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論幹預政治
“言論報國，遂其初誌”，與很多早期報人相似，報刊在汪康年眼裏，一直是幹預國政的手段。問題在於報章雖漸多，卻“於時事多未敢深論之，或輒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國如是難也！”[128]造成這種狀況的社會心理，黃遵憲曾深刻指出，乃是“葸懦成風，以明哲保身為要，以無事自擾為戒，父兄之教子弟，師長之訓後進，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於民心者至深”[129]。
經營者角色之外，汪康年沒有放棄撰寫言論。他的政論，大體經曆“建言改革”“輿論監督”到“輿論批判”的路徑。[130]作為《時務報》經理，汪撰寫了13篇言論，數量在報館僅次於梁啟超，不乏精彩之作。[131]其中《中國自強策》《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影響頗大，“其所著論述，變法圖存為宗旨，而自強策三篇，尤傳誦於人口”[132]。《論將來必至之勢》一文則甚至被張之洞稱為“有報以來之傑作”。
此後，短暫的《昌言報》言論膽氣不減[133]，《中外日報》以時政評論聞名，《京報》將內容分為政論、新聞兩大類，《芻言報》則完全以評論為主，基本是一張“言論紙”。檢視幾個報刊。“評論時政得失為主”為《中外日報》方針，所謂“出其所得以告當途，並陳其一得之愚”[134]，嚴複撰寫的政論更是一時之選，該報被公認為立憲運動重要言論中心，常被其他報刊轉載，時人喻為“占政界一部分勢力”[135]，也頗得官方重視：“各報多相視以為宗旨，政府亦微視以為從違。”[136]
創立《京報》的願望是在首都形成言論中心，《京報》試圖向政府疾呼救亡策略，刊登諸如《論吾國為無政府之國》《論偷安為貧弱之原因》《論吾國今日人心之大病》《書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書後》《日法協約之深意警告政府》等文，並發表係列議論支持立憲運動。
《芻言報》係五日刊，時間上無法與日報競爭，言論功用卻置於最大，汪康年在第一期小引中稱：“耳目所觸，時複刺心”，“姑藉小紙，抒我寸衷”[137]。此時汪氏身體多病，卻筆耕不輟，針砭時弊。[138]
對報刊言論的重視和功能之發揮，汪康年頗有自覺和見地，對早期報界頗有貢獻。[139]
（二）一個激進分子的轉向
所謂保守主義，不同時空場內眾說紛紜，論其要意還在於對傳統所采取的肯定態度。晚清保守主義的形成，有學者認為形成於太平天國起義後，“其目的在於保存太平天國和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的儒教的、理性主義的、士紳的和非封建的世係”[140]。汪康年的政治立場和文化取向沒有那麽清晰，見解也頗複雜。政治上的激進和文化上的保守亦非天然矛盾，二者可以交織演進，對汪康年來說正是如此。
汪康年早期相當激進，甚至時常有出人意料之舉，這是張之洞始終與其貌合神離的原因所在，畢竟“晚清變法人士中最懼激進者，莫如張之洞”[141]。對於張來說，汪實在不是可以推心置腹的穩健人士。
1896年7月21日，梁啟超在《時務報》第3冊推出《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尚沒有公開主張議會民權，而是提倡舉人才、興學校和變科舉。幾天後的8月1日，汪康年的《中國自強策》明顯更為激進：明確主張議會民權，並提出議員的具體產生方式，甚至還想請皇上為此下詔。因此黃彰健認為“汪康年原係激進分子”[142]，並非誇張。1896年10月的《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一文，被汪詒年稱為“報之言民權，蓋自此冊始”[143]。表麵“謹厚”的作者，文字之大膽，令各界無不驚愕。[144]
此時汪康年對政體的批判，大膽而露骨，稱“中國自古獨立於亞洲之中，而其外皆蠻夷視之。素以君權為主，務以保世滋大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製，而少開拓擴充之意”。對君主如何駕馭臣下，汪氏一言以蔽之：“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懼之。”[145]
義和團運動引發“東南互保”，汪康年四處向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借力，《中外日報》刊發《論保東南宜創立國會》一文，宣稱應“布設國憲”[146]。這和汪中國議會時期提出“國會”和“總統”方略一樣，頗具政治**和想象力。[147]
政治上迸發的**源自汪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他對議會等西方製度欣賞的背後是對其推動國家進步的期冀。應該看到，“在20世紀的中國，幾乎沒有伯克式的全盤肯定現行社會政治製度的保守主義”[148]。政治製度作為一種輔助力量，經常恰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改良思維中“工具理性”部分。此外，近代中國的政治激進隻是一個相對概念，領先於時代的見解或行動常被視為激進，隨著時間變遷則可淪為所謂保守或落伍。康有為戊戌變法中的全麵政改主張，可謂激進，有人甚至稱之為中國的雅各賓派，但日後與革命派甚至立憲派相比，康卻顯得相當“保守”；辛亥之後一度支持帝製被稱為保守者的嚴複，早期《辟韓》一文，尖銳如刃，內有“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之語。早期政治激進和日後的“保守”，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典型的嬗變路徑。
汪康年此後日趨保守，政治上更趨中庸調和，辦報中卻常有爭取自由與獨立的訴求。這種表麵上的矛盾可從如下加以解釋。如果以“自由主義者的宗旨是構建一套以個人權力和利益為出發點的政治製度”考量[149]，“開民權”對汪來說，更多的是救國手段而非目的，為國家振興而非個人解放。因此，一直強調民權接濟君權。[150]與嚴複和梁啟超比，汪對西學特別是西方“自由”的理解，遠不如他們深入。
由此則可以理解汪康年為何如此反對革命。
（三）革命反對者
反對革命、支持改良，一度是晚清知識分子主流論調，早期維新派走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徑，借君權實現變法。[151]汪康年堅持認為，天下破壞容易，建設實難。義和團運動，他“獨著論力斥邪民之釀變”[152]；安徽巡撫恩銘被刺，他撰文反對刺殺，稱為“取不適之事，不深慮其難”，警告“若夫出於暴動，成於血流，甘為戎首，而使亂機由是而發，禍患由是而滋”[153]。1903年6月8日、9日，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報》發表《革命駁議》，公開反對革命，指革命不適合國情，將引發內亂和外國乘虛而入，遭到章炳麟、柳亞子、鄒容、蔡元培等人反對，後者聯合撰寫《駁革命駁議》於《蘇報》，予以駁斥。
1906—1908年，革命黨的多次舉義被汪指責為“內亂”，他反對自下而上的暴力，也反對政府用暴力對付民眾。在他的眼裏，中國還沒有壞到需要暴力推翻政府的地步。隻要當局圖改自強，則大亂不作。如果說他的老朋友梁啟超對革命的態度，一度躊躇，汪康年則幾乎從沒顯示對革命的支持，而希望在現有政治框架下推進改革，比如支持憲政卻不支持國會請願運動，認為應給立憲較長時間。[154]這樣非但革命派不容，也很難見容於立憲派。對於立憲時間，梁啟超清醒地給出了預言：“宣統八年（1916年）召集國會，為將來曆史上必無之事也。”[155]
政治上汪康年一度激進，文化上的保守則更加明顯。這一點符合中國近代保守主義的特點。[156]文化保守主義在晚清一般包括幾種內涵，即承認中國文化有其優秀部分，不排斥西方文化，注重倫理道德和人心建設，未來中國發展道路應建立在汲取和創新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同時有選擇地吸收西方製度和文化。[157]對於西方文明，汪康年的“凡欲存我，要在有我，假其無我，何有於存我”，基本代表其心理、本質上沒有跳出“中體西用”模式[158]，這一模式雖經多變，但以傳統文化為主、西方製度器物為輔一直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最根深蒂固的情結之一。不過同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好友嚴複，已開始突破“中體西用”，顯示出更為深刻的洞察力。[159]
寄理想於改良的汪康年希望通過民間報人身份參與改革。批評時政、監督政府，目的是幫助政府。如《京報》《論朝廷宜激勵國民多設報館於京師》一文稱，“使全國人心皆以京師為依歸，而朝廷亦得聽采之益”，這樣“士至貢至則天下之人心皆至，如是則朝廷之勢不孤，而事事亦有所倚矣？”[160]再如，政府“甚患昌言革命之報，猖狂於海外”，他給出的對策是“速鼓國內之民氣，使得以正理自伸”，即加強正麵宣傳，扶植士氣，這樣革命的“狂怪之論”自然無從而入。[161]在革命星火燎原，清政府岌岌可危之際，汪康年的《芻言報》上仍在討論他認為的最重要之事：解決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問題。[162]四川保路運動爆發，他獻策說，“近事已急，為政府計，惟有不動聲色，速派川省最信任之大員，馳往慰撫，將朝廷不得已之故，剴切詳告，上一妥善辦法，是為正理”[163]。而此時的中國，蒲殿俊、張騫、湯壽潛等立憲派已因國會請願運動、“皇族內閣”等衝突，轉而同情革命。
文化保守主義無疑重視社會秩序，渴望一個強大的政治權威來維係和傳承傳統文化。晚清中國的危機較之曆史，“文化危機”明顯。保國和保教從來沒有如此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早至1901年，汪康年在給伊藤博文等日本人的函件《整理政法綱要》中提出“改革之法”，其中“永遠以孔教為國教，決無更革”赫然在目。政體上他主張“全國之事皆統於皇帝一人，皇帝擇相而任之，一切皆由相措置。惟大事須請於上，上不許可令改議”[164]。在《痛論頒行新刑律之宜慎》一文中，他強調禮教為立國基礎：“不知器械可改也。規則法度可改也，即政體亦可改也，而敷千年相沿習之政教必不可改。”[165]
“懷舊”在汪身上留有其他特征，比如，梁啟超對他喝花酒的指責，汪大燮、汪有齡對此均有批評。在汪康年的筆記裏，市井花邊見聞和神鬼玄幻的故事充斥其中[166]，這些看似無關大局的毛病和傳統喜好，構成了他個人世界的一部分，那裏有著明顯的舊士人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