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報刊為國家而非政府
伯倫知理的國家主義，強調“國家不是必要的惡，而是必要的善”[49]。得此啟蒙的梁啟超以國家富強為政治行動落腳點。流亡之前的言辭雖不無激烈之處，總體上可視為體製內建言，以君上為最終裁量者，所謂“上循不非大夫之義，下附庶人市諫之條；私懷救火弗趨之愚，迫為大聲疾呼之舉；見知見罪，悉憑當途”[50]。這種言論帶有顧炎武式的傳統士人責任自覺。
不過梁啟超自始至終貫穿著批判氣質，辛亥前夕甚至公然號召民眾“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良政府”[51]。這一切寄托著他改造國家的理想。
首先，報刊塑造國民的啟蒙，對傳統政治構成無法避免的“超越”。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下的國家主義，已將國家視為單獨的公共實體，超越或否認傳統君主與臣民之間的私法關係。梁啟超攝取國家主義的訴求雖更多落於實現有機體秩序和諧，卻須承認“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個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52]。梁將君臣、父子視為舊倫理，將社會、國家倫理視為新倫理，前者屬私人對私人，後者則是私人對團體。“私相授受”的家天下一直遭梁啟超強烈批判，他苦心孤詣塑造的“新民”也絕非專製王權統治下的臣民。
梁先後提出三種國家起源。戊戌維新期間的“合群”說；流亡日本之初的“種族國家”說和“家族國家”說；盧梭民約論的“合意結約”說。共同點是以西方政治思想而非中國古典王權來解釋國家起源。[53]伯倫知理的“國家主義”，強調各有機體組織部分的活躍和自主性，著力政治參與的擴大。伯氏理論之所以在德國興起，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顯示各階層利益進而有利於統一國家的達成。
其次，由於梁氏“國家主義”將國家置於政府、人民之上，國家與朝廷相分離，報刊啟蒙不能不溢出傳統政治軌道。
在梁啟超看來，國家有超越政府之上的“國家人格”：“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之國家者”[54]，“國家握觸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55]。因此政府與人民皆為構成國家的要件，政府不為人民所有，而“人民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56]。統治者與國家的分離，為近代國家與傳統形態國家的重要區別之一。梁認識到中國舊製度“君主與政府，實一體而不可分”[57]，他心目中的現代國家並非等同於“朝廷”。且認為“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恰是中國發展一大障礙，因此梁啟超宣揚的國家思想，重要一條是“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他曾如此論證一個“朝廷”的合法性：如為正式成立，那麽愛朝廷即愛國家；如果“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58]。他將國家比作公司和村市，朝廷為公司之事務所和村市之會館，“其大小輕重，自不可相越”。而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也”，則被梁批之為“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59]。
由此所謂報館為國家之耳目喉舌，顯然並非政府或朝廷。更進一步，既然政府處於“國家”之下，那麽報刊為國家服務，則與政府潛伏著一種緊張關係。這種張力在一定曆史契機下，隨時可以爆發衝突。因此梁啟超式的報刊啟蒙，本身已抽離現政權，批判雖以國家訴求為歸依，卻未必與現政府利益一致。他的“國家”與清政府事實上時常遊離，作為一個被通緝的不同政見者，逃離中國時梁啟超身負罪名之一，正是保中國而不保大清，官方對康梁保國會的這種指責，並非沒有道理。既然服務國家而非政府，報刊對政府的態度就自然成為忠告、監督和指導。而“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為公言者”的報館，“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60]，甚至梁將報刊視於政府之上，可對後者展開“指導”，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撲責之。”[61]
雖無意推翻現政府，梁啟超卻並不否定革命和政權更換理論上的正當性。因為，“惡政府之生命與國家之生命，實相克而不並立”[62]。為了達此目的，當國會請願運動一再受挫時，失望的梁啟超轉而號召推翻“惡政府”。
（二）梁啟超如何理解政治抗爭
1.政治上的“對抗力”
1903年後，梁不再支持一度動心的暴力革命，卻沒有放棄批判甚至鼓勵言論“抗議”。對他而言，這恰是一種維持國家穩定的張力所在，他將之描述為“對抗力”或“反動力”。借鑒歐洲人的曆史經驗，梁認為這些力量“無他”，正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63]。
解釋這種對抗力如何形成，梁啟超描繪了一種現代政治生活圖景：“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勵而複以號召其朋，朋聚朋則力，弸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64]當然，這種“複以號召其朋”的方式，對客居日本的梁啟超來說，主要是通過報刊發表不同政見。
深諳社會心理的梁啟超，希望非暴力“抗議”成為社會不滿的紓解渠道，將抗爭“體製化”，從而避免走向暴力革命。即使對革命派，梁認為如果政府行為得當也可促其改變：“現在之革命黨，且將日趨於平和，或產生秩序的人物以為國家之用。”[65]而政治上的對抗是消除革命的一種有效方式：“凡國民無政治上之對抗力或不能明對抗力之作用者，其國必多革命……各方麵對抗力銷蝕既盡之後，全國政治力量成為絕對的，其結果必為專製，而專製崛起之結果，必為革命。”[66]
到了辛亥之後的1913年，梁啟超開始參與組黨參與政治，此時中國有了合法政黨政治，他轉而將兩黨政治視為“維持政治對抗力之最佳途徑”。
2.自由、權利的“抗爭”路徑
近代中國對“自由”的理解卻並非膚淺，嚴複已經把中國與西方學術政教最根本的區別歸之為“自由與不自由異耳”[67]。不過在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並非是社會內部市民階層經濟上發展與個人權利意識覺醒的產物，而是對傳統專製權威以集體與天下的名義對個人的壓抑所產生的反向運動”[68]。頗受西方新聞自由觀念影響的梁啟超，不僅將“自由”推至現代文明之源，且把言論出版自由推崇為現代文明根源：“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想象皆其子孫也。”[69]他將報刊作為一種抗議力量介入社會，為自己的報刊活動找到正當性，並將矛頭指向專製政治。就此而言，梁啟超和歐洲早期自由主義者十分神似，因為“自由主義最初是作為一種批判出現的”，首要的攻擊點之一就是專製統治。[70]
梁的論說帶有民主觀念下的“與以口舌，即與以言論之權”。雖不參與暴力行動，但日益顯露現代政治“公民不服從”的抗議色彩。從他對“新民”如何爭取自身權利的解釋中，可以感到這種抗議並非一種個人憤怒，而是將之視為現代國民應有的權利意識和手段。對梁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在於，隻有經過抗爭的權利才可真正成為權利，“權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無已時者也，故亦必常出內力之抵抗而無已時，然後權利始成立”[71]。
歐美曆史給梁啟超如下啟示，他稱那些立憲、廢奴、勞力自由和信教自由，“何一不自血風肉雨中熏浴於而來”，隻有經過艱苦抗爭而來的權利，才“永不可複失”[72]。因此梁多次提到的“抗戰者”“抵抗暴力”以及“對抗力”“反動力”，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抗爭。
人們注意到，《新民叢報》是最早采用“社會”概念的報刊之一，這“似乎可以反映‘民間社會’的概念在中國與中文世界中萌芽”[73]。梁啟超已將“社會”立於國家與家庭之中（如將西方倫理分為家族倫理、社會倫理和國家倫理等）。他“雖然肯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會，然而卻已完全放棄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聖人作為中心樞紐，而以國民全體作為手段的訴求對象”[74]。由此，言論抗議的立足點已從體製之內轉向社會大眾。
3.報刊討論：以激烈言論刺激社會
“激烈”的表述，不失為一種激發真理和推進社會文明的“技術”方式，即梁啟超所謂“變駭為習”。
對變遷中的中國社會心理，梁氏有如下觀察：“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75]應該說，上述心理自有中國傳統，《易經》所言“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方法論與此大體相似。隻是梁啟超將之運用到報刊表達和輿論引導之中。對民眾心理的體察，梁的敏感在當時幾乎無人可比。而“激烈”的表達方式，也符合他所希望塑造的“新民”，那是一個自立勇敢形象，而非充滿奴性的溫順臣民。
這是梁啟超“報刊討論”的方法論，他反對報人平庸的、不痛不癢的言論，鼓勵“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那些模棱之言，將導致“舉國之腦筋比靜，而群治必以沉滯矣”[76]。這一點既來自辦報經驗，也頗受西方出版自由思想影響。從中可見彌爾頓真理自辯論而出等觀念，後者認為人憑借自己的理性，即可從各種自由的閱讀中辨別、判斷和發現真假正誤，因此彌爾頓支持“有邪惡內容”的出版和閱讀。
在梁看來，中國民智不開和政治上的沉悶，需要以激烈言論加以刺激社會心理。因此那些通過報刊發出的不同政見和抗議，雖然理論上時有欠缺，卻自有其意圖。如此一來，梁啟超雖非革命黨，激烈的批判氣質實則一以貫之，客觀上與革命派相當程度上形成共鳴，就並不奇怪了。他們均程度不同地促進了晚清不滿、怨恨的政治文化。
4.“中等社會”與不流血革命
對抗力或“抗議”並非梁啟超針對稍晚的政黨政治突然提出，此前他一直提倡的“中等社會”，亦可見對“抗爭”的理解。深感傳統中間力量的衰落，梁認為一旦新的“中等社會”沒有發揮廣義“革命”之效，真正的暴力革命就會爆發。
對革命梁啟超素有獨特理解，甚至認為與立憲並不矛盾。[77]1904年，他在《新民叢報》上闡述革命觀，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的革命定義為狹義革命，稱中國數千年來隻有這種革命。[78]而所謂廣義革命則是，“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79]。由此可見，梁啟超的政治抗爭，是通過不推翻政府的廣義革命，推動社會“無形有形之事物”的大變動，或他所謂政治革命：“故自癸卯、甲辰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複言種族革命。”[80]梁啟超希望這由“中等社會”發起，因為與西方“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比，中國一直“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81]。後果是中國革命害小利多。
“中等社會”一說並非梁氏獨有，它被認為是流行於拒俄運動時期的一個政治啟蒙概念。[82]陳旭麓認為，晚清的“中等社會”是從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兩個方麵概括了操各種不同職業而居於相同社會層次的人所構成的複合體，20世紀初新知識階層的“中等社會”，即包括那些“自居於士類者”的人群，如記者、編輯、近代學堂教師、職業革命家等。[83]梁氏中等社會“革命”，希望通過精英分子“中等社會”作為改革先導，反對濫用群眾運動。[84]從他對“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以及下等社會“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的指責看，“革命”理想實際類似於一種“社會運動”，目標是進行一場不流血的政治、社會改變。
比較之下，革命派人士如楊篤生、陳天華等人也提倡“中等社會”或將其利用於革命，如陳天華稱“中國革命之所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但他們的手段和政治理念與梁啟超差別很大。革命派希望“中等社會”發動底層社會，對下層進行革命動員，因此行動上容易走向“與秘密社會為伍”，“與軍人社會為伍”以及“與勞動社會為伍”[85]。其中雖不乏啟蒙和矯正的意圖，但最終卻走向楊篤生所稱的“破壞上等社會”。
（三）失望與抗議
從維新派到保皇派、立憲派，立於革命者與政府之間的梁啟超，表麵上處於隨時被體製化的可能。由於長期遠離本土，他的政治革命主要依靠導入思想，以及輿論鼓動，因此他的廣義革命，是一種典型的“語言政治”。
作為一名官方名單上的政治犯，梁啟超的言論隨時有“出軌”可能。正如李劍農稱，梁啟超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期間所發議論“大約都是趨重打破現狀的議論”。目的雖是君主立憲，但“他的議論，卻超過了君主立憲的範圍”[86]。其思想傾向隨著政局變化時常起伏，總的趨勢卻是對官方的日益失望和不滿。
戊戌變法到1903年，以及辛亥革命前夕，梁啟超均顯示激進姿態。不過兩個曆史時期言論卻相當有別。戊戌政變後作為逃犯的梁啟超出言激烈：“戊戌八月出亡，十月複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87]，他斥責慈禧等保守勢力對中國改革的戕害：“腹我脂、削我膏、剝我膚、吮吸我血以供滿逆黨之驕奢**逸。用我民力以製我民之死命。”[88]盡管如此，變法後的梁啟超沒有脫離保皇立場，對光緒頗有好感與期待。變法新政期間，一度感歎“嗚呼！有聖主如此”[89]。因此康梁集團即使支持自立軍行動，口號也是“勤王”。
梁啟超的批判此時已涉製度。《清議報》連載譚嗣同的《仁學》，借此對政治製度否定：“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無疑帶有強烈抗議色彩。此前，湖南時務學堂期間，梁的“排滿”情緒已有所流露，流亡日本初期一度與革命派接觸。成為一個革命與改良交織於胸的矛盾者。在1903年之前，他在很多時候與革命者對現政權的態度相似，隻是批判手法、內容不同。見過孫中山後梁啟超甚至疾呼“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舍革命外無別法”[90]。在20世紀初，梁啟超一度被認為是呼籲“建設”之前進行“破壞”必要性的最激進的思想家。[91]日後他回憶1900年後思想日趨激烈的動因，承認“當時承團匪之後，政府瘡瘓既複，故態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憤慨，故報中論調，日趨激烈。”[92]不過“出軌”很快由於康有為的介入和國家主義的導入而得到控製。
此後雖經緩和，梁啟超對現政權的激烈批判卻連續不斷，辛亥革命前更是再次激進。事實上1905—1906年之後的言論中，已不乏革命暗示或放任。如1905年，他承認革命黨乃政府自己製造，“政府而知罪也，庶幾改之。政府而不改也，我國民其無毋坐視之”[93]。1906年後，他抗議政府“假立憲之名以行專製之實”，麵對“陷我國家於九淵而不克自拔”的不良政治，將清廷稱為“惡政府”，認為無法坐視：“國家者，吾之父母也，而惡政府者，吾之仇雌也。日見吾仇雌戕賊吾父母，而無所動於中焉，其可謂無人心也。”[94]國會請願運動之際，麵對立憲派的連續受挫，悲憤之餘的梁啟超，大幅轉向支持革命論調。
梁啟超的“語言政治”，很多並非針對具體問題，而是一種不滿和強烈反對。比如，“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間接殺人者，每歲之數，又豈讓法國大革命時代哉！”[95]又如，“問其大臣有知國恥，憂國難，思為國除弊而興利者乎？無有也，但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駐，頤指氣使，窮侈極欲也”[96]。批判的展開得益於流亡日本的辦報空間與言論自由保障，加之此間他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突飛猛進。
謀求國家富強雖主導著梁啟超，然而他的國家主義已大異於傳統，這畢竟是一種現代政治理念，無法拋棄個人和自然權利基礎。此外，從溫和再次走向激進，背後有他不得不為的痛苦。與革命派論戰的梁啟超，卻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才得到政府寬恕，官方罪犯麵臨著為現政權辯護而又遭其流放的尷尬。立憲運動廣泛展開後，政治已號稱開明，政聞社卻仍遭官方關閉（因陳景仁案被清政府查禁）。1912年梁啟超無奈地回憶說：“初誌亦求溫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國之不亡而速之，劌心怵目，不複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視《清議報》時代，殆有過之矣。”[97]
而梁對言論“出軌”不能說沒有準備，雖然他並不希望流血革命的發生，卻認為廣義上的革命平和或“鐵血”皆可。他一直持這樣的觀點：無意識的破壞為叛亂，有意識的破壞則有建設，無血的破壞為好，不過迫不得已的流血式破壞也在思考範圍之列。
晚清最後十年，除了康有為等人堅持反對革命，更多改良派人士事實上處於搖擺之中，常為時局左右。梁沒有成為革命黨，但他做的卻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這個路徑或“策略”據說來自黃遵憲去世前為他所設。梁啟超本人則說過，“保皇為名，革命為實”，其“語言政治”效果，大抵如此。
餘英時稱，無數事實支持如下判斷：“革命是全麵社會重建的運動”[98]，因此他將近代革命上溯於14—16世紀的文藝複興，而非從17世紀英國革命或在此之後的法國革命算起，因為這一新文化啟蒙運動，“象征著人類的覺醒和近代精神的建立”[99]。就此而言，啟蒙者梁啟超所進行的確為一場不流血的革命。他反對狹義暴力革命，不過卻一直認為自己的報刊活動是一種“政治革命”。所收效果可謂無形而深遠，如同一位西方學者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說士大夫中的穩健成員變為激進分子是通過接受宣傳而不是他們自己的經驗，那可能就是梁啟超的作品”[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