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啟超的國家主義
當《清議報》出版到一百冊，梁啟超解釋這張報紙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1]對他而言，解決民智、民氣，皆為解決國家問題，這一點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裏說得更加清楚：“故善謀國者，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2]
變法失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思想起伏不定，但一個重要轉變是“國家主義”的導入，德國人伯倫知理對他影響頗大，後者在習得伯氏國家理論後，認為這代表20世紀思想潮流，而此前傾心盧梭的“人民主義”則屬於過去的19世紀。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多次提到國家主義，並借主人公黃克強之口說，他曾經喜愛的盧梭等學理在現代的歐洲，“已算是過去陳言了”。
1901年10月，《清議報》第94、95冊所載《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可視為梁對伯倫知理學說的首次深入響應。經過對盧梭的汲取和改造，梁啟超顯示了新的思想轉向。關於這次變化的解釋存在爭議，有人認為這是他從美洲返回之後的突變，有人則認為從“群”到國家主義，梁啟超的集團主義傾向由來已久。不爭的事實卻是1903年10月之後，梁啟超國家主義者麵貌日益突出，他反對將人民權力無限放大或陷入無政府主義。此前的美洲旅行之中，梁對中華會館數十處議事模式的考察，印象相當悲觀，他將之稱為“寡人專製政體”或者“暴民專製政體”[3]。
作為一名公法學者和“現代國家”概念的提出者，伯倫知理思想核心為“國家”相當自然，不過讓梁啟超獲得更多共鳴的卻是伯氏關於“國家有機體”的比喻。所謂“國家有機體”，如同人體靈魂和軀體的聯係[4]，對梁啟超來說，魅力還在於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接，儒家思想係統不僅具備“有機論”，在追求國家富強方麵，經世致用的訴求與德國人的國家理論也相當契合。在走出傳統“文化中國”，打通列文森（J.Levenson）所說的從文化主義通向國家主義之路上，梁啟超得伯倫知理助力非小。
辛亥之前的梁啟超，思想多變，這一點自有“流質善變”性格與人生經曆之因。國家主義得以激發後，卻成為梁氏一個相對穩定的思想根脈，影響其諸多觀念和實踐行動，甚至包括學術。例如梁氏所謂新史學，要求立國家為主體而拋棄帝王將相，這樣方可激勵愛國心。此前的傳統史學在他看來，並不利於中國立足於現代世界。
“國家主義”之於梁啟超，可見其深刻的危機感。事實上，梁是嚴複之外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熱烈的宣傳者。他在1897—1903年間連續發表有關文章25篇以上，日後盛傳的口號和命題，如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然淘汰等，實際出自梁氏，而為嚴複《天演論》所無。這些思想或觀念傳播的平台就是梁啟超在日本所辦報刊。如《清議報》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提出“優勝劣敗”，《新民叢報》的《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一文提出“適者生存”。[5]由於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國家主義混合，梁啟超有意無意中重新解讀了伯倫知理理論。[6]在他這裏，國民應以愛國為第一義務，強調權利“當其初得之之始，必其曾盡特別之義務”[7]，或“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8]，國家對個人恩同父母，因此甚至可以犧牲人民利益。伯倫知理著作中的人權等思想卻並未加以張揚。
這促使梁啟超重新界定“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將前者置於優先地位。“前之所謂國家為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雲人民為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為第一之義務，而盛強之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為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9]流亡日本後，梁對盧梭、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笛卡爾等他稱為“十賢”的西方近代啟蒙思想家多有研究，大為推崇[10]，所受浸潤頗多，不可能不麵臨“個體”意識、權利的伸張。西式民主理念中的個人主義訴求：一種建立在自然權利世俗基礎上，強調平等；另外一種則更多主張個體自由。後者顯然更容易與傳統國家發生衝突，並以此彰顯自由精神。對梁啟超這樣的政治改良者而言，“首要的訴求是恢複民族性國體的強勢，這一訴求決定了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方向偏向盧梭的理念”[11]。如果個體不能參與到國家的富強之路，自身價值就無從體現。國家長久以來則一直是實現富強和保存傳統文化最有力的工具。
即使一度萌生革命之心，梁啟超的言論與革命派仍大相徑庭，充滿了對新國家的理想。在他看來，隻要“其心而為國民也”，無論“何種別、何黨派、何目的、何辦法、何主義、何動力、何變相，而必終歸於一致”[12]。與孫中山等革命派接觸後，他曾盡棄前論高談破壞，但破壞目的何在？梁啟超的理解是：“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魑魅魍魎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13]1902年10月，在致康有為的一封信裏，梁啟超提及“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原因是他認為這是喚起民族主義不得不行的路徑，而民族主義目標所在，正是塑造一個新的國家。在此過程中，“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
（二）報人身份及自我認同
梁啟超對現政權充滿矛盾，一個曾得見帝顏，一度接近權力中心的人，梁希望回到以君主為中心的改革上來，無論早期襄助光緒，還是日後的君主立憲呼籲，莫不如此。梁啟超一度傾向革命的態度止步於美洲考察，堅信民智未開之下，在現政權基礎之上實行立憲政治，才是最佳選擇。不過，梁啟超尷尬地處於革命者和官方雙重排斥之下，雖然一度潛回國內，但直到清朝走向覆亡，他才正式被解除罪名得以返回國內。這個流亡者一直沒有獲得合法而公開的政治參與機會，卻深刻影響了晚清政治進程，主要的方式就是辦報。
某種意義上，《時務報》和梁啟超互相成就了對方，才華橫溢的主筆正是通過《時務報》一舉成名，躍為時代寵兒。作為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報紙之一，《時務報》從鼓民權、廢科舉、開議會、興經濟等新視角刊發言論，呼籲改革，所承擔的絕不僅是宣傳。[14]以至於時人如此評價這張報紙和時代的關係：“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15]作為主筆，梁啟超出力甚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日夜不息。[16]一番辛苦之後，《變法通議》《知恥學會序》《商戰論》以一種新的文風，迅速獲得回報，思想與文采得到廣泛認同。欣賞者遍及當時精英階層，如鄭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稱“梁君下筆，排山倒海，尤有舉大事，動大眾之慨”[17]；張之洞幕僚葉瀚致函稱梁氏在報紙“大才抒張”[18]，為不可多得的辦報天才；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日後國學大師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更是大誇梁啟超為“曠世奇才”[19]。由於《時務報》被各地報紙奉為典範，隨後“大率麵目體裁，悉仿時務”[20]。梁啟超半文半白、富有情感的風格與《時務報》出版形式，“成為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報刊的一般麵目”[21]。
與《時務報》走出的其他報人不同，梁啟超的影響力此後持續而廣泛，這得益於他在日本連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此外梁還是《時報》《國風報》等國內報刊的幕後參與者，一些報刊相當程度上由其遙控。就甲午之後的晚清中國而言，梁氏輿論巨子地位為各界公認，他對自己的報人角色，也有明確而積極的體認。就“自我同一性”[22]的身份感來說，梁啟超在“眾多的人格”麵相中，呈現給外界比較穩定的身份形象正是操控輿論的報人，其報刊職業意識和認同均十分突出，對報界梁啟超常以“同仁”“同業”稱之（如《敬告我同業諸君》等），並多次以“業”“報館生涯”來描述自己的報刊活動，如“自是啟超複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23]。辛亥革命之後，他仍一度試圖重操舊業，並視之為“職業”：“鄙人此次歸來，仍思重理舊業。人情於其所習熟之職業。固有所不能舍耶！”[24]
這很大程度上來自梁啟超對報刊社會角色、功用的深刻理解。在他對人生經曆的一次總結中，描述自己與國家發生關係，自經營報紙始。
戊戌至辛亥，梁啟超報刊生涯大體沒有中斷。雖有組黨參政等經曆，作為報人的梁啟超仍是最為突出的形象，亦是其社會影響力和政治參與的核心。如果說早期如魏源這樣的人物，影響力乃是通過友人和同僚網絡，梁啟超則是通過公共傳播媒介傳播開來。[25]李澤厚認為，從一開始梁啟超活動的特點就主要是在宣傳，他的曆史地位在於宣傳方麵。梁啟超對憑借報刊言論獲得社會地位頗有體認，而現實給他的選擇本也不多。日本流亡期間，他自況“惟日日為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隻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26]。
近代中國人物之中，梁啟超對報刊、輿論的認識深刻而係統，遠超同儕，可謂中國新聞思想早期集大成者。從1896年《時務報》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開始，到此後“耳目喉舌”、報刊兩大天職（監督政府，向導國民）以及“第四種族”說，很多見解頗具開創之功，領時代之先。辦報理念上的敏銳和理論建構，可見他對報人角色和職業規範的探索。
梁將報刊作為一種有效的工具，試圖發揮新式媒體的重要作用。那麽他如何將現代國家的搭建與報刊聯係起來？在此過程中，他又能發揮怎樣的“報人”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