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概念，民族主義從來具有多變和曖昧特征[10]。其內核“是一種將‘民族（民族國家）’（nation）作為忠誠的一個‘焦點’（focus），並賦予民族成員共同的‘認同’（identity）與‘尊嚴’（dignity）的集體感情”[11]。或者“它是一種民族的自覺，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集體意識”，要點是集體認同和對本民族的義務感。[12]

世界範圍察之，民族主義勃發與近代國家興起相隨。歐洲近代國家形成之前，人們認為自己是基督教徒，而較少有法國人、英國人或德國人的區別。在成為一種國家獨立的合法性依據後，民族主義成為一種被廣泛推廣的意識形態，它在西方的形成很大原因在於“現代性”所引發的去魅，即以上帝為中心的神學宇宙觀及基督教共同體遭到瓦解，世俗生活需要通過“想象”，構建一個新的共同體——nation意義上的國家，以解決現代化引發的政治、文化、心理需求。

民族主義並不與民主、革命天然發生聯係，早期民族主義甚至一度依托君主專製發展。近代以降，兩者日益結合，尤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中，民主革命也離不開民族革命，這裏，民族革命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提”[13]。晚清中國，“異族”和“專製”統治並存，革命與民族主義由此更具內在聯係。餘英時認為，太平天國和康梁的維新運動，因此很難成功，而孫中山的革命派則成功地結合這兩點。

就傳統而言，長久的曆史中居於核心的是所謂“文化中國”，很早雖開始（先秦）強調華夏夷狄之分，不過這幾乎從來都是主張“文化意義”而非種族主義。“人們或許說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但我認為這正是要害，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慣於從天下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14]。長期戰爭互相征服與民族融合中，一直存在一個超越民族本位之上的“文化中國”，而在此之下則由家庭承擔著更具體的世俗意義上的凝聚力，兩者之間很少存在一個與統一政權結合的單一民族意識形態。從支撐古典國家政權實際運行的角度看，它更多地為文化價值與倫理道德所維係，漢民族顯示了更多的文化民族意義，而非“政治民族”。[15]

清政權雖經曆入關後“剃發”激發的反抗，但很快完成晚明士大夫長期未能完成的財政、法律和經濟改革，加之文化控製，令剛剛萌發的民族主義逐漸淡去。三藩之亂之際，多數漢族官員事實上已站在清政府一邊。[16]晚清政治的衰敗和國家危機，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重新興起，革命派使之成為重要反抗思想資源，其勃發還受到如下因素影響，如甲午戰敗和1900年庚子賠款後知識人群的失望，以及經由日本導入的西方民族主義思潮，而民族主義自身概念的柔韌性，使之容易作為一種底色與各種新意識形態結合。晚清“民族主義”麵貌不一，五花八門。如康有為、楊度等人的文化民族主義，試圖延續傳統“文化中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區別、對抗西方。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稱“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區別，別於文化”，中華之名稱，“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17]。康有為則指出，滿人入關後“一切禮文，悉從周、孔”，強調維持現政權而反對“排滿”，提倡一種“滿漢不分”的君民合治[18]，他曾倡議國名為“中華國”。梁啟超雖讚成“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19]，不過卻不支持種族民族主義，而是國家主義框架之下的“大”民族概念：“吾中國言民族主義者，當於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20]接受國家主義後，梁努力建構一種弱化種族差異的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將“族民”推至“國民”這一政治概念。因此梁的民族主義既有對傳統文化中國的繼承，更是一種適應現代國家的建構，試圖用現代國民和國家，超越現實中的民族矛盾和君主危機。[21]這種構想與官方相當契合，後者意識到須以國家身份整合民眾和化解自身的執政危機，清廷最後十年的諸多舉措顯示了這種路徑，如下詔廢除滿漢通婚的禁令、對邊疆等國土確認的明確，以及1909年頒布國籍法正式確認國家成員的身份與資格等，甚至一度準備將嚴複作詞的《鞏金甌》擬為國歌。由於滿族貴族利益的強化（如“皇族內閣”）等原因，官方的國家民族主義建構未獲成功。

比較起來，高揚反抗資源的民族主義，章炳麟當為典型，所鼓吹者實質上開始時為漢民族主義。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承認：“今日為五族共和時代，民族觀念，似在所輕。然自武昌倡義以前，所謂中國者，惟純粹之漢族耳。”[22]經過媒體和書籍，“反滿”民族主義在建構與傳播上相當成功。在日留學生的同鄉會刊物程度不一地受其影響，這既是對滿族貴族長期壓迫的曆史反彈，也是革命者行動正當性之需。據統計，1902—1903年，革命派創辦的《湖北學生界》《浙江潮》《遊學譯編》等涉及“排滿”的宣傳占總數的15%～20%，《江蘇》更達30%。[23]魯迅回憶稱，東京留學生專門有人到圖書館等搜集明末遺民著作、滿人殘暴的內容，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輸入國內，點燃複仇心理。而實際上，民族矛盾並非如此突出。[24]

民族主義和民權、個人主義，被認為是章炳麟主要政治思想。[25]盡管與孫中山主流革命派在政見上不無分歧，但他無疑是鼓吹推翻清政府最用力的人士之一。尤其是從1900年下半年到辛亥革命之間，章以國學家身份，對儒家經典有利於革命思想者大加發揮，有效地打擊了康有為陣營“今文學說”的改良思想，對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轉型影響不可謂不大。

以“排滿”為基礎的漢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開始時的主要麵貌，後者遭外界條件激發很容易轉為更加激進的行動。當然，以“排滿”為核心的“民族主義”革命情愫，自少年時代至辛亥革命，其中演變頗多，時有不同事件刺激，這在章炳麟不同年代的報刊言論中得到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