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華夷傳統的顯與隱
傳統士人對“夷夏”或“華夷”差別，素有情結，“華夏中心”觀（地理）、“華尊夷卑”觀、“華夷之辨”從《禮記》《春秋》等開始[41]，被寫入典籍，成為一種悠久而普及的傳統思想，對章炳麟這樣的儒家典籍研習者來說，所需要的無非是新的“回憶”。哈布瓦赫認為，社會需求促成記憶者對事件和意象的重建。[42]清末“華夷之辨”的複興，迎合了革命需要。這種激發必然帶有回憶中的重構和對滿族統治者“野蠻”曆史的新刻畫。
如果能夠保存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外來統治者便可成功轉為正統，這是少數民族政權（特別是擅長二元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依然能夠生存發展的原因之一。華夷關係在“文化中國”框架下，堅持互相轉化甚至互換。這種關係在不同曆史時期，呈現顯性與隱性的不同麵相。表麵上，“文化中國”似乎忽略華夷或民族衝突，不過諸如以“種性”“氣類”[43]來分別華夷的漢族中心主義，一直存在，隻是隨著曆史環境和政治變化或顯或隱。在南北朝、南宋、元朝和晚明等時期，漢人處於弱勢地位時，華夷關係緊張，種族排外趨勢則彰顯。[44]晚清，這種關係的緊張再次出現，特別是甲午和庚子事變之後國家外交上的屈辱。此前，無論是“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還是“扶清滅洋”，實質上均以國家利益為本位，在漢民族主義沒有被大規模傳播、宣傳之前，夷夏之防的對象已成功從清初的民族矛盾轉向外來侵略者。對於一般士人來說，以種族主義革命去推翻作為“恩主”的朝廷，也無疑有很大的心理障礙。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有其複雜性，同時它表現的形式是多元族群的族群中心意識，但實質上它是以漢人族群中心意識為主題。”[45]不僅章炳麟，其他激進人士也多如此。例如，曾傾向革命的劉師培對此表述為“中國者，漢族之中國也”。這種民族主義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國家乃至文化上的危機。官方現代化努力的挫折，籠罩在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頭上，最終促使章炳麟等人尋找新的文化資源（如國粹），漢民族主義無疑符合上述需求。章炳麟稱，打倒清政府，隻是為了避免中國淪為西方殖民地。他在《民報》《革命軍月份問答》一文中稱：“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為巨敵，而歐美少輕。以異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會政治計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萬倍於滿洲。”這種邏輯在革命者中普遍存在，《革命軍》《警世鍾》等文均嚴厲批判清政府對洋人的諂媚。
革命者章炳麟不僅自稱明朝遺民，指稱“支那人”非清國人，組織“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他甚至一度支持激烈的種族衝突。“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膻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章氏所撰《逐滿歌》更是寫道：“兄弟原是漢家種，不殺仇人不算勇。”因此有學者批評說，章炳麟在主編《民報》期間，“所表現出來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他輕視國內在文化上比漢族落後的各少數民族，主張在他們漢化以前不能享受與漢族的同等權利”[46]。
漢民族主義的激發、演變過程對晚清知識分子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典型意義，顯示表麵平和的華夷關係在晚清的激發。
（二）“革命”，中國舊物
認為受到壓迫的漢人選擇革命非常合理，關鍵所在是“革命”對章而言，不是暴力造反，而是“光複”故國。章炳麟是光複會創建者之一，“光複”意味著回歸，這個主題對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者來說顯然更具**。章認為推翻滿族壓迫，乃是保存國粹、延續中國文明的有效手段。身為革命旗手，章炳麟的主要貢獻正是開掘革命的傳統思想資源，為此他將視野更多投向了曆史。
以“傳統”視角看待革命與“立憲”，對章炳麟這樣的國學家而言，革命屬於中國傳統舊有之物，立憲則屬西方政製的引入。章氏曾對查封《民報》的日本法官辯稱：“我本國不諱言革命，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我國聖人之言也。”[47]因此呂思勉認為，章炳麟走向民主革命，原因之一就是“革命是吾家舊物，而立憲的觀念，則來自西洋”[48]。
“革命”在中國曆史可謂源遠流長，胡適甚至認為，《詩經》中寫下《伐檀》《碩鼠》的詩人，“已漸漸的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而“思想界已種下了革命的種子了”[49]。《史記·殷本紀》對商湯滅夏的“正當性”描述，為古代中國的“革命”正式提供了一個正麵評價範式，影響深遠。[50]《殷本紀》對殷商崛起和衰亡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其與夏政權的交替，內蘊深刻的政治倫理，最重要的莫過於“革命”觀念。《周易》的“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說[51]，將改朝換代的“武力”加以定性，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暴力反抗，而是充滿正當性，核心源於統治者的“德性”，即天道和人心。
如此一來，革命因其天道色彩，成為傳統中國政權周期性更替的合法解釋：“中國傳統文化中革命的意義，就是由改朝換代所塑造的。”[52]忠君思維和反抗暴君的合法革命思想，此後有效地對立統一起來。在多數時候，儒家倫理核心內容之一的“忠”，雖構成其中顯性和主流的一麵，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士人乃至百姓沒有任何底線。一般來說，當新的統治者或“反叛者”在個人“德性”、民心和“天命”諸方麵均取得正當性，知識精英並不盲目排斥新的政權，更多時候他們中的很多人認可這種轉變，並將之視為一種曆史規律。[53]
“革命”傳統，由此構成中國古代士人的另一個世界，即“有德者宜高位”，“有德者王”，革命不僅可以接受，且被視為符合天命。在此方麵，孟子給予早期詮釋，當君主為“殘賊之人”，革命就具有正當性，革命目的不是為了“富有天下”，而是為了“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54]。對傳統知識精英而言，遵循的是所謂“從道不從君”，他們自命為“天道”承載者，而天道總是和儒家之道同一，暴君違背天意意味著違背儒家道統，這為響應革命或適應革命後的新政權，掃除了心理障礙。
儒家倫理的忠君思想和推翻暴君的合法“革命”觀，構成了一種暗伏的張力，推動古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麵對“異族”統治者，章炳麟這樣的學者型革命者，通過喚醒血腥記憶，可以更加輕鬆地消除忠君心理，將傳統革命倫理置換到新的反抗之中，這對他來說，甚至算不上激進，而隻是承繼曆史“傳統”和道統而已。
不過，中國古代所謂聖人“革命”，與西方現代革命理念不同。商湯式革命在中國一再發生，卻隻是換了新的帝王，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關係和政治製度。近代革命，卻必須灌注新的內容。
（三）挽救“國粹”
“國粹”[55]理念與章炳麟的政治行動密切相關。革命派經常借助於國學和西學，前者關注亡國之痛，激發民族主義；後者討論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章炳麟、劉師培[56]這樣的人參加革命，思路本難與孫中山一致。章眼裏的“國粹”是“政權”之外的國家之物，超越具體政治形態。[57]革命則是避免亡國挽救國粹的手段。
因此章炳麟持革命主張，卻將之界定為“光複”。所光複者，無非政治主權和文化延續。民國成立前，他認為革命是保存國粹的最好手段，民國後則試圖以中國傳統對抗西式現代文明。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裏，章炳麟呼籲讀經，理由是“保持國性實為最要”[58]。
近代中國，國粹派和激進者時常合二為一，畢竟“最初的國粹派曾經是充滿**的民族主義者，隻因為他們認為民族的生存乃是維持文化遺產於不墜的不二法門”[59]。自晚清開始，國學“運動”和研究中的一個基本線索就是“國家意識的確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對章炳麟這樣的國學家來說，新的世界格局下，如何“確立國家意識，構建國家認同”，應該成為其使命。[60]這種行動既指向滿族統治者，也指向侵入中國的“西方”。
晚清士人程度不一地感受著文化危機，但對於堅守何種文化卻大有分野。或以儒家綱常為核心，試圖挽回正在衰敗的信仰體係，這種訴求經常在政治上追求“西體中用”，希望現政權繼存。[61]與此不同，章炳麟指向的則是“國粹”。章氏所謂國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製度，三是人物事跡。”[62]但反對提倡“孔教”[63]，以及將孔子地位擴大化，顯示他對儒家思想現實價值的理解。早至《時務報》，章炳麟就認為“儒術之衰，將不能保其種族”[64]，認為在孔子時代已過去2000多年的今天，儒家思想已無力回應中國麵臨的困局，也無力維係人民的道德。當然章炳麟一生對孔子和儒家思想評價起起伏伏[65]，但他的批判，被認為是“五四”反傳統的一次前奏，手段之一就是提高諸子百家地位，破除儒學尊崇。
1903年“蘇報案”入獄後，他在獄中的日記中寫下“上天以國粹付餘”的文化抱負。[66]出獄至東京，章對留學生如此解釋國粹與民族革命的關係：“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遵信孔教，隻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曆史。”而推翻滿族壓迫並非保存國粹的終點，政治上打倒清政府，隻是為了避免中國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因此，“他之排斥資本主義，似乎比當時提倡資本主義的改良派還要保守、落後”[67]。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已對“西方”表示極大懷疑[68]，“排滿”的同時一直沒有忘記警告西方的威脅[69]。盡管不讚成君主立憲，卻反對中國全盤襲用歐美、日本的代議製。他在1905年之後大力支持的國粹運動，就是中國在文化上反抗西方模式的具體化。[70]
進入民國之後，章氏確有漸入頹唐之勢。例如認為婚姻製度、家族製度都宜照舊，公共場所接吻、跳舞為應該禁止的大壞風紀之事。在道德上，章炳麟晚年轉而堅信儒家經典，“可以遍教群生”，《孝經》《大學》和《儒行》如果能夠實行，“人類庶其有救”[71]。在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在回答著名記者張季鸞的一篇文章裏，章炳麟甚至稱，除了妖佞神話和****小說，“中國文化本無宜舍棄者”[72]。
章氏生平與思想反映了那一代知識分子政治革命論與文化保守主義之間的“不安”。一生求“國粹”的革命者，也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73]文化保守主義者雖重視社會秩序，不過和那些依賴既有政權者不同，章炳麟希望寄托於更新政權後的新國家。且革命底色來自中國傳統，而非西方。章炳麟保守主義的突出之處在於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倫理的全麵懷疑。他批評那些崇拜外國文化的人說，“隻佩服別國的學說，對著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醜，一概不采，這是第一種偏心”[74]。為此，他“發明”了不少自己的觀念，試圖融合中西。[75]
事實上，兼收並取本是國粹派基本態度，而非盲目排外。“世情不齊，文野異尚”，因提倡各種文化“兩不相傷，乃為平等”。汪榮祖認為，章炳麟被稱為文化多元主義的提倡者可能更為恰當。當然所謂多元，中心仍是中國，他對此自信頗足。[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