽這個不變之宗究竟為何？他借用同樣善變的日本“豪傑”吉田鬆蔭加以道破：“愛國者未嚐變也。”[126]梁致力於塑造“新民”、構建新的現代中國。由此報刊不僅成為灌輸現代政治常識的渠道，還是他與革命派辯駁的陣地。這些討論或論戰無疑都指向彼時中國最為關切的公共利益，雙方政治理想和手段雖不同，卻共同構成了晚清體製外的輿論“公共空間”。
歐美報館對於政治推動的曆史看起來對梁啟超大有觸動，他認為美國禁黑奴、英國愛爾蘭自治案的通過均為報館推動，由於高度期待，梁稱“報館者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127]。麵對現政權的政治衰敗，為避免暴力革命，梁啟超選擇承擔的角色是體製外的對抗者，而非歌頌者。隻有對抗才能借此督促政府改善政治。同時梁啟超已意識到這也是一種新的公民政治參與。在此過程中，主持言論的輿論精英不僅支持和引導這種抗爭，也試圖將政府視為輿論“教化”對象。
梁啟超試圖操作的是言論為中心的一種社會改良運動，這當然是對報刊輿論的自信。借用西方新聞理念和自身實踐，他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推為現代文明之源，把報館提升至獨立的“第四種族”。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可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報人的早期開創人士，雖然梁非密爾主義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但絕非集體主義或權威主義者。[128]
進入民國之後的1916年8月，在一篇談話中，梁啟超稱政治視野不能限於政府，在野政治家萬不可少。“凡人欲自效於國或社會，最宜用其所長。鄙人自問若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長。”不過他轉向學界，此後與政治中心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也許最適合梁啟超的工作，仍是闡發和主持“言論”，隻是那個萬人共趨，手捧報刊如飲狂泉的時代，已經不複再來。
[1] 《本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報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6頁。
[2] 《自由書·加布爾與諸葛孔明》，《梁啟超全集》，第351頁。
[3] 寡人專製政體下，“一二上流社會之有力者，言莫予違，眾人唯喏而已，名為會議，實則布告也，命令也”。“上流社會之人，無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決斷，各無賴少年環立於其旁，一議出則群起而噪之，而事終不得決，名之為暴民專製政體。若其因議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亦數見不鮮矣。”（《新大陸遊記》，《梁啟超全集》，第1187頁）
[4] “國家精神、國家軀體、國家意誌以及發揮作用的國家組織也聯係在一起形成一個有生命的結構。國家精神是民族精神；國家意誌是民族意誌；國家軀體是國家憲法，它由不同的機關組成。人與人不同，每個國家的性質、精神和形式也不相同，從而形成不同的國家個性。”（J C Bluntschl.I Deutsche Statslehre fuer Gebildete .Noerdlingen，1874，S.13.轉引自雷勇：《國家比喻的意義轉換與現代國家形象——梁啟超國家有機體理論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淵源》，《政法論壇》，2010年第6期。梁啟超對“國家有機體”的理解可參見《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梁啟超全集》，第1070頁）
[5] 分別見《清議報》，第30冊，1899年10月15日；《新民叢報》，第3期，1902年3月10日。以上關於梁啟超與達爾文主義的研究，參見蘇中立：《辛亥革命時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播》，《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第94～102頁。
[6] 法國學者巴斯蒂認為，《清議報》連續選載的伯倫知理《國家學》漢文本，係日本人吾妻兵治翻譯自日文本，來源為伯倫知理的一個簡本：《為有文化的公眾而寫的德國政治學》，而非伯倫知理所著《公法凡論》，前者作為通俗讀物，係1874年德國青年宣傳現代國家知識而作。“對梁啟超這樣一個急於求成的年輕記者來說，這部《國家學》，有一個顯著的優勢，即它是用高水平的古漢語翻譯過來的”，《清議報》發表時用了《國家論》這個題目，而沒有使用《國家學》。（參見〔法〕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總的來說，梁啟超對伯倫知理的理解並不全麵。
[7] 《新民說·論義務思想》，《梁啟超全集》，第707頁。
[8] 《新民說·論國家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64頁。
[9]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民叢報》第1冊，1902年2月。
[10] 參見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曆史》，中華書局，2000年，第452頁。
[11]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第98頁。
[12] 《自由書·維新圖說》，《梁啟超全集》，第368頁。
[13]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梁啟超全集》，第432頁。
[14] 它被認為“既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主要宣傳機關，也是他們推行變法新政開屢維新運動的一個重要基地”。（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第84頁）
[15] 參見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一，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300頁。
[16] “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戊戌變法》（4），第524頁）
[17] 《鄭孝胥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971頁。
[18] 《葉瀚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560頁。
[19] 《陳三立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983頁。
[20]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8頁。
[21] 可參見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二、三章。
[22] “同一性”是指個體將自身動力、能力、信仰和曆史進行組織，納入一個連貫一致的自我形象中。這一概念可參考埃裏克森的自我發展理論。
[2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7頁。
[24] 梁啟超感歎“今國中報館之發達，一日千裏，即以京師論，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報》沿門丐閱時代，殆如隔世”。（《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梁啟超全集》，第2508～2510頁）
[25] 〔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第27頁。
[26] 《三十自述》，《梁啟超全集》，第959頁。
[27] 《新大陸遊記》，《梁啟超全集》，第1188頁。
[28] 《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198頁。
[29]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第43頁。
[30] 《立憲法議》，《梁啟超全集》，第405頁。
[31] 《國民十大元氣論》，《梁啟超全集》，第267頁。
[32]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第25頁。
[33]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8頁。
[34] 《新民說·論權利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78頁。
[35] 《本館告白》，《新民叢報》，1902年2月8日。
[36] 《新民說·論國家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65頁。
[37]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梁啟超全集》，第2508～2510頁。
[38] 專製有主體（君），有客體（民），與開明專製相比，“以能專製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製”，“專斷而以不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野蠻專製”。（《開明專製論》，《梁啟超全集》，第1456頁）
[39] 《辟韓》，《嚴複集》，第34～35頁。
[40] “明治十二三年時，民權之說極盛，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誌為之一變，以為太平世必在民主。然無一人可與言也。及遊，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穢行，工黨之橫虐，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刺，則又爽然自失，以為文明大國尚且如此，況民智未開者乎。”（鄭海麟、張偉熊編校：《黃遵憲文集》，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195頁）
[41]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41～242頁。
[42] 可參見〔美〕史景遷著，尹慶軍等譯：《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38頁。
[43] 轉引自桑兵：《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4] 雖然梁啟超筆下，傳統的超越之天也還殘存在其話語中，如把自然權利指認為人天賦的良知良能，用天民先覺的古典話語來表彰自尊道德。但僅在一種語言象征符號的意義上出現，其所具有的神聖、無限和永恒精神遠遠不能與康有為思想中的類似觀念相比，超越精神已經不再是世俗性文明的顯性條件或根源動力。（參見任鋒：《窮途末路中的複新：中國文明與世俗化問題》，《曆史法學》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30～156頁）
[45]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90頁。
[46]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梁啟超全集》，第2805～2806頁。
[47] 《李歐梵自選集》，第272～273頁。
[48] 《嗜報之國民》，《梁啟超全集》，第385頁。
[49] J C Bluntschl.I Deutsche Statslehre fuer Gebildete .Noerdlingen，1874，S.32.轉引自雷勇：《國家比喻的意義轉換與現代國家形象——梁啟超國家有機體理論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淵源》，《政法論壇》，2010年第6期。
[50]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梁啟超全集》，第67頁。
[51] 《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梁啟超全集》，第2394頁。
[52] 《新民說·論公德》，《梁啟超全集》，第661頁。
[53] 三種起源說雖然具體內容不同，“但基本立意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主張批判君權源於天意等傳統王權觀念，代之以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觀念作為立國的思想基礎”。（方平：《論清末梁啟超的國家思想》，《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54]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梁啟超全集》，第881頁。
[55]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梁啟超全集》，第881頁。
[56]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梁啟超全集》，第881頁。
[57] 《現政府與革命黨》，《梁啟超全集》，第1667頁。
[58] 《現政府與革命黨》，《梁啟超全集》，第1667頁。
[59] 《新民說·論國家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63頁。
[60] 《敬告我同業諸君》，《梁啟超全集》，第969～970頁。
[61] 《敬告我同業諸君》，《梁啟超全集》，第969～970頁。
[62] 《世界大勢及中國前途》，《梁啟超全集》，第1708頁。
[63]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6頁。
[64] 《政治上之對抗力》，《梁啟超全集》，第2595～2597頁。
[65] 《現政府與革命黨》，《梁啟超全集》，第1668頁。
[66] 《政治上之對抗力》，《梁啟超全集》，第2595～2597頁。
[67] 參見耿雲誌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68] 高瑞泉主編：《思潮研究百年反思》，第41頁。
[69]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6頁。
[70] 〔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譯：《自由主義》，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9頁。
[71] 《新民說·論權利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74頁。
[72] 《新民說·論權利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74頁。
[73]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第118頁。
[74] 劉紀曜：《梁啟超與儒家傳統》，台灣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5年。
[75] 《敬告我同業諸君》，《梁啟超全集》，第969～971頁。
[76] 梁啟超認為這種方式的價值在於“吾偏激於此端，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敬告我同業諸君》，《梁啟超全集》，第969～971頁）
[77] “立憲革命本不能為對待之名詞，立憲者雖君統依然，已不得不謂之革命；革命者雖絕君統，然結局亦不過求立憲。故以對舉，實論理學所不許也。”（《新民說·論政治能力》，《梁啟超全集》，第734頁）
[78] 《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1904年2月14日。
[79] 《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1904年2月14日。
[80]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梁啟超全集》，第2508～2510頁。
[81] 梁啟超通過曆史總結，認為凡在本朝任一方鎮，擁土地人民以為憑借者，皆謂之上等社會（凡欺人孤兒寡婦，假名禪讓以竊國者，不以入革命之列）；而起事者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為盜賊，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漸進為中等，不能計也，或裹脅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計也）。不過他承認，中等與下等劃分起來有一定困難。同時他認為，中國“數千年曆史上，求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於彘之一事，此後蓋閔乎未有聞也”。（參見《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1904年2月14日）
[82] 桑兵認為，中等社會這一概念出現於1902年底，而被較多地用以分析近代中國的社會分層，則是在拒俄運動高漲的1903年。從1903年起，中國留日學生和流亡者的報刊上開始普遍使用中等社會的概念，並迅速傳播到國內的學生和新知識界，成為政治啟蒙與政治動員的重要概念。這一運動中的重要報刊《俄事警聞》對革命派用上、中、下三等社會來分析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參見桑兵：《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83]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第275頁。
[84]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第143頁。
[85]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第285～288頁。
[86]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第195～196頁。
[87]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梁啟超全集》，第2508～2510頁。
[88] 梁啟超：《論剛毅籌款事》，《清議報全編》第一集卷四，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94頁。
[89] 《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201頁。
[90] 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第254頁。
[91] 〔日〕佐藤慎一著，劉嶽兵譯：《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2頁。
[92]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梁啟超全集》，第2509頁。
[93] 《現政府與革命黨》，《梁啟超全集》，第1668頁。
[94] 《世界大勢及中國前途》，《梁啟超全集》，第1708頁。
[95] 《新民說·論進步》，《梁啟超全集》，第689頁。
[96] 《愛國論》，《梁啟超全集》，第273頁。
[97] 參見《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梁啟超全集》，第2508～2510頁。
[98] 《民主革命論》，《餘英時文集》第六卷，第229頁。
[99] 《民主革命論》，《餘英時文集》第六卷，第244頁。
[100] 參見〔美〕石約翰著，王國良譯：《中國革命的曆史透視》，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65頁。
[101] 《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國風報》，1911年第5號。
[102] 參見孟祥才：《梁啟超傳》，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35～136頁。
[103] 如《國風報》稱“立憲時代則不然，一切庶政無不取決於輿論。上之則有民選議會，以為立法之府，製一法，舉一事，非得議會之可決，則不能見之實行。下之集會、出版皆得自由，舉國國民皆得發表政見，以判論國政之得失”。（長與：《立憲政治與輿論》，《國風報》，第13期，1910年6月17日。可參見李濱、李玉婷：《精英型的社會輿論機關——戊戌後梁啟超對報刊政治角色的設想》，《國際新聞界》，2012年第8期）
[104]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大中華》，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105] 《吳玉章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69頁。
[106] 《憲政淺說》，《梁啟超全集》，第2061頁。
[107] 張朋園認為後者可能性較大。（參見張朋園：《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第334～335頁）
[108] 參見張朋園：《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第334～335頁。
[109] 梁啟超認為世界愈文明，“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但卻以為輿論“未必為公益之所在”，因為“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梁啟超全集》，第382頁）
[110] 見《過渡時代論》，《梁啟超全集》，第464～465頁。
[111] 梁啟超稱日本鬆本君平氏著《新聞學》一書，其頌報館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驅國民之運命；彼如裁判官，斷國民之疑獄；彼如大立法家，製定律令；彼如大哲學家，教育國民；彼如為大聖賢，彈劾國民之罪惡；彼如救世主，察國民之無告痛苦而與以救濟之途。”（《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6頁）
[112] 參見〔日〕鬆本君平：《新聞學》原序，《新聞文存》，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第7頁。
[113] 《多數政治之實驗》，《梁啟超全集》，第2599～2600頁。
[114]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梁啟超全集》，第1070頁。
[115] “政論徒供刺激感情之用，或為剽竊幹祿之資，無論在政治方麵，在社會方麵，皆可以生意外之惡影響，非直無益於國而或反害之。”（《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梁啟超全集》，第2805～2806頁）
[116] “民王者惟民為王，主權在民之意也。此其義初不為惡，而用之者，乃昧於全稱偏及之分，而大禍作矣。”（秋桐：《民國本計論——帝政與開明專製》，《甲寅》，1卷10號，1915年10月10日）章士釗（筆名秋桐）所謂“民王”，即為一種民粹主義下的視角。
[117]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梁啟超全集》，第382頁。
[118] 梁啟超認為報人須有“五本”“八德”作為其基礎。“五本”即“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製”；“八德”有“忠告”“向導”“浸潤”“強聒”“見大”“主一”“旁通”“下逮”。
[119] 輿論之敵、輿論之母、輿論之仆的角色，“非大勇不能為敵，非大智不能為母，非大仁不能為仆”。不過，甚至梁氏自己也認為“具此三德，斯為完人”。
[120] 陳旭麓編：《宋教仁集》，第269頁。
[121] 在湖廣會館舉辦的答謝茶會上，政界、報界、各黨派以及軍人、警界、商界甚至蒙古王公乃至和尚等代表紛紛出席。
[122]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3頁。
[123] 羅誌田：《天下與世界：清末士人關於人類社會認知的轉變——側重梁啟超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124]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梁啟超全集》，第2805～2806頁。
[125]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梁啟超全集》，第1075頁。
[126] 《自由書·善變之豪傑》，《梁啟超全集》，第351頁。
[127]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6頁。
[128]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