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1]出生於19世紀60年代的最後一年，幼年身受嚴格的傳統學術教育，9歲至13歲隨外祖父朱有虔學習儒家經典，1890年赴杭州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如果不是甲午爆發，這位書齋內的青年要繼續待在閉關八年的怙經精舍裏，繼續自己的學者之路。
章氏與報業的首次接觸與同鄉汪康年有關。1896年年底，他致函和自己有著姻親關係的汪康年，後者此時主持新生的《時務報》。章表達了對報紙的一些看法，委婉流露參與辦報的興趣。由此契機，汪邀請已有文名的章炳麟加盟報紙，擔任“撰述”。此時主筆梁啟超已請假返粵省親，試圖創辦一份新的報紙《廣時務報》，首次顯示了遊離《時務報》的跡象。[2]1年後，梁啟超赴長沙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創刊至此，1年零3個月的主筆事實上已告離職。
不顧老師俞樾反對，章炳麟1897年前往上海，成為維新政治風雲中的新筆將。此時章29歲，娶妻並育有一女，來到上海謀生色彩頗濃，和炙手可熱的梁啟超相比，可謂籍籍無名。公眾輿論甫一亮相，章炳麟發表的政論卻大開大合，氣象頗大，《論亞洲宜自為唇齒》《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出自其手。前文疾呼中國如“不發憤圖自強，不新製度”，“惟舊章之守”，則“雖無日本，猶蠶食於俄羅斯”[3]。後文則主張“以教衛民，以民衛國”，提出著名的“以革政換革命”口號。[4]剛走出書齋的章炳麟此時除了傳統士人的改良情緒，尚無各種真正意義上的“主義”。事實上，由於帶有很強的建言色彩和襄助政府麵相，外交題材成為知識精英最喜歡的批判話題之一，它不僅有較大話語安全空間，也符合中國文人縱橫捭闔、指點天下的古典傳統。
可惜好景不長，不久因與康門弟子發生激烈衝突，章炳麟退出《時務報》。由於文法古奧，他在《時務報》的文章寥寥無幾，報紙主要發起人之一黃遵憲雖承認其才華，但認為章的文字不適合大眾閱讀。返回杭州後，章炳麟在當年8月擔任興浙會機關報《經世報》總撰述，這是具有“反滿”色彩的地方團體，與此後著名的“光複會”有一定淵源。這一年的晚些時候，章炳麟還分別參與創辦《實學報》和《譯書會公報》，不過均告匆匆結束。
新的辦報機會1898年再次降臨，橄欖枝由湖廣總督張之洞遞出。當年3月，章炳麟乘興趕赴湖北，卻很快敗興而去，隻為《正學報》寫了一篇發刊詞，原因據信是與張之洞衝突較大，彼時後者正大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學報》設立目的，多少是為了“匡正”《時務報》不時出現的激進言論。擬任報紙主筆的章炳麟卻在湖北不時流露“排滿”之論，不能不讓張對其敬而遠之。
此後章在上海再次與汪康年合作，擔任《昌言報》主筆，該報係汪康年在《時務報》改為官報後不甘出局而“新創”，隻發行10期，第6期後戊戌政變爆發，章以化名發表《書漢以來革政之獄》等文，公開對改革犧牲者表示同情。這篇刊發於1898年10月20日的文章，字裏行間充滿了對政變的影射和譏諷。可能正是這個原因，作者上了官方懲罰名單。不過此事更像一個似是而非的流言，它通過一係列眼花繚亂的人際傳播而成為“事實”。消息最早來自浙江瑞安人黃紹箕，這位翰林院侍讀學士告訴了孫詒讓，後者迅速通告妹夫宋恕，宋轉而傳遞給陳黻宸。經過上述浙江同鄉知識精英的傳播與敦促，章隻好半推半就地踏上了第一次流亡之路，出走台灣。
當年12月章炳麟東渡日本治下的台灣，《台灣日日新報》在他到達的次日即宣告其加盟。該報為台灣日治時期第一大報，章炳麟到達時剛創刊半年多。[5]他的新工作是為中文版撰文，報館的日本人對章難懂的文筆理解上不無困難，不過出於尊敬，他獲得的待遇是一字不改原文照發。[6]
此時梁啟超已在日本創辦《清議報》，章炳麟不僅與康、梁修書改善關係，還不時為《清議報》撰稿，昔日恩怨大有消散之意，雖然很快證明，這隻是曇花一現。昔日友人發出邀請，為他提供了新的流亡目的地。很快，由於批評清政府和日本在台殖民政策，被認為傲慢無禮的章炳麟遭到驅逐。1899年6月，他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
此時康有為力主保皇，《清議報》成為機關喉舌，對保皇立場看起來難以認同的章炳麟，首次日本之行僅逗留兩個多月。不過最大的收獲是首次與孫中山晤談。回國後，他在這一年冬天參辦《亞東時報》，後者為唐才常主編。與譚嗣同一起被稱為瀏陽二傑的唐才常名在康門弟子之列，但係維新派左翼。次年康在武漢醞釀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慷慨赴死。受到波及的章炳麟不得不再次逃避，搖身變為東吳大學的一名教師，在蘇州度過了約為一年的學者生涯，最後因在講台上傳播“革命”而再次受到官方關注，不得不再次逃往日本。此時，已是1902年2月。
第二次日本之行，章炳麟頗受孫中山、秦力山影響，湖南人秦力山此前任《清議報》主筆，此時已轉向革命，1901年主辦的《國民報》和1902年滬上創辦的《大陸》月刊，皆排斥保皇支持革命。章炳麟與孫、秦等人“互相往來，革命之機漸熟”[7]。由於參與“支那亡國紀念二百四十二年紀念”，在會上宣讀紀念詞，章在革命派和留日學生中名氣鵲起。
章炳麟的下一個報刊陣地就是著名的《蘇報》，他的人生聲望由此到達一個新高峰。1903年6月，蘇報刊發《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支持鄒容《革命軍》。該文不僅大肆鼓吹革命，還公開稱光緒隻是“未辨菽麥”的“小醜”，終令清王朝對租界庇護下的報紙忍無可忍，隨之爆發著名的“蘇報案”，章炳麟、鄒容先後被捕，次年5月分別被判監禁三年和兩年。年輕體弱的鄒容不幸獄中病亡，章氏1906年釋放時卻是名滿天下，立刻受邀前往日本主持《民報》，從該報第7期到1907年12月報紙被查封，革命派的這個機關刊物基本由其主持。
此後直到武昌起義爆發，章炳麟才回國投入政治行動，但明顯遊離於主流革命團體。1912年1月4日，“中華民國聯合會”機關報《大共和日報》在上海創刊，章出任該報社長，該報後來成為統一黨、進步黨機關報。[8]最初支持袁世凱的章炳麟曾接受前者2萬元辦報“贈款”，後因恢複帝製與袁反目，《大共和日報》1915年夏宣告停刊。此後，作為報人的章炳麟，形象逐漸淡去。
經曆一番政治生涯浮沉，1918年，“章氏斬斷他與政治的紐結，把餘生獻給純粹的學術工作”[9]。直到1936年6月去世，他在報界作為不多，雖參與1923年的《華國月刊》和1935年的《製言》，不過均旨在整理“國故”，20世紀20年代之後的章炳麟，已明顯遠離中國政治舞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