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逃的狂人
章炳麟驚弓之鳥般的幾次出逃始於戊戌後的政治清算，從第一次流亡開始，他的人生軌跡即拐入一條幽暗通道。盡管此前他對革命沒有多大興趣，一條反體製的政治道路卻因此隱隱展開。比較起來，第一次逃亡時他身邊同樣支持改革的朋友們，雖有各種不滿，日後卻多成體製內精英：陳黻宸1909年當選為浙江省谘議局正議長，宋恕曾任山東學務處議員兼文案，孫詒讓在立憲展開後任學部二等谘議官。畢竟，那個時代很多知識精英首先是體製內受益者，然後才是不滿者。
從書齋走向革命，很大程度上可謂生活遭遇所致，被官方不斷放逐的經曆，促使章成為一名激進的政治抗爭者。
雖與官員有所交往，辛亥前的章炳麟基本處於官場之外。此後他與官方最主要的關係似乎就是通緝與被通緝。1906年“蘇報案”出獄東渡日本後，他總結說：“算來自戊戌年（1898年）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別事株連，或是普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77]最後終因“蘇報案”遭囹圄之災，目睹年輕的革命者鄒容死於獄中（後者因他投案）。如此經曆，自然不同於他人。章炳麟最終選擇了激進陣營作為自己的歸屬，成為官方最著名的反對者之一。《正仇滿論》成為革命派批駁改良派的第一發重炮，1903年所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則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革命改良之爭的曆史性文獻。激烈甚至經常幾近辱罵的言論，無疑使章炳麟很難回歸體製。
在16歲童子試因病未能完成後，章炳麟不再參加科舉。離開杭州的書齋，他發現自己與當權者總是難以契合。與張之洞短暫的辦報合作迅速告吹，兩次上書李鴻章沒有得到回應，與孫中山合作不久即告反目。自《謝本師》一文，章炳麟的狂放舉國皆驚。[78]在人生各個階段，他幾乎與各種強勢人物發生矛盾。《時務報》時，麥孟華進入報館之後，康門的其他骨幹如徐勤、康廣仁等也在1897年年初相繼來到上海。他們熱衷於宣傳康有為的“三世說”“大同說”，甚至稱康有為“教皇”，最後激怒了章炳麟，大罵康有為是“教匪”，康門弟子遂與之發生了肢體衝突。[79]此後參與《正學報》，章炳麟因對張之洞不滿而在寫下發刊詞後離去。流亡台灣，章與《台灣日日新報》的主辦者發生矛盾，不得不出走日本。
與同盟會主流派的一場著名衝突圍繞《民報》停刊爆發。[80]此前，因對孫中山收取日本政府資助及用途的質疑，章炳麟一度將《民報》社內孫畫像撕下，寄給香港同盟會成員。《民報》停刊後，汪精衛、胡漢民在未經章炳麟知曉後重新出版《民報》，後者隨即以《民報》法定編輯人兼發行人的身份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將內鬥公開。從1909年11月同盟會主流派在香港等地發表的回應看，後者對章辦報“表現”，早有不滿。這份五點聲明幾乎全部圍繞《民報》展開，焦點是指責章炳麟將報紙據為個人佛學愛好的陣地，而非革命宣傳。[81]章炳麟的回應是，1910年2月重建光複會並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仍在不同場合公開指責主流革命派。
章氏一生，對主流或權貴人物的抗議、反動不斷，不能不說拜賜於個性。章炳麟的著名外號是“章瘋子”和“民國禰衡”，學識傲人，門下弟子陣容豪華。[82]國學家桀驁不馴的書卷氣是他一生示人的主要氣質。首次日本之行，麵對日本警察廳的戶口表格，章炳麟填寫出生：私生子；年齡：萬壽無疆；職業：聖人。結果差點被驅除出境。章自稱有“神經病”，並非都是自嘲，16歲時不得不放棄科考與其先天的癲癇病有關。不過其本人卻對“神經病”一說欣賞有加，曾在一次演說中大力讚美“神經病”作風，稱“所以古來大有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83]。這種放浪形骸，隱約可見魏晉文人遺風，章對魏晉風格本多有推崇，接手《民報》後對魏晉玄學的評價逐步提高。魯迅回憶說，自己“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84]。章炳麟一生筆名、別署不少充滿這種氣質，如章氏學、西狩、陸沉居士、戴角、獨角等。
很多時候，狂狷無疑可為章贏得尊重，但在更多時候卻顯示其與世俗格格不入。蕭公權評價章炳麟為最悲觀的政治思想家，當有此察：“章氏之政治思想乃以深切沉痛而微妙之抗議也。”[85]然而當傳統不可避免地向現代切換，章炳麟的狂狷已是古典士人的挽歌。“晚清民國以來的現代化浪潮並沒為現代狂士預留多少地盤。現代知識分子和古代的‘士’不管品相上多麽相近，還是存在根本的不同。因為20世紀是中國泛科學主義的時代，而科學天生能夠止狂製狂。雖然科學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但科學以外的‘一事能狂’者，在強勢的科學麵前未免自慚無形。”[86]
（二）“平等”與“自由”的古典淵源
章炳麟始終雜糅著“非儒”甚至反儒思想。[87]他試圖提升諸子百家的地位，將儒學從神聖的地位回歸為一種與王道統治疏離的一門學問。在《諸子學略說》《國故論衡》中，儒學僅被列為諸子學之一。
縱觀其一生，“平等”是章氏重要思想之一。
由此不能不提被他視為一字千金的《齊物論釋》，這篇寫於1910年的著作，被認為“從存在的意義上選講了儒學與朱子學、西學、佛學等重學的平等，衝擊了儒學的獨尊地位”[88]。從中可窺其平等自由觀的古典淵源。那麽莊子思想特別是《齊物論》，究竟能為他提供何種思想資源？
首先，平等觀為莊學思想的一條重要脈絡，正是在萬物平等之下，所謂聖人禮法、製度和統治不僅可疑，且背天道。《莊子》彰顯平等和對個體價值的強烈追求。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皆為無形之“道”的產物，物我難分畛域，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89]，“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90]。
章炳麟指認《逍遙遊》與《齊物論》分別說的是自由與平等，但“非世俗所謂自在平等也”[91]，自由不是人與人之間“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自由，而是“無待”，如此才能達到真自由。《齊物論》所謂平等，不僅是人和人平等，而是人與“禽獸草木”這樣的物，甚至“是非之心”。[92]
章熱衷於均田製這樣有利於底層百姓的製度，批評“孔子最是膽小，雖要與貴族競爭，卻不敢去聯合平民，推翻貴族政體”[93]。在《革命道德說》一文中，他將社會分為十六等人，所欣賞的正是最底層的農人、工人和小商販，而排在前十名的“則多不道德者”（軍官、官員等）。章反對西方代議製和以財產數量限製選舉權，擔心這不利於“中人以下”階層。因此盡管以他的精英自負，並非將人民視為積極主題，政治立場卻已經明顯下行。李澤厚稱其“民粹派觀點”，“具有中國傳統的封建特征”[94]。這種具有古典色彩的“民粹”，與古典自由平等思想的汲取大有關係。
其次，從個人主義角度看莊子的“道”，並非簡單否定“仁義”“是非”，而是認為自身之外根本沒有一個價值標準。《齊物論》裏，“人籟”代表人的思想。“它們表示肯定與否定，表示每個個人從他自己特殊的有限的觀點所形成的意見。”[95]以曆史背景看，這是一種對專製統治到來的擔憂和反抗。“莊子之政治思想誠古今中外最徹底之個人主義，亦古今中外最極端之自由思想”[96]。
晚清中國，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並非西方原生理念。個人自由更多被置於群和國家的“自由”之下，強調由後者派生和保障，國家傳統依然暗伏其內。而在章炳麟眼裏，個人“非為世界而生，非為社會所生，非為國家所生，非互為他人而生。因此人對於世界、社會、國家，與其對於他人，本無責任”[97]。他認為中國雖然專製，但存在實際的放任，有一種“散沙的自由”。這種自由觀的提出固然是他對曆史的洞察，也是其自我投射。章炳麟的個人主義因此在彼時顯得十分特殊，一句“個體為真，團體為幻”[98]，無疑深刻而反常。
《明獨》為章氏另一值得注意的文章，寫於1894年的這篇早期作品是提倡個性解放的重要之作，中國家族、宗派、地域等關係對個人解放和獨立性格的桎梏給予深刻批判，是該文突出價值所在。[99]
最後，《莊子》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化根源處的一股反專製源泉，還表現為對價值確定性的淪喪，是非、美醜、成虧、大小、有無、生死、夢覺，最後卻是“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100]。莊學把“知”視為道的反動[101]，筆下充滿懷疑、不確定性和認知危機。[102]
《莊子》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儒家為批判起點，即司馬遷所謂“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特別是將目標對準“仁義”與“禮”，因儒家“要在仁義”[103]，而“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104]。《齊物論》明確稱：“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105]
莊子所在宋國為殷民所聚，這種消極思想與“亡國移民憤世之心理相合”，可能來源於對周政的不合作。[106]“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的莊子，反對積極有為的後天培養與政治行動，因此雖然充滿個人主義和自由思想，卻難以發展為“革命民主之義”[107]。
長期流亡東京的章炳麟，革命“義理”無法避免受西方的影響，不過無論民族主義還是平等、民權、抗議精神，均從包括革命、“華夷之辨”以及《莊子》等傳統中大量汲取，上述思想資源經常可以奇妙組合。[108]但正如陳鼓應所言，莊子的生活並不是出世的，而是介於避世與入世之間。[109]事實上，《莊子》一直可被看成儒家人文思想的逆向表達。[110]儒與道之間的根本差異，可能更在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後者“可稱悲壯，此語流傳千古，豈不因是”[111]。
因此，盡管道之行廢在於“命也”[112]，“君子”需承認“知命”，但儒家更強調積極有為。章炳麟繼承莊子的反抗氣質，卻是個積極的行動者。辛亥之前為革命而鼓吹的他雖多非儒，自身所實踐的卻是典型的入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