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章炳麟正在自己的講習班上課，數年前開辦的“國學講習會”在《民報》查封後成為他的新舞台，由於對國內革命形勢了解不多，直到上海獨立，章炳麟才感到這並非是一次黃花崗那樣的武裝暴動，當11月15日抵達上海，他再次得到英雄般歡迎，一如他離開時。
不過他很快再次與主流革命派發生衝突，要害在於他四處傳播那個著名論調：“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反對“以黨見破壞大局”[113]。這句他對譚人鳳所描述的“後革命”原則，並不符合孫中山陣營的訴求，而更多受到昔日立憲派士紳的歡迎。對章炳麟來說，這其實並非新奇之談，他所主導的光複會，宗旨正是“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
作為一個長期流亡的異議者，章沒有在直接的革命行動中起到多大作用。相反，他始終給人以遊離革命陣營之外的感覺，被稱為“以宗派主義和自由主義對待孫中山，造成了一係列嚴重的政治失誤”[114]。
如果人們承認“章炳麟不失為當時革命派中的傑出人物”[115]，那麽從《時務報》到《蘇報》以及《民報》，這位革命家的主要角色當然是鼓吹者、宣傳者。以他對傳媒的了解和古奧的寫作文本來看，本不大適合做一個“報人”。辛亥之後，除了短暫的《大共和日報》外，章炳麟基本與報界疏離，重返書齋。
報刊對章炳麟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顯然更多的隻是工具，這種價值並不體現在一般報人對新式報刊溝通上下、監督政府的期待上，也缺乏舊士人轉為新報人的職業理想。對他而言，報紙是一種宣傳平台，所要傳播的不僅是政治口號，更是故國與國粹的救亡之念，後者無法在現有“異族統治”下實現，因此推翻政府成為必須。“排滿”宣傳與革命鼓吹，乃是“光複”故國的一種行動。
與晚清大量使用西方“理念”的反對者不同，章炳麟更多使用“舊物”，由此建構作為反抗手段的革命輿論，報人角色正是試圖由此喚醒文化上的“排滿”情緒，形成體製外的思想瓦解力，後者最為突出的是民族主義，盡管經過幾多變異，它始終是其思想主脈之一，這既是革命的武器，也是保護國粹的動力。在章炳麟的精神世界裏，儒家雖然延續傳統文化，不過隻能作為國粹中的一部分，他的民族主義需要整個“國粹”作為依托，而非聖人和傳統君主。這令章炳麟對“異族統治”政權多了一層輕慢，使自己的“反叛”行為在文化上獲得解釋。
訴求不盡相同，但文化保守主義係晚清以來中國知識精英的一個重要思想特征。[116]就文化特性而言，民族文化優越感本為常理，畢竟知識分子從來就是各種傳統文化的創造者、解釋人和傳承者，隻有“在傳統的知識傳播者、接受者和發展者那裏，一種傳統才可能被理解得最為準確”[117]。因此知識分子普遍傾向於傳統文化，也天然具有文化自覺意識，這就是章炳麟所謂的“國故民紀，絕於餘手，是餘之罪也”[118]。
雖然晚年主張讀經，但章與真正保守人士不同，他“從未將讀經視作維護封建傳統的靈符，而是視作繼承國性的曆史”[119]。1922年，章炳麟在上海講授國學，稱“六經皆史也，這句話詳細考察起來，實在不錯”[120]；1935年，他稱“中國今後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書，以民族主義所托在是”[121]。章炳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頑固守舊者，而是在部分認可外來文明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基本價值是走向世界化與現代化，而不是與現代化對立，這是它與傳統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義的根本區別所在”[122]。
這位熱衷國粹的學者走上政治抗爭道路，雖有自身遭遇的成因（屢遭通緝），卻也相當典型。從南社到國粹學派，晚清一批知識精英走向革命，正為傳統文化危機所激發。他們所建構的革命思想如民族主義，對統治權威形成挑戰話語。幾乎沒有參加暴力行動的革命者章炳麟，突出價值正在於理論家和宣傳家角色。與一般報刊傳播不同，他所做的是一種深層思想動員，在“革命先革心”的觀念之下，宣傳、思想改造顯得尤其重要。此外，民族主義本身傾向於訴諸情感而非理性，強調共同情感或經曆，因此更加依賴情感結合。這給了報刊言論更大力量。通過回憶“異族統治”曆史，結合當下的屈辱，章炳麟的鼓吹，有力提升了反政府力量的行動正當性。
傳統士人的狂狷氣質，令章炳麟的政治抗爭一直帶有個人主義色彩。對他來說，“由於清朝是當前的壓迫者，是對每個個人的自由之障礙，所以排滿民族主義同時也是每個個人的自由之要求”[123]。他不否認自己的書生革命麵貌，曾如此評價自己：“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124]
必須承認，章炳麟的報刊書寫，本質上是個人式的。較之其他報人，他的言論文風古奧而不利於傳播，內容駁雜而帶有明顯個人偏好，革命論調經常遊離於主流和帶有書卷理想。辛亥革命後，呼籲“革命黨消”的背後，是章炳麟一直對革命組織所持的懷疑，此前他發表《誅政黨》一文，批評朋黨政治，暗示他難以相信革命黨轉為合格的現代政黨。他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應該如此理解：用更加專業的執政黨來取代暴力行動的革命黨。為此，章炳麟親自上陣，打算踐行共和之下的政黨政治。1912年3月1日，他以“中華民國聯合會”會長身份，宣布與預備立憲公會合並組建統一黨。但是統一黨所謂“隻求主義不涉危險，立論不近偏枯，行事不趨狂暴”，不久便如同一紙空言，理想的共和政治看起來遙遙無期。
更為糟糕的是，麵對“國故”和傳統開刀的新文化運動不久蔚然成風，章炳麟所麵對的是一個四處打碎傳統的新世界，他在思想和政界一度享有的榮光，看起來一去不返，而他念念不忘的中國文化傳統，也很快風光不再，麵目全非。
[1] 浙江餘杭人，號太炎，字枚叔。
[2] 在梁啟超請假回廣東省親並於1896年11月來信希望幫助促成《廣時務報》時（在澳門創辦），汪康年不僅把《廣時務報公啟》刊發在《時務報》第十五冊上，且注明該報將由梁啟超“遙領”，並按梁的要求稱這個報紙對於近事，將言《時務報》所不敢言，幾位《時務報》重要人物如吳樵、吳德瀟、鄒代鈞都對此表示反對。吳樵認為《廣時務報》“斷不宜與《時務報》相連，惟其能言《時務報》所不能言，尤不可如此”。鄒代鈞則更加嚴重，認為梁啟超如留在澳門擔任主筆則是“大有陰謀”。（分別見《吳樵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523頁；《鄒代鈞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703頁）
[3] 《論亞洲宜自為唇齒》，《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第6頁。
[4] 章炳麟強調“以教衛民，以民衛國”，“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材，謂之革政。今之亟務，曰：以革政換革命”。（參見《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13頁）
[5] 該報也是20世紀上半葉島內發行量最大、持續最久的報紙，直到1944年3月31日才告停刊。這一年的5月6日，將《台灣新報》和《台灣日報》兩家報紙合並而成《台灣日日新報》。
[6] 參見陳永忠：《革命哲人——章太炎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頁。
[7] 湯誌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132頁。
[8] 章炳麟曾被選為“中華民國聯合會”會長，在這個政治組織改名為進步黨後，他和張謇等人為理事。
[9] 傅樂詩：《獨行孤見的哲人——章太炎之內在世界》，《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110頁。
[10] 自1409年萊比錫大學召開的一個關於波西米亞的辯論會提出“民族主義”以來，這個概念據考察定義多達200多種，甚至被認為有多少國家和文化，就有多少民族主義。
[11] 翁賀凱：《民族主義、民族建國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8頁。
[12] 金衝及：《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3] 《民主革命論》，《餘英時文集》第六卷，2006年，第284頁。
[14]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3頁。
[15] “支持古典國家運行的基本文化價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權力掌控更為重要的國家內聚功用。古典國家建製主要依靠文化價值理念和倫理道德規範維係著。在這個角度講，作為古典中國國家活動主體的漢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民族，還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將文化民族規定為古典國家基於文化價值認同形成的社會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規定為通過國家建構形成的社會——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國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現代國家。前者的運作主要體現為一種慣性機製。後者的運作則主要體現為一種約定的狀態。”（參見任劍濤：《政黨、民族與國家——中國現代政黨—國家形態的曆史—理論分析》，《學海》，2010年第4期）
[16] 作為福建總督的漢族官員範承謨，死於三藩之亂後，在獄中大書田橫和蘇武之名，誦讀屈原的《離騷》。死後李漁稱“蓋先生之臣節，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無論範還是李，將效忠清政權與中國古代反抗“異族”的人物相提並論，顯示其已被轉換為儒家正統倫理下的忠君思想。（參見〔美〕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譯：《洪業：清朝開國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0～722頁）
[17] “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以求之，則一國家與一國家之別，別於地域，中國雲者，以中外別地域遠近也。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別，別於文化，中華雲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金鐵主義說》，《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3～374頁）
[18]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康有為政論集》，第340頁。
[19]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梁啟超全集》，第459頁。
[20] “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梁啟超全集》，第1069頁）
[21]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1902年的《建設民族國家》一文中認為，欲救中國，必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
[22] 《嵇勳意見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640頁。
[23] 陶緒：《晚清民族主義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6頁。
[24] 滿漢之間的直接接觸一般隻發生在官場。事實上，甚至“清代的大部分漢人可能一輩子也沒見過一個滿人”。（參見楊國強等：《山雨欲來——辛亥革命前的中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68頁）
[2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88頁。
[26] 即去世時不穿戴清朝衣服，而穿漢族服裝入土。所謂“深衣”，指的是士大夫平時閑居在家時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連。
[27] 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跡筆記》，《製言》，第25期，見湯誌鈞：《章太炎年譜長編》，第5頁。
[28]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69頁。
[29] 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綱》（下），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336頁。
[30] 湯誌鈞：《章太炎年譜長編》，第46頁。
[31] 湯誌鈞：《章太炎年譜長編》，第56頁。
[32] 唐文權、羅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04頁。
[33] 湯誌鈞：《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康有為與章太炎》，（香港）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61～63頁。
[34]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54頁。
[35] 湯誌均：《章太炎年譜長編》，第111頁。
[36] 湯誌鈞：《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康有為與章太炎》，第75頁。
[37] 《正仇滿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第94頁。
[38] 〔美〕周錫瑞著，楊慎之譯：《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第10～11頁。
[39] 《正仇滿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第95頁。
[40] 《排滿平議》，《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9頁。
[41] 《禮記·王製》有“東方曰夷”；《春秋·穀梁傳》則對“中”國之外的四夷給予定義：“四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總號也。”
[42] 哈布瓦赫認為記憶乃是根據某種需要而重新構建，而不是記憶者本身對過去所體驗事件和意象的回憶。（參見〔法〕莫裏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91頁）
[43] 王守仁以“清氣”和“賤氣”來分別華夷。
[44]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第170頁。
[45]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第175頁。
[46] 金衝及、胡繩武：《章太炎與後期〈民報〉》，《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頁。
[47] 張庸：《章太炎先生答問》，《章太炎政論選集》，第258頁。
[48] 呂思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第172～173頁。
[49]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第31頁。
[50] 在行動之前，司馬遷對夏桀的殘暴和商湯的仁政做了鮮明的對比，尤側重對“反叛者”商湯之所以革命的理由做了說明，稱“當是時，夏桀為虐政**荒”。（參見司馬遷：《史記·殷本紀第三》，第13頁）
[51] 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第128頁。
[52]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第366頁。
[53] “革命”二字來自《周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輪回色彩。從詞源上考察，依據許慎的解釋，古文“革”字上為“廿”，下為“十”，其含意是“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種周期性更替。（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第366頁）
[54] 孟子提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他承認聖人革命和“變置”、禪讓一樣，為取得政權的合法途徑之一。當齊宣王就成湯放桀和武王伐紂提問說“臣弑其君，可乎？”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參見楊伯峻譯注：《梁惠王章句下》，《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88年，第42頁）
[55] “國粹”一詞源自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對“歐化”思潮的反動，它被認為是無形而獨特的民族精神和一個國家特有的遺產，具有無法為他國模仿的特征。
[56] 章炳麟與劉師培等人發起成立了國粹學派和《國粹學報》，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保守主義文化團體。
[57] “我（們）中國政治，總是君權專製，本沒有甚麽可貴，但是官製為甚麽要這樣建置？州郡為甚麽要這樣分劃？軍隊為甚麽要這樣編製？賦稅為甚麽要這樣征調？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將專製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殺。就是將來建設政府，那項須要改良？那項須要複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見諸施行。至於中國特別優長的事，歐、美各國所萬不能及的。”（《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8頁）
[58] 《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863頁。
[59] 周陽山、楊肅獻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55～56頁。
[60] 不同階段對於“國學”意義、內含的理解差異巨大，不過國學“運動”和國學研究貫穿著兩條基本的線索，其一是國家意識的確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其二是對近代以來所逐漸形成的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術（科）體係的接受和反思。（參見幹春鬆：《“國學”：國家認同與學科反思》，《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61] 儒家雖有紮實的民間文教體係，與民間小傳統互相依托，但畢竟與傳統政治結構相嵌，首先是一種官方意識形態。
[62]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6頁。後來章炳麟又增加“風俗”一項。1906年，《民報》刊登《國學振興社廣告》，具體講授內容則包括：“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製度學；四、內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曆史。”
[63] 在章炳麟心目中孔子固然重要，不過其地位主要是“史家宗主”和中國文化的保存者，而與所謂“國教”無關。民國成立後，康有為曾推動袁世凱在1913年發出關於學校祭孔的命令（以孔子生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為聖節，學校放假一天），章炳麟對此做法頗不以為然，稱“中土素無國教，孔子亦本無教名”，“號以儒教，其實實已不相稱”。（《示國學會諸生》，《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694頁）
[64] 《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9頁。
[65] 1899年提出“客帝說”的章炳麟，給予孔子很大尊敬，“客帝說”名譽上的皇帝為孔子後裔。不過在1904年的《訄書》重印本裏，章炳麟大發貶孔言論，其中大約寫於1902年下半年的《訂孔》篇，章認為“八十世而無進取者，其咎在於孔氏”，不僅將荀子、道家等至於孔子之上，且在《任俠》中發出驚人之語：“今之世，資於孔氏之言者，害也”，遭到思想界諸多反擊。此時章已經從一個政改呼籲者，轉而支持革命。不過民國後他重新給予孔子很高地位。在清政權被推翻後，章炳麟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特別是儒家道德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目睹共和之後的混亂，在1915—1916年為自己的一個哲學短論集所寫的跋中，他自述思想變遷過程，承認孔子的重要性，稱“《論語》所說，理關盛衰，趙普稱半部治天下，非盡唐大無檢之談”，並認為自己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自述思想變遷之跡》，《章太炎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2～593頁）盡管反對將“孔教”立為“國教”，但民國之後章炳麟此前的嚴厲批評基本停止。1922年，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表示對之前貶低孔子的後悔。晚年主編《製言》，其中第46期有稱“所問佛法，尚不足轉移人心，其任誰屬？仆以為孔子之書，昭如日月”。（唐文權、羅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325～326頁）
[66] 《葵卯獄中自記》，《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頁。
[67] 李澤厚：《章太炎剖析》，《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另見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7頁。
[68] 在《民報》上撰文批評西方自由與平等的虛偽：“創始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而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至於帝國主義，則寢食不忘常在劫殺，雖磨牙成性，赤地前裏，而以為義所當然”。（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綱》（下），第337頁）
[69] 在《民報》《革命軍月份問答》一文中，章炳麟稱：“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為巨敵，而歐美少輕。以異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會政治計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萬倍於滿洲。”
[70] Furth C.The sage as rebel：The inner world of Chang Ping-lin.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1976：90-112.
[71] 《答歐陽竟無書》，《製言》，第九期，轉引自唐文權、羅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286頁。
[72] 《答張季鸞問政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860頁。
[73] 激進與保守在“文化層麵上二者都具有一元論的思想性格，在政治層麵上保守主義更具有激進主義的諸般特征”，“激進與保守從表麵上看激進與保守似乎勢不兩立，水火難容，但實際上它們上一個分幣的兩麵，在深層具有共同的思想預設和思維邏輯”。（許紀霖：《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知識分子的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第41頁）
[74] 《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506頁。
[75] 典型如對“進化論”思想的處理。他部分認可進化論，卻反對普遍進化，提出自己的所謂“俱分進化論”，即善與惡、樂與苦齊頭並進，同時進化。（參見《俱分進化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6～389頁）知識越發達，惡和苦可能越多越大的思想，顯然帶有老莊思想痕跡。
[76] 章炳麟認為習讀中國文化而能走成為一個頑固者的可能性很小，這種說法多來自不學無術之輩。“讀經而至於頑固，事亦非易，正如僧徒學佛，走入魔道者，固不數數見也。”（《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867頁）
[77]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1頁。
[78] 自幼師從俞樾學習的章炳麟，以此文宣告與之斷絕師生關係。
[79] 可參見馬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試論〈時務報〉內訌》，《安徽史學》，2006年第1期。
[80] 日本政府對中國激進留學者或流亡革命者的同情，一直處於搖擺權衡之中，更無法逾越日本外交利益的底線。《民報》的停刊來自出訪日本的唐紹儀的請求，日本外交當局迅速加以積極回應，結果是日本警察總監龜井英三郎很快根據內務大臣命令查封《民報》。著名的陳天華投海自殺事件，也源自所謂的《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後者原名為《關於準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實質上係清政府要求。借助日本管理東京“不良”青年的構思可以追溯到幾年前張之洞與日本駐華公使訂立的《約束遊學生章程》，其核心內容是強化中國駐日公使館的“約束”能力，如清國學生需要清國公使館的介紹方能入讀日本公私學校（第一條），以及清國學生轉學、退學，需要征得清國公使館的同意（第四條）等。中、日政府借此打擊激進分子的意圖十分明顯，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場公開評論說，清國留學生“屬於革命派者甚多，他們經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擊”。日本方麵之所以在1905年11月2日出台此政策，收縮東京對中國留日群體的保護空間轉而加強與中國政府合作，有著日俄戰爭後自身在中國東北地區利益的考量。
[81] 其中第二、第三條指責說：“章炳麟利用編輯人的身份，以其一知半解、枯燥無味的佛學論，占據了《民報》的大部分版麵，簡直是將《民報》作為其私有的佛學機關報”，“章炳麟創設無神論，以排斥耶穌之道，以致內外同誌多疑《民報》為排斥耶穌的機關報，蠱惑人心，莫此為甚”。
[82] 章炳麟座下弟子包括黃侃、錢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周作人、魯迅等，北大國學門更是一度成為章氏弟子天下。
[83] “大概為人在世，被他人說個瘋顛，斷然不肯承認，除那笑傲山水詩豪畫伯的一流人，又作別論，其餘總是一樣。獨有兄弟卻承認我是瘋顛，我是有神經病，而且聽見說我瘋顛，說我有神經病的話，倒反格外高興。為甚麽緣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0頁）
[84] 《〈墳〉題記》，《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
[8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581頁。
[86] 劉夢溪：《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下），《讀書》，2010年第5期。
[87] 如無政府主義，章炳麟認為凡是政府都是罪惡，不得已而有政府，隻是共和政體禍害較輕罷了。此外還有虛無主義（章炳麟的五無論包括無政府）、個人主義等。
[88] 張昭軍：《儒學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69頁。
[89] 《秋水》，《莊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487頁。
[90] 《秋水》，《莊子今注今譯》，第492頁。
[91] 《齊物論釋》，《章太炎選集》，第508頁。
[92] 章炳麟解釋說：“近人所謂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獸草木之間，還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謂平等，已把人和禽獸草木平等。莊子卻更進一步，與物都平等了。”此外他解讀說“是非之心”也是不平等，必要去掉才是平等。（參見章太炎：《國學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頁）其中可見章炳麟對“莊子”的解讀帶有相當的佛家思想。
[93]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2頁。
[94] 李澤厚：《章太炎剖析》，《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另可參見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409頁。
[95]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97頁。
[9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124頁。
[97] 《四惑論》，《章太炎全集》（四），第458頁。
[98] 《國家論》，《章太炎全集》（四），第444頁。
[99] 此文要旨如下：個性解放是孕育新的“大群”的母體，因為“群必以獨成”，而中國過去的“小群”是由於不準發展個人的獨立性格，而把個人變成家族、宗派和地域等關係的附屬物。為此，章炳麟感慨道：“小群，大群之賊也；大獨，大群之母也。”（參見《明獨》，《章太炎選集》，第1～3頁）
[100] 《齊物論》，《莊子今注今譯》，第75頁。
[101] 知是尋求價值標準，道是去除一切價值標準。否定一切價值標準，包括對這種否定本身可能建立的價值標準的否定在內。（參見止庵：《椿下讀莊》，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30～32頁）
[102] “在莊周筆下，無不處於不確定、不可靠的狀態中。概括起來說，就是認知或者說整個生活的危機。”（陳少明：《〈齊物論〉注疏傳統中的解釋學問題》，《經典與解釋的張力》，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第200頁）
[103] 《天道》，《莊子今注今譯》，第407頁。
[104] 《知北遊》，《莊子今注今譯》，第645頁。
[105] 《齊物論》，《莊子今注今譯》，第63頁。
[10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17、31頁。
[10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125頁。
[108] 如胡適將道家思想創始人老子，視為創造了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他稱為“革命家之老子”。（參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第34～36頁）
[109] 陳鼓應認為，《莊子·人世間》裏突出表現了知識分子與權勢人物難以分解的矛盾和微妙複雜的關係。（參見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6頁）
[110] 任劍濤：《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儒家倫理及其現代處境》，第21、155頁。
[111] 李澤厚：《論語今讀》，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309頁。
[112] 在儒家看來，“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以及“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他們反對留戀安逸的生活，認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能做的事情，而不可能無為，也無法真正無為，雖然很多事情超過了控製範圍。
[113] 《致武昌都督轉譚人鳳等電》，《章太炎選集》，第519頁。
[114] 唐文權、羅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130頁。
[115] 李澤厚：《章太炎剖析》，《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116] 就中國而言，由於“中國的民族性是存在於中國的曆史傳承與語言文字裏麵，因此這種文化的民族主義的保守性常常較高，而有別於政治的民族主義”。（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第170頁）
[117] 何曉明：《返本與開新——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新論》，第27頁。
[118] 《葵卯獄中自記》，《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頁。
[119] 汪榮祖：《康有為章太炎合論》，第165頁。
[120] 章太炎演講，曹聚仁記錄：《國學概論》，巴蜀書社，1987年，第31頁。
[121] 《答張季鸞問政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59頁。
[122] 高瑞泉主編：《思潮研究百年反思》，第397頁。
[123] 〔日〕近藤邦康著，丁曉強、單冠初、薑英明譯：《救亡與傳統——五四思想形成之內在邏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3頁。
[124] 《民報一周年紀念會演說詞》，《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