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請願運動的連續受挫，令立憲派人士陷入失望，此時梁啟超的文章亦有明顯轉向。他不無絕望地說：“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勞吾民之枝枝節節以用其力者矣。”[101]在1910年、1911年的兩年裏，不再獨自衝鋒上陣的梁啟超，多作為報紙撰稿人和幕後精神領袖出現，在立憲政治的道路上和革命行動賽跑。
在請願行動進入**的兩年裏，梁啟超共發表87篇文章，其中專題談及憲政的達30多篇，約占1/3。1911年，他發表了21篇文章，關於憲政7篇，這比1910年少了很多，那一年他發表的66篇文章裏22篇關於憲政。[102]梁啟超的主要陣地是《國風報》和《國民日報》。前者停刊於1911年6月，雖然最高發行量隻有3000份，不過這個數字如果以讀者質量看，已是一個不錯的成績，該報在官方士大夫階層裏也頗得人氣。在北京，官員惲毓鼎甚至經常拿這個“流亡分子”發表在報上的文章來教育子女。
利用報紙推動政治改革，當然是梁氏重要訴求。立憲政治開啟後，他對輿論與政治的互動，有更為深刻的洞察。
作為事實上的立憲派精神領袖，梁啟超認為輿論是立憲政治的精髓，甚至立憲政治可稱之為輿論政治。這一“原則”此時在表麵上也為官方認可，在1906年9月1日頒布的“預備仿行憲政”諭旨中，出現所謂“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梁啟超的輿論政治觀念並非針對這個官方指導文件，毋寧說後者為輿論界鼓吹的立憲觀念與壓力所推動。立憲政治的展開，此時輿論機構一般被指為“議會”與“報刊”。[103]梁啟超不僅將報刊作為健全輿論的機構，並且幾乎將報刊“政論”與輿論等同。日後梁回憶說，“吾以二十年來幾度之閱曆，吾深覺政治之基礎恒在社會，欲應用健全之政論”[104]。
與體製內“議會”不同，報刊參與者多立於“社會”，他們對“庶政”的討論居於體製之外。立憲政治框架之下，這些民間不同意見不僅有了更強的正當性，且大有憑借輿論平行甚至淩駕政府之上的姿態。輿論精英經常無法保持昔日“悉聽尊便”的態度，而是在意見沒有獲得積極回應後轉向抗議和實際行動，所憑借的後援之一即是所謂“輿論”。1911年8月24日，當一萬名四川民眾在成都發起保路運動的聚會時，正從日本返川的吳玉章看到，“路過永川時，我看見滿街都掛著黃布，到處都紮起‘皇位台’。台上供著光緒帝的牌位，兩旁寫著一副對聯：一邊是‘鐵路準其民有’，一邊是‘庶政歸諸輿論’”[105]，以此作為抗爭根據。
輿論和政治如何互動，梁啟超持一種精英輿論觀。他坦率地稱“報館以個人之力而政治往往托命焉”，“以一二人之意見言論生出政治上之大變動”[106]。精英在這個曆史時期，應作為“輿論之母”，各界通過報刊“得所指導”而獲得進步，被指導的對象不僅包括民眾，也包括政府。對報刊輿論與政府關係的這種新界定，與傳統君臣角色相去甚遠。1901年，帕累托以意大利文刊發了著名的《精英的流動》，一年後用法文出版了另外一部著作，闡述少數精英分子對社會的影響。張朋園認為，梁啟超可能在1903年美國遊曆或回日本後，從日本報道或書評中獲悉了上述精英主義觀念。[107]無論如何，1905年後梁啟超顯示了更為明顯的精英主義，在這一年的《論私德》和《論政治能力》中，他一方麵稱“自古移風易俗之事，其目的在多數人，其主動在少數人”，另一方麵則指出中國19世紀90年代以來的革新運動（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等）都是“他們這一代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所推動”[108]。
此前發表於1902年的《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109]，梁啟超以赫胥黎所論格蘭斯為例，描述精英與輿論的關係，從開始的輿論之敵到輿論之母和最後的輿論之仆。但這一過程需與不同時代相匹配，分別對應著“破壞時代”“過渡時代”和一個“成立時代”。由於梁啟超將自己所處的晚清中國描述為“過渡時代”（“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此曆史時期的特點是既有那些“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的過渡之敵，也有青年者“為過渡之先鋒”[110]，因此在這個英雄、時事互相造就的時代，梁啟超借用格蘭斯描述了自己的角色，那就是“非輿論之仆，而輿論之母也”。
梁氏輿論觀念中的精英主義，與日本人鬆本君平的《新聞學》大有關係，頗受其影響，很多觀念可發現淵源。如他援引鬆本君平所著《新聞學》一書，稱報館如預言家、立法家、哲學家和救世主等[111]，並對這種現代傳播手段給予樂觀期待。鬆本君平的精英新聞思想，表現為讚成報刊威力，卻否認多數人為意見標準。[112]與此相似，梁啟超認為“必有少數優異名貴之輩，常為多數國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後其言足以為重於天下，而有力之輿論出焉”[113]。在《國風報敘例》中，梁否認輿論為多數人意見，認為這隻是表麵現象，真正的輿論形成於那些“正當之事理而適於時勢”。
上述新聞理念與政治理念一脈相通，梁啟超認為民智未開，“新民”需要啟蒙和塑造。他的國家主義因此提倡明確政府與人民的權限。反對政府權力過大的同時，反對放縱人民的權力，擔心前者可能導致專製，而後者可能導致極端無政府混亂，並對民意一直持有懷疑：“公民全體之意見，既終不可齊，終不可睹，是主權終無著也。”認為“公意”無定，“眾民之意向，變動靡常”[114]。反對將民意或公意神聖化，梁稱即使革命之後，“自由意誌之真多數”也並不可得。
較之時人，梁啟超對輿論可謂冷靜，不健全的政論在他看來對政治與社會皆有壞影響。[115]近代中國，梁啟超是最早對多數人暴政和民粹主義表示擔憂的人士之一，雖然此時這隻是一種隱約感受。此後，這種擔憂隨著曆史演進日益得到知識精英關注，如日後章士釗對法國革命者“民王”之害[116]，以及張東蓀明確提出的“庸眾政治”等。
梁啟超的精英辦報理念，並非簡單反對大眾，而是一種審慎和漸進的民主態度，即精英報人應該引導輿論，利於國家：“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為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為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而輿論之母之所以成立，在於“母之真愛其子也，恒願以身為子之仆”[117]。不過一旦越過過渡時代，輿論精英則需從“輿論之母”變為“輿論之仆”。
為了達成健全輿論，梁啟超給出了一個報人的專業思考，如著名的辦報“五本”與“八德”[118]。這是他的一種自我要求，或心中理想報人形象，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如同他筆下那些豪傑所需具備的大勇、大智和大仁一樣[119]，幾乎無人可以企及。這是梁啟超身上抹之不去的精英主義，承繼著一種儒家精神，即對責任與修為的積極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