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與開明專製的主張，源於梁啟超認為中國民眾沒有脫離部民、臣民而成為國民、公民。考察舊金山華人社會後，他頗為無奈：“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隻可以受專製，不可以享自由。”[27]所謂“新民”，出發點乃是“自新”，目標是通過“自新”和推己及人，最終追求國家富強振興。戊戌前後，梁啟超對此已有自己的認識，並將之寄托於報館：“各國民智之開，皆由報館，故於維新之始，首注意於是也。”[28]
由於體製內改革（戊戌）和體製外行動（自立軍）均告失敗，這使“梁啟超深刻了解到改造中國的困難，也使得他更為認識到以‘宣傳’來啟發民智的重要性，而開始‘專以’宣傳為業”[29]。那麽，報紙這種新式媒介，對解決上述難題究竟功用何在？
首先，梁啟超持這樣的觀點：“新民”需政府之外的力量培養。流亡日本，從《清議報》到《新民叢報》，兩個意味深長的名稱多少顯示了微妙變化：仍持支持官方改革立場，不過重心從向上的“建言清議”轉為向下的改造國民。以《新民叢報》為平台，梁啟超將“新民”思想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內地。將報刊作為手段，除了這是一個可操作的現實手段，也與他對“新民”的理解有關。梁啟超的“新民”概念，頗受日本思想家福澤渝吉影響，後者以“內在精神”發展來界定人類文明發展史，梁多次提及“民氣”和“國民元氣”，並專門撰文解釋“民氣”或“元氣”，甚至以此解釋諸多政治理念（如稱“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30]）。梁啟超認為“國民元氣”非“一朝一夕”“一人一家”可促成，而是依賴一個長期、係統的培養。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培養“非政府等外力所能強迫”[31]。因此作為外部力量的報刊成為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況且在傳播範圍和培養效力上，後者優勢明顯。
對報刊寄以改變風氣的期待，這可以追溯到梁啟超報人之路的起點。戊戌變法前他通過報刊嶄露頭角，那時主要希望的，是通過“學會”開風氣和通聲氣，為了促成一個改革團體的形成，需要憑借報紙加以宣傳配合，否則號召力弱小，《中外紀聞》對康梁創立的強學會即是如此。這份報紙麵世前，梁對夏曾佑明確表明了這種認識：“此間欲開學會，頗有應者，然其數甚微。度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既浸漬於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32]同年梁啟超在給汪康年的信中甚至提出，編輯出版《經世問新編》這樣的“通達之言”，在“轉移風氣”方麵“視新聞紙之力量似尚過之”[33]。可見“轉移風氣”才是他更為核心的訴求。當然，聰明如梁啟超很快就敏銳地感受到了報刊更為深刻的其他功用。
其次，國家主義思想形成後，近代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成為他的重要訴求。“民族建國”是“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34]。報刊正是有效手段。它不僅可以開風氣、啟民智，更可激發國民思想和國家觀念，具備“利群”和公德觀念的國民才是一種“新民”，而隻有新的國民才可以進而結構為現代國家。隻有“部民”沒有國民是梁氏所痛心的國家沉屙，政治改善和國家富強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所謂“欲維新吾國，必當先維新吾民”[35]，“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36]。因此《新民說》針對的人群雖是民眾，目標卻指向現代國家。《新民叢報》“本報告白”明確傳達了這種訴求：“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
辛亥革命之後，梁啟超談及報刊“立言之宗旨”，再次宣稱這種追求：“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此則十八年來初誌，且將終身以之者也。”[37]
在新民啟蒙未完成前，梁啟超則傾向支持“開明專製”，因“政府之權限，與人民之進化成反比例”，在人群幼稚時代，“政府之權限不可不強且大”，稱這是當時“獨一無二之法門”。由於“開明專製”建立於專製之客體（民）利益之上，是一種所謂“專斷而以良的形式發展其權力”[38]。因此梁氏報刊啟蒙與西方早期的啟蒙差別不小。不過正如史華慈所言，晚清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民主思想的訴求非以西方個人主義為基礎，而都以國家富強為目標。民智未開是眾多晚清精英分子真實的曆史憂慮，將西方政治文明係統介紹引入中國的嚴複，也借斯賓塞爾“民主可化，至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因為“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39]。在1902年5月給梁啟超的一封信裏，黃遵憲表達了對民智未開而大張民主的擔心。[40]與梁啟超相似，黃遵憲的判斷也與美洲遊曆有關。總的來說，那時的改良派知識精英，“多數主張取英日式之君主立憲”，“決無主張公選總統的言論”[41]。
批評法國革命付出沉重代價，梁啟超意味深長地指出，毀掉中國的將不是蒙昧主義，而是進步主義。[42]他認為革命最大的可能是權力轉移、分裂後，催生召喚出新的強權獨裁人物，所得者可能是專製代替君主專政，後果隻能是引發新的革命和流血。因此梁非常反感革命派報人的“口舌煽動、筆墨鼓吹”，認為他們煽動國民感情而無責任觀念。在某種意義上，梁啟超與革命輿論進行了一場塑造新國民的競爭，後者的鼓吹更加急切，也更具顛覆力。如“蘇報案”後當年8月出版的《江蘇》雜誌第5期所載《國民新靈魂》，呼籲重鑄新國魂，列舉重鑄社會魂等新國魂的五大原質，稱如果具備新靈魂，“則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壞，可以建設，可以殖民，可以共產，可以結黨，可以暗殺恐怖，可以光複漢土。驅除異族”[43]。
然而，《新民說》的核心內容內含公民文化，這意味著梁啟超的報刊啟蒙，勢必對現政權形成挑戰話語。
畢竟所謂“新民”啟蒙，意在塑造具有權利意識的“國民”，試圖培養“政治思想”（國民意識）和“政治能力”。如此一來，無法不與傳統政治文化發生衝突。實際上，《新民說》描繪了“一種超越精神消退的世俗化圖景”，完全以“人類經驗現象為本位，對於國家、種群、新民的說明充溢著一種現代世俗化的人類本位意識”，湧現的是啟蒙世俗化的現代人及其國族。[44]由此，新國民與舊政府之間的衝突，難以避免。
革命派人士成功喚起“民族主義”，但從思想啟蒙的係統和深度看，梁啟超為首的改良精英卻在更大範圍內發生實際影響，畢竟“隻有立憲派的輿論，據有合法的地位，四處流布，其措辭溫和，其影響卻深遠”[45]。隻是啟蒙轉為大眾媒體之上的現代話語，實際效果並沒有按照梁啟超的想象路徑推進。《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的改革呼籲與不滿，在一定程度上與革命宣傳同構。梁氏所著力塑造的“新民”，日益疏離傳統政治權威，對現實難以滿意。
人們注意到，梁啟超日後增加了對儒家個人修為的重視，如開掘王陽明的良知，不過報刊作為強大的外在激發機製卻始終居於“新民”啟蒙的主導。他承認：“吾亦嚐欲借言論以造成一種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則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46]無論這種人物是作為國民的“新民”，還是精英人物，造就手段均圍繞報刊。由此，李歐梵稱梁啟超通過報紙重新塑造“新民”，希望通過“印刷媒體創造出讀者群來，並由此開民智，這種看法是相當精英式的”[47]。
當然，梁啟超沒有更多選擇，何況報刊業在他的時代如此快速成長。
在《新民說》中，梁啟超驚歎於日本“婦孺可以操筆紮，車夫可以讀新聞”，日本報刊業的巨大力量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設想“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認為如果按照美國的報紙受眾比例（六人中有一人讀報），中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雖然中國報刊讀者彼時遠遠達不到這種規模，但梁啟超對此表示樂觀，他為國家或自己描繪了一個美好遠景：“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