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時代
所謂種族思想根植於少年時期，雖有章炳麟日後重構之意，不過確有重要淵源。浙江是清朝入關後內地抵抗運動最為持久和激烈的地區之一，日後著名的文字獄當事人多為浙江人，僅雍正一代就有汪景祺案、查嗣庭案等，為此厭惡浙人的雍正甚至單獨設立了浙江“觀風整俗使”一職（為其他諸省所無）。章炳麟家族的“深衣斂”傳統[26]，具有明顯的抗爭色彩。
轉向革命後的章炳麟，在各種場合和報刊中表達年少時讀《東華錄》和清軍江南所施暴行書籍，對其“排滿思想”影響巨大。此外，很早得外祖父“夷夏之說”的“啟蒙”，認為明朝亡於清廷不如亡於李自成，章炳麟自稱“餘之革命思想伏根於此”，“可見種族革命思想原在漢族心中，惟隱而不顯耳”[27]，“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中第一恨事”[28]。
不過少年種族革命情結一說，更多的應是當事人回憶式重構。人們注意到章氏在各種場合多次表達的內容，從自定年譜到給報刊、友人的信函，每次回憶幾乎都有新說法，年齡與教育內容也常有不同。
（二）《時務報》至戊戌政變：“以革政挽革命”
初入《時務報》的章炳麟，與康有為師徒雖在“尊孔”方麵產生分歧，但均希望推進現政權的改革。這時的章炳麟，可謂人生的“平和期”。剛走出書齋的他沒有太多過激政治訴求，作為一個新入道的改良派知識分子，也稱不上多大影響。
《時務報》的誕生和章的人生轉折都與甲午戰敗有關。章炳麟希望通過政府自救挽回民族危機，為此他加入強學會，後者由開明官員和維新士人組成。1897年進入《時務報》後，除了學術差異，章炳麟與梁啟超這樣典型維新派的立場並無本質區別。這時，“他在政治思想上還沒有和改良主義分清界限”[29]。比之康梁全麵政治改革的急切要求，章沒有係統的政治訴求，此時他認為主要問題在於統治者沒有善待知識分子，如果能將這一點加以改善，國家可在政府主導下自強，而傳統綱紀基礎上的“興學”和“教民”正是重要手段。因此當務之急是“以革政挽革命”。這些想法體現在《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中，那是他在《時務報》刊發的第二篇文章。
章離開《時務報》隨後加盟《經世報》，依然提倡維新變法，作為總撰述的他在第一期《變法箴言》中，稱“故議變法者，吾黨之責也”[30]，儼然以維新派自居，隻是遠無康梁激進急切。當年他參與創辦的另一份報紙《實學報》，甚至還時常有反對新政的內容，與其合作辦報的王仁俊寫過《改製辟謬》《民主駁議》等文，該報因此被張元濟稱為“最足以動守舊者之心”[31]。章與王仁俊存在明顯分歧，並很快離開《實學報》，不過在《經世報》《實學報》階段，他延續了穩健而略顯保守的氣息。
戊戌變法前後，“在其他的改良主義思想家已經由要求發展新式生產力、采用西方經濟製度，進而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改革的時候”，章炳麟所謂“革改”，不能不說“具體內容還是十分淺薄貧弱的”[32]。1898年年初，針對山東局勢，他上書李鴻章，提出以割讓威海衛給日本為代價，聯合日本，鉗製俄、德。此時他對政府抱有較大期待。
（三）戊戌政變至義和團運動
政府在國內外政治上的糟糕表現令章炳麟大為失望，對現政府的不滿，刺激其心中“夷夏觀念”，種族主義與“排滿思想”日趨明顯，行動上更加激進。不過此時的章炳麟，思想和行動上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戊戌政變不久，政治風波迫使章炳麟遠走。政變中的殺戮和自身經曆無法不讓他對清政府進一步疏遠，但遠在台灣的章炳麟與在日本的梁啟超頗有相同之處：此時更多的是憤懣，而非革命。大概是共同的流亡遭遇，章與梁啟超、康有為此時關係竟大為改善，他們之間書信往來，章贈詩康有為甚至稱“老淚長門掬，深情故劍知”。1899年1月13日，章炳麟在《台灣日日新報》上刊發文章，對他與康、梁微妙關係給予公開評價，同時也是對他們重修舊好印象的一種回應，稱自己與康有為“論學雖殊，而行宜政術自合”[33]。章還在梁啟超的《清議報》上發表詩文多篇。其中包括著名的《客帝論》，後者隨後被收入《訄書》，該書於1899年冬付梓，收錄了1897年以來所撰（包括未發表）文章約50篇，這本著作日後的幾次修改是章氏思想變遷的重要線索。
《客帝論》發表於1899年5月《清議報》第十五冊，文章散發著漢族正統論調，不過卻並不讚成“逐滿之論”，在章看來，“滿洲之主”如果可以退居為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霸主，發奮圖強，可以成為所謂“客帝”，尊為“震旦之共主”（與“客帝”相對，中國名義上的虛君皇帝應是孔子後人）。這種製度安排可更加方便地推行維新變法。立場雖不盡相同，《客帝論》論調仍與保皇的康、梁有較大“交集”，特別在對待被寄予改革期待的光緒帝上，因此《客帝論》可視為對康有為“紀孔保皇”主張的一種正麵回應。
1899年6月，章炳麟東渡日本，與孫中山相識後對革命思想多有共鳴，橫濱與孫中山、陳少白一見，據說會談“極為相得”[34]。但與此次會麵的引見者梁啟超相似，章炳麟尚未因此速轉為革命者。
與康有為不同，此時章炳麟已有相當的“排滿”傾向。即使是在“客帝”論中，他也要求清王朝皇帝承認過去的民族壓迫，對光緒則稱之為“愛新覺羅第十一”。台灣期間，章氏報刊言論不乏“排滿”情緒。他與康有為等人的接近，主要因為戊戌政變後，章對流血和付出生命代價的維新派的支持，但民族主義方麵明顯不同，這為他與康、梁等人隨後再次反目、走向對抗，埋下伏筆。
（四）1900年下半年至1911年：革命鼓吹者
晚清最後十年，章炳麟成為革命派重要代言者，雖與孫中山的主流革命派在政見上不無分歧，但被認為是最用力鼓吹推翻清政府的人士之一。
兩篇重要文章可看到章炳麟的“革命觀”在1900年下半年後塑成：1900年7月的《客帝匡謬》和1911年的《正仇滿論》。《客帝匡謬》一文充滿了改良向革命的轉變味道，作者對此前《客帝》一文的“苟且之心”表示後悔，稱“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故汽，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35]。發表在《國民報》上的《正仇滿論》則主要批駁改良派，主要針對梁啟超，是幾年後《民報》《新民叢報》兩大陣營筆戰之前奏。
全麵轉向革命，除了1899年會見孫中山後的持續影響，還包括以下事件。首先是義和團運動後的國家危機。這是清王朝上層試圖利用民眾對外進行的一次排外嚐試，結果不僅令中國背負深重災難和巨額經濟負擔，也讓這個看似龐大政權的腐朽徹底暴露。這是甲午戰敗後另一個刺激中國人心理的重大事件，讓章炳麟在內的知識精英麵臨前所未有的危亡感。1900年7月上海發起“中國議會”（又稱“國會”），章曾向革命派報紙《中國旬報》“來書”稱：“聯軍進攻，將及國門。覆亡之兆，無待蓍蔡。”[36]這一點在《正仇滿論》亦有體現，該文開始便指出，現在人們痛恨滿洲，“思順天以革命者”，並非簡單的民族仇視，而是“今日之滿人，則固製漢不足亡漢有餘，載其砦窳，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37]，中國有淪為“歐美之奴隸”的危險。
自立軍失敗是另一個重要刺激。以改良派為班底的自立軍，名為“勤王”，實質上唐才常有明顯革命傾向。這次行動被認為是“在兩湖地區醞釀革命的第一步嚐試，也是革命形勢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時刻”[38]。但一邊起義、一邊勤王被章炳麟指為“首鼠兩端，自失名義”，他參加了自立軍之前的聚會，對勤王名義不以為然，明確反對支持光緒。為此他當場斷發割辮，脫去長衫，表示與政府勢不兩立。起義失敗和唐才常遇害，令章炳麟不得不再次出逃。更重要的是，自立軍失敗源於張之洞的鎮壓，這讓章炳麟對張之洞、李鴻章等漢族地方大員的“獨立”期待完全破產。此前他提出“分鎮”說，以補充“客帝”論，對漢族地方大員寄予厚望（《訄書》）。義和團運動中，章試圖上書時任兩廣總督李鴻章，希望廣東獨立，無果。如果說義和團讓他對清王朝最高層特別是光緒帝的期待已**然無存，自立軍遭到漢族大員的鎮壓則宣告了維新派從溫和到激烈手段的全麵失敗，讓通過清王朝內漢族地方勢力更新政權的希望破滅，這是其堅定革命之路的重要動因，正如《正仇滿論》一文所言：“革命故不得不行。”[39]
兩年之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1903年）顯示章炳麟革命思想趨於成熟，民族主義成為他的主要思想武器。章據此駁斥康有為對清政府的支持，不僅在厘清中國種族差異方麵著墨頗多，還以李陵答蘇武的“子為漢臣”之句警醒康有為。不過，這篇文章過多地渲染“滿漢矛盾”，存在主觀失實。
從1900年下半年到辛亥革命，章炳麟不僅已轉變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更成為重要的宣傳鼓吹旗手。他針對的是滿族統治者，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族群，更無狹隘的民族報複心理。章為此強調自己的“排滿”對象為皇族、官吏和軍士。[40]革命爆發不久，他迅速成為“五族共和”的有力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