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860年，逝於1911年，汪康年的一生與中國重大曆史事件契合。“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國社會蹣跚地走進了近代，走這條路不是中國民族選擇的結果，而是外國影響造成的，於是而有種種變態。”[167]汪氏之複雜和嬗變與此息息相關，激進、改良、保守、開放混雜於胸的知識分子，正是那一段痛苦的近代史產物。汪康年既無嚴複早期反對“西體中用”的敏銳，也無梁啟超後期對革命的躊躇。在保守主義方向走得更遠的他似乎是個孤獨的落伍者，終於落在時代急流之後，但是報人形象卻嵌在了曆史舞台。
無論將報刊視為一種新的社會資本，還是新的共同體容器，汪康年顯然是受益者。《時務報》開辦後，一位很久沒有聯係的遠在旅順的朋友丁其忱，向汪康年去信，表示對他的《中國自強策》表示感佩。一位不認識的士人將自己的照片送給汪康年，希望後者也將照片郵來：“俾得懸之座上，以慰企慕之私。”[168]交情不一的大小官員朋友（如陝西學政葉爾愷）也紛紛致信汪康年示好。汪的地位在《時務報》出版後快速提升，這在他辦報之前很難想象。身處社會變革之際，晚清知識人逐漸掌握新的書寫和傳播、互動方式，握有報刊資源甚至處於報刊傳播範圍之內的人士，均程度不一地獲得了新的媒介賦權。報刊構建了一個新的全國性公告平台，有效地將甲午後士人自強救國的願景聯係起來，一經推出即迅速獲得巨大反響。如果說《時務報》初期，所勾連者很多還是同年、同鄉與幕僚，這種局限不久就獲得突破。如蘇州的包天笑，並非《時務報》訂戶，隻是向朋友楊紫麟借看，他發現身邊很多人都是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一班青年學子對於《時務報》上一言一詞都奉為圭臬”[169]。
不太走運的是，報業生涯的前期，汪康年的成就淹沒在主筆梁啟超的精彩文字之下；後期因保守的政治態度而蔽其光芒。與留下大量精彩“立言”篇章的書寫型報人相比，汪的報刊事業似乎是一個個曆史碎片，難以形成耀眼的思想成就鏈。多數時候，他更像一個幕後新聞工作者。
大器晚成的汪無論如何不能算時代的幸運兒。他的務實穩健與少年生活不無關係，喪父之後家境困難的汪過早地體察到了世態炎涼和生活艱難，自傳中的一句話傳神地勾勒出這在他心裏留下的印記：“餘自幼年，常聞長者憂歎，時複淚盈於睫。”[170]經濟上的壓力和謀生之需使得他很難自由瀟灑地追求事業，始終貌合神離地與一些強勢人物保持關係，尋求各種支持。這影響了他的“保守”。一個早年遭遇困苦的人更加能夠體悟生活的不易和複雜，因而更願意珍惜、保持已有之物。況且作為一個書香世家和沒落官宦家族的傳人，汪康年飽受傳統文化浸潤，這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他為什麽更容易成為改良主義者，而非激進的革命派。正如羅爾斯援引洛克所說，個人不會介入革命，除非他們在基本結構中的社會地位嚴重不足，而這一狀況無法通過其他手段加以改變。[171]汪的生活固然難稱得意，但一直仍算得上當時的主流人群。
傳統社會政治結構所致，中國傳統士人的文化惰性與保守情緒非常普遍。知識人的民族文化優越感傾向是其正常特征。[172]讀書世家出身的汪康年最後和嚴複、康有為等一起成為向後轉的人。不過他並非一些西方人所說的反感變化的中國保守者。其“基本價值是走向世界化與現代化，而不是與現代化對立，這是他與傳統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義的根本區別所在”[173]。從世界範圍考察，保守主義被認為最有意義的東西，正是尋求在一個變化不斷的社會中如何保持連續性的理論，而非捍衛舊的製度。[174]比起他曾經的同僚辜鴻銘等人對中國文化固執的樂觀，汪康年雖強調傳承和價值，但筆觸之間，已有隱約的悲觀和無奈。
汪康年中年自號毅伯，晚年號恢伯。對於這次更改，林紓在所撰《汪穰卿先生墓誌銘》裏稱，“恢伯”意為“謂灰心時事也”[175]。終其一生，汪希望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下，延續和發展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強國之夢，這一理想的有效手段對他來說，最終的選擇是做個報人言論家與活動家，盡管這樣的道路，已難以奏效。
[1] 汪康年（1860—1911年），初名灝年，字梁卿。
[2]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89頁。
[3] 為日本人在華所辦報刊。
[4]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90～191頁。
[5] 嚴如平、宗誌文主編：《民國人物傳》，中華書局，1997年，第462頁。
[6] 黃遵憲（1848—1905年），晚清著名詩人、思想家，廣東梅州人，字公度。1876年中舉，1877年隨駐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撰寫《日本國誌》，並提出中國改革的主張。1895年參與上海強學會，後參與《時務報》籌辦，戊戌變法時在湖南大力推行變革，後任出使日本大臣，辭職後從事立憲等工作。
[7] 湯誌鈞：《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頁。
[8] 如“一場擠梁、排梁的鬥爭”。（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66頁）或“通過其在《時務報》的代理人汪康年竭力排擠梁啟超”。（許正林：《中國新聞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7頁）
[9] 強學會最初著手的主要項目包括辦報，梁啟超在京主辦的《中外公報》為該會會刊，上海強學會則發行《強學報》。1896年春，強學會刊物《中外記聞》和《強學報》遭封殺。那時的黃遵憲，“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欲以報館為倡”。（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戊戌變法》（4），第524頁）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強學會先後被禁，張之洞同意汪康年接收強學會剩下的款項作為辦報經費，那時汪本人也名列強學會會籍。（湯誌鈞：《戊戌變法史》，第171頁）這均顯示《時務報》與強學會的淵源。
[10] “當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為開辦經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開辦，當時康先生以母壽之故，不能久駐上海，因致穰卿一函兩電，囑其來滬接辦。當時穰卿猶在湖北就館也，既而穰卿到滬，而京師強學會為言者中止，滬會亦因之停辦。當時尚餘銀七百餘兩，又將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銀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將會中所置器物書籍等項變賣，得二百餘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實為‘時務報’嚆矢。”（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戊戌變法》（4），第524頁）
[11] 李瞻：《中國新聞史》，學生書局，1979年，第115頁。
[12]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汪詒年稱汪康年投身報業重要原因之一是源於對滬上報刊戰爭報道的不滿。“先生既已決計設立報館……又見時機急迫，非急起直追不可……乃亟向張尚書告辭，欲自至商埠，集資設報社。”“中日釁起，我軍失律，先生與京外諸同誌書劄往還，探訪軍情，冀得實在消息。顧軍前奏報，既諱敗為勝，恣為期罔，而上海報紙，複又迎合時趣，附會神怪，妄誕不經，無一可信，既足淆惑聽聞，複且騰笑海外。先生私憂竊歎，以為關係至巨，後來有誌於新聞事業，此亦其一原因也。”（參見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51、39頁）
[13] “自甲午以來，吾華士大夫，鑒於中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之眾，敗於扶桑三島，割地償金，為世大辱，始有亟亟於知彼知己，舍舊謀新，以圖自強而雪大恥者。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此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折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
[14]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51頁。
[15]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51頁。
[16]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40頁。
[17] 李彬：《中國新聞社會史（1815—200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1頁。此外，梁啟超向汪康年的來信顯示後者此時居於主動：“弟思滬中有君主持，且同誌不鮮，今擬獨留此間，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開辦，與滬局聲氣聯貫，尤有補益也。”並詢問“滬局已開否？同事者幾人？章程若何？擇地在何處？望一一開示”。（《梁啟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833頁）此前梁啟超已來書表示：“兄在滬能創報館甚善，此吾兄數年之誌，而中國一線之路，特天之所廢，恐未必能成也。若能成之，弟當惟命所遵……”（《梁啟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833頁）隨後梁啟超向汪表示了南下決心：“此事甚善，中國命脈所係也。弟初十間當到滬商略一切，望君必待我……”（《梁啟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832頁）因此有學者認為汪氏有誌於辦報，較梁啟超為早。
[18] 即汪康年、黃遵憲、梁啟超、吳德瀟、鄒淩瀚。
[19] 《時務報》的資金來源也是雙方爭論焦點之一，因為這關乎所有權問題。梁、汪兩人對強學會餘款各執一詞。關於《時務報》創辦經費，汪康年曾稱強學會留存款七十餘兩，這與梁啟超所說的七百餘兩餘款差距很大。事實上，雙方均承認張之洞作為原始資金來源，隻是梁啟超把張之洞的讚助直接算為強學會所餘，以強調報紙的強學會淵源，而汪則另稱為“南皮製軍倡捐千元”。不過強學會餘款數量太少，仍需汪康年另籌開辦資本。隨後黃遵憲同意捐資千元，並出麵募捐資金，這是黃此後雖然較少參與報紙事務，卻常對報社發展不時提出主張且以精神領袖自居的主要基礎。
[20]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第274頁。
[21] 李裏峰：《汪康年與近代報刊輿論》，《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
[22] 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戊戌變法》（4），第524頁。
[23] 汪康年在該文稱“良以同誌無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須惡相避而好相授”。（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87頁）
[24]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81頁。
[25] 出版周期為每月出刊三次的旬刊，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內容使得報紙精彩而豐富。
[26]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7頁。
[27] 《裘廷梁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625頁。
[28] 李提摩太（1845—1919年），英國傳教士。1870年被英國浸禮會派來中國，曾任天津《時報》主筆、廣學會督辦，先後主持了廣學會出版的《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
[29] 〔英〕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第242頁。
[30] 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稱：“時務報乃捐款所開辦，而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捐最多，張以報中論說太新，頻加幹涉，視主筆若資本家之於雇傭；時梁啟超年少氣盛不能耐，翌年舍而之他，報事遂由汪康年一人主持”。（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57～158頁）
[31] 龍澤厚（1860—1945年），康有為弟子，清末廣西臨桂人，光緒優貢。為萬木草堂學長，曾參加上海強學會、上海中國國會和自立軍起義。
[32] 《梁啟超致康有為函》，《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頁。
[33] 鄭孝胥（1860—1938年），近代著名政治家。清光緒八年舉人，曾任安徽、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曾參與戊戌變法，後被推選為預備立憲公會會長，辛亥革命後以遺老自居。
[34] 這段曆史糾紛可參見馬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試論〈時務報〉內訌》，《安徽史學》，2006年第1期。
[35] “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現既奉旨改為官報，則時務報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從七月初一日起，謹遵六月初八日據實昌（言）之論，改為‘昌言報’，……一切體例均與從前時務報一律，翻譯諸人，亦仍其舊……”（《昌言報》，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
[36] 張鳴：《夢醒與嬗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18～119頁。
[37] 參見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81～182頁。
[38] 在一份寫給“《昌言報》館主人穰卿先生”的信裏，讀者稱“購閱《申報》十四年，近年筆墨日下，然較之《新聞報》捕風捉影，又覺稍勝。自貴館報出，隨即購之，拜讀膠論三篇，五體投地，真如博浪椎之快，侃侃忠言，端自公始，論者初未敢著以名也。政府諸公千載後必以公文而傳”。（《洪國光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577頁）
[39] 梁啟超建議可讓記時務、新聞、商務等各為一張。讀者則可以選擇全買或分開買。（參見《梁啟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843頁）
[40] 《論設立時務日報之宗旨》文中稱：“嗚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頑固，有如吾國者乎？去年膠事亟，國事安危在呼吸，時東友某君特航海來吾國，至上海則詫曰：德居膠州，吾國上下議論若沸，而處其國者，聲色如故，酬燕如故，固膠事或知之或不知，知之又下悉，又若不相關，何若是歟！”（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77頁）
[41] 另外在該報章程之弁言中汪康年提出創辦日報的具體目標：“現在風氣大開，公司局廠林列。惟辦理情形，局外無從窺測，本館擬逐細探求，以餉究心時務之人。”
[42] 該報創刊的設計為四開八版，欄目包括：電報、論說、本埠新聞、外埠新聞、各國新聞、專件、答問等。
[43]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79頁。
[44]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78頁。
[45] “是時，日報故步自封，而申報又以先進自負，汪氏乃銳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欄編輯，用報紙兩麵印刷，與申報競爭，遂開我國日報改進之機。”（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71頁）
[46]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79頁。
[47] 據在比利時的外交參讚王慕陶稱，“歐洲以《中外日報》及《時務報》銷量最大，他報竟不見也”。（《王慕陶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27頁）
[4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71頁。
[49] 1908年6月，有人以“金陵十日記”為題投稿報社發表，揭露南京方麵軍警腐敗，致使兩江總督端方電下令時任蘇鬆太道蔡乃煌查辦。
[50] 李瞻：《中國新聞史》，第138頁。
[51] 《中外日報》創辦初期，正值戊戌政變發生，報業環境嚴峻，眾多報刊遭停辦，主筆遭到追查，憑借租界掛“洋旗”。
[52] 1894年，美國政府與清政府簽訂《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聲稱保護寓美華僑，實際上使美國限禁華工、歧視華人的做法合法化。此事引發中國國內強烈抗議，上海總商會為此發起了抵製美貨等運動。
[53]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第346頁。
[54] 1898年9月23日，《中外日報》刊發《讀奉皇太後訓政上諭恭注》一文，支持慈禧繼續垂簾聽政。文稱皇上“恐不足以濟時艱”、懇請“皇太後慈恩訓政，太後亦俯念國事允如所請”。（《讀奉皇太後訓政上諭恭注》，《戊戌變法》，第325頁）不過後來該報反對廢光緒帝，號召人們“合群以正朝廷”，加入了慈禧建儲引發的抗議陣營。（參見郭漢民：《晚清社會思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78頁）
[55]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第290頁。
[56] 梁啟超評價說：“蘇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皆日報姣姣者，屹立於驚濤駭浪狂飆毒霧之中。難矣。誠可貴矣。”（《梁啟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870頁）
[57] “合同誌結團體，力糾政府之過失，以弭目前之禍，猶懼晚也，遑恤其它。然則假發言論之權，以盡己之天職，抑亦無惡於天下歟？”（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18～119頁）
[58] “所與者必以言助之，雖百訾不餒。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雖疆禦不避。固將奉以始終，勿致失墜。”（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18～119頁）
[59] “報館與政府距離既近，則見聞自較確實，不致有捕風捉影之弊，而遇有應匡救應警告之事，報紙甫經刊登，易一時即聞於政府，冀可收從諫如流之效，不致有坐失時機之歎。較之設在外省之報紙，雖言之力竭聲嘶，而政府仍不聞不見者，其效力實有大小之殊。”（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17頁）
[60] 朱淇（1858—1931年），廣東人，1896年在廣州創辦《嶺南旬報》和《嶺海日報》，1901年在青島創辦《膠州報》，1904年在京創辦《北京報》（後改名《北京日報》），此後曾任北京報業公會會長。
[61] “與其開民智，不如先開官智；開官智不如先開君智，其益更大。挈領而提之，則全衣皆振。故開報於濟南，不如開報於京師。”（《朱淇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37頁）
[62]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17頁。
[63] 李瞻：《中國新聞史》，第139頁。
[64] 嶽升陽、林玉軍：《宣南文化與北京清末民初的報刊》，《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65]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某日，瞿入值軍機。慈禧太後偶與談及慶親王，頗致不滿，有擬令其退出軍機之語。瞿歸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以告曾敬貽，初不過閑談而已。詎曾競告之倫敦《時報》駐北京訪員馬利孫。馬即據以為實在消息，電告報館發表。而駐京英使反無所聞，乃向外部詢問。事為慈禧所知，甚責瞿之漏言。旋言官即起而劾瞿。所謂暗通報館，即指《京報》；陰結外援，即指倫敦《時報》。”（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72頁）不過戈公振認為《京報》被封的理由是“……至宣統元年，以論楊翠喜案被封”。但另據學者考證，楊翠喜一案“發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中，京報之三論其案，亦為是年三四月間事，而京報之被勒令查封，則為當年七月十七日”。（李瞻：《中國新聞史》，第141頁）被封理由和時間均有所出入，因此真正查封理由更可能是泄密事件，瞿鴻禨本人因“暗通報館”被開缺回籍。
[66]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39頁。
[67] 報紙分內外兩編。內編設《諮告》《評論》《研究》等欄目，外編設《調查》《事案》《掌故》等欄目，報紙特色從中可見一斑。
[68]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52頁。
[69] 該報稱“本報為事既簡，需費無多，故並無籌款之事，亦決不以報之名義與人通函，特為聲明”。（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53頁）
[70] 該報例言稱：“我國固有及新出之天然品製造品，各省陳列，略見一斑。惟各處苦未盡知，茲本報定一例，如有以物品及價值函請登報者，即當送登告白，不取分文。”（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52頁）
[71] 《嚴複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279頁。
[72] 林白水稱當時的報刊輿論附和雷同，隻考慮“博人歡迎，推己銷路”，而《芻言報》則“獨辟蹊徑，為全國報界之明燈，時對同業下其棒喝。下走嚐謂世界有專製之政體，則有盧騷、孟德斯鳩以倒之……今大報可謂報界之盧孟矣”。（《林萬裏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166頁）
[73] 劉坤一對汪康年相當欣賞，英國《泰晤士報》的報道甚至稱，劉曾將汪康年引薦給光緒帝，不過這種說法未得其他史料確切證實。
[74] 單世聯：《上下無門：汪康年的困境》，《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
[75] 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79年，第201頁。
[76] 在麥孟華進入時務報館之後，康門的其他骨幹如徐勤、康廣仁等也在1897年初相繼來到上海。他們熱衷於宣傳康有為的“三世說”“大同說”，甚至稱康為“教皇”，最後激怒了正在時務報館的章炳麟，後者大罵康有為是“教匪”，康門弟子遂與之發生了肢體衝突。（參見馬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試論〈時務報〉內訌》，《安徽史學》，2006年第1期）台灣學者殷海光認為，康有為圖功太急，缺乏曆史感，最大的敗筆就是把維新變法這一公事，看作是皇家權力爭奪的私務，更進而看作是康門的私務。（參見張育仁：《自由的曆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6頁）
[77]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51頁。
[78] 《梁鼎芬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914頁。
[79] 對很多新思想新事物，張之洞的態度也非後世想象的那樣深惡痛絕，而是委婉和從豐富的政治經驗出發的。（參見張鳴：《夢醒與嬗變》，第118～119頁）
[80] 如同在幕府做事的辜鴻銘當時反對譯報和國人創辦報紙，他痛斥介譯西學的報紙和主筆為“爛報紙”和“爛主筆”，甚至認為應該如秦始皇焚書坑儒一樣將其焚坑。這顯然不是張之洞的主張。（參見《辜鴻銘文集》，嶽麓書社，1985年，第34頁。另可參見李玉剛：《辜鴻銘別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186頁）
[81]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第253頁。
[82] 〔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頁。
[83] 參見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1頁。
[84] 張之洞稱：“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
[85] 《繆荃蓀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056～3057頁。
[86] 梁指責汪康年稱：“徐文太悍直，詆南皮何以聽之？弟不能無咎也。弟自雲不附康，何以至是？”（《梁鼎芬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897頁）
[87] 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1頁。
[88]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61頁。
[89] 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第777頁。
[90] 蔡乃煌手令要求：（一）承認前所刊登之論說實為錯誤；（二）此後報中不得有譏評南北洋之論說；（三）報中記事如有損及南北洋之處，須先將文稿交彼閱看。（參見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42頁）
[91]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42頁。
[92]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24頁。
[93] 汪康年指出，如果政府不顧一切封殺報館，則昭示“政府無顧慮禍難之思，無實欲振興之意”，是“斬刈新機，殲劃國脈”，如果這樣“一報館之存滅，一人之性命，實可在不足計劃之列”。（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20頁）
[94] “今縱觀天下未有敢以都城為事者也，而偶有二一人焉，不顧一切而欲以所憤懣發為論議，貢之朝廷。語之切直，未及海內外各報十之一者，其揭發奸弊，未及實際千百分之一也。然未及二三月，已上下震怒，誣謗繁興。……務使躬履正直之士，皆將固緘其口不敢複投足於此。”（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21頁）
[95] 李瞻：《中國新聞史》，第150頁。
[96] 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戊戌變法》（4），第524頁。
[97] 汪的指責迫使熊希齡匆忙來信解釋：“遭得友人來函，謂公對於弟函頗生反對，以為不應立總社於上海，而以歐洲為分讚社，似疑弟有意攘竊侃叔之名。”（《聲明無攘奪遠東通信社社長意致汪康年函》，《熊希齡集》，第313頁。另見《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852頁）
[98] 按汪怡年說法，“先生自光緒二十年後，久已絕意仕進”。（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09頁）
[99] 轉引自吳廷俊：《中國新聞史新修》，複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9頁。
[100]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梁啟超全集》，第67頁。
[101] 姚公鶴：《上海閑話》，第128頁。
[102] 方豪編錄：《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33頁。
[103] 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第118頁。
[104] 有學者分析說，“汪康年從《時務報》實在是無利可圖。更何況為了以示清白，他再度辦報時並未動用《時務報》的任何資產。所以，財力薄弱的汪康年在日後獨立辦報時，仍不斷地尋求外援，無奈之間為自己套上枷鎖”。（參見程麗紅：《清代報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18頁）
[105] 汪大燮（1859—1928年），汪康年堂兄，清光緒十五年考中舉人，曾任留日學生監督、駐英公使等，民國後任熊希齡內閣教育總長、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曾參與策劃“五四運動”，創辦北京平民大學等。（參見《汪康年師友書劄》後附人物傳記，第4050頁）
[106] “此事此時，即不歸官，將來必仍與君為難，斷無好下台。兄意即不歸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紛紛言近來《時務報》之壞，不堪入目，蓋欲打坍局麵也，更不如歸官為妙。”（《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788頁）
[107] “然辦《日報》，有兩大難，一則名聲未廣，銷售為難；一則資本不足，支持為難。”（《樓思誥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945頁）“《時務日報》館最為無謂，以其實言，斷斷辦不好。以其名言，則最為界限不清之一端。雞零狗碎，請訪事人，用費無節，於事無補。”（《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779頁）
[108] 汪康年是《時務報》各項經營管理製度的製訂人和實際執行人，該報的行政多由汪康年決定，比如1897年他已能夠獨自決定招聘10多人。在經營方麵，汪康年堪稱《時務報》中堅，汪的努力加上梁啟超等人出色的撰述，《時務報》在一年多時間從4000份增加到最高時的17000份。1897年8月，該報成功出版發行合訂本（壓縮該報前30期），成為中國最早再版縮印本的報紙。
[109] 報紙開辦的前一年半雖收入增加很多，但仍虧損，主要原因是報款拖欠問題，這大概出乎創辦者們的預料。之前他們的想法是，經測算報紙的發行如果達到四千份即可維持正常運行，而事實上卻是虧損與銷售量呈正比上升：1897年報紙大發展，結果報紙大虧，而1898年在報紙發行下降後，欠款減少，報紙反而首次出現盈餘；據《捐貲及書報收入比例表》顯示，《時務報》捐款總額連續下降，最後隻占收入的4.3%，而書報費收入從55.7%一直上升到95.7%。（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第149頁）
[110] “捐款”是《時務報》起家的基礎，《時務報》在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南京等全國九地設立了15處代收捐款點，汪康年動用全國各地朋友，做了具體而有效的工作。在代為接受捐款的15人中，7人與汪康年關係密切，其中主要為同鄉關係或在張之洞幕府時候結識的朋友。
[111] 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第118～119頁。另外，關於汪康年如何利用人脈去擴充《時務報》的發行。汪詒年有如下描述：“先生交遊素廣，每至一地，必與其地之賢士大夫，結深交敦氣誼。迨報館既開，即素不相識者，亦聞聲相思。”（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205頁）如囑托朋友屠寄在黑龍江代賣《時務報》，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就在當時尚顯荒蕪的黑龍江得到每月20份的銷量。（《屠守仁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189頁）此外汪還讓他的外甥樓思誥在杭州分派《時務報》，堂弟汪德年在江西分派，其姐夫之兄在河南銷售。（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第69頁）為鼓勵銷售，《時務報》在銷售政策上也推出創新，報館允許派報收費者提成，“每收費十元，贈銀兩元”，這無疑也有力刺激了這個新生報紙的銷量。在1897年12月至1898年1月，汪康年遊曆日本東京、橫濱、神戶、大阪等地，此行他一度商定由日本精神社等代售《時務報》。（《白岩龍平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3316頁）
[112] 汪康年倡導設立各種公會和農學會，《時務日報》時期他還提出，各界人士如有發明或仿照機件物品等，報館願派人前往試驗，一經證實，則代為登報表揚。《昌言報》雖出至第十期後停止，但報館並未停止其他業務活動，1899年該報還曾出版過《茶花女遺事》等，甚至1905年還鉛印重排發行章炳麟的書。可見並未僅把報紙作為一個單一的新聞紙，而是一種綜合組織。當然汪詒年在其中貢獻巨大，汪康年則主導思路。
[113] 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第778頁。
[114] 李瞻：《中國新聞史》，第134頁。
[115] 〔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第196頁。
[116] “十六年閭盡瘁心力於報業，雖曆經艱難困阻，無改於初衷。中國報人敬業之誠篤，心誌之專一，當以汪康年為第一人。”（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第274頁）不過，汪在其中亦有遊離。
[117] 參見李瞻：《中國新聞史》，第152頁。
[118] 每麵劃分四版，每版分作兩欄，每欄36行，每行計18字。（參見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79頁）
[119] 《讀上諭催辦官報局恭注》，《戊戌變法》，第325頁。
[120]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71頁。
[121]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80頁。
[122] 轉引自吳廷俊：《中國新聞史新修》，複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9頁。
[123] “客觀”（objective）是指按事物的本來麵目而非個人偏好描述和評價事實，“中立”（neutral）即報道立場不傾向於對立的任何一方，平衡（balance）指的是不同事實和意見的反映。
[124] 創辦《時務日報》時，汪康年即強調重視不同消息來源和刊發不同意見的必要。該報宗旨有所謂“聞見患其不博，論說患其不參，博則虛實可相核，參則是非可相校”。（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77頁）這尤其體現在對國內外不同意見處理上。翻譯外文報紙如遇中國事件有明顯錯誤或議論偏激者，汪認為應加“按語辨正”或加“辯駁”，以追求基本的立場。相反亦然，報道對事不對人，對同一事件或人物可采用不同報道或相反角度（如對袁世凱的評論也根據不同事件，褒貶不一）。
[125] 汪雖反對義和團運動，並對此多有批評，但同時翻譯了一批相反言論。如《字林西報》轉載英國《泰晤士報》的“法人包和爾君”的評論，指出了外國傳教士的責任：“此次中國拳匪之亂，其故厥為三端，一因教士中不免有狂妄者，而各國使臣複助之向中國為難；二因歐人在中國者，虐待華人；三因歐美兩洲富商在中國專利為華人所忌雲雲。”（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91～92頁）他叮囑譯員稱：“凡西文報內所載西人持平之論，必須譯出，以征症結之所在。”（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90頁）
[127] 參見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第776頁。
[128]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18頁。
[129] 黃公度：《致新民師函丈書》，轉引自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第302頁。
[130] 可參見許瑩：《辦報幹政的另一種探索——汪康年報刊思想與實踐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131] 包括《中國自強策》上中下三篇以及《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論今日中國當以知懼知恥為本》《為人為己不分為二事說》《以愛力轉國運說》《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商戰論》《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論膠州被占事》《論將來必至之勢》《論宜合全國講求武事》。
[132]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71～172頁。
[133] 如刊發章炳麟（化名西狩祝予）《書漢以來革政之獄》《蒙古盛衰論》和《回教盛衰論》等，直接流露對戊戌政變的反對。
[134]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77頁。
[135]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47頁。
[136] 《張緝光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785頁。
[137]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52頁。
[138] 文章如《變法必具決撒手段方可有成》《親貴不得幹預政事》以及《速頒新刑律》等。
[139] 有評價說：“報章自有政治評論，乃發揮形成輿論、指導輿論之功能，並克肩負監督政府之職責，得與議會同成為民主製度之基石，則汪氏開創之功勳，有不可磨滅者。”（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第302頁）
[140] 〔美〕芮瑪麗著，房德鄰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頁。
[141] 張灝：《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第56頁。
[142]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28頁。
[143]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53頁。
[144] 其文稱：“天下之權勢出於一則弱。出於億兆人則強。此理之斷斷然者。且夫群各行省之人，而使謀事，則氣聚，否則散；使士商氓庶皆得慮國之危難，則民智，否則愚；然則反散為聚，反愚為智，非用民權不可，夫豈有妨害哉。”（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90頁）
[145] 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遺文》，第5頁。
[146] 其中有“不可不自立代政之體”以及“七省督撫立公共政府，布設國憲”等。
[147] 包括“第一，眾人議定政令、法令，一旦大變之後，即推戴一名人為總統。第二，各省按地區自行處理。要乘今日民心紛擾之時，派人去各省聯絡土匪，以造成勢力。各地民間均有秘密團體，派別不同，組織嚴密鬆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處，有的分散各地。”（《井上雅二日記》，1900年8月4日，轉引自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第277頁）
[149] 李強：《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58頁。
[150] 隻有民權開，才能“千夫所指無可趨避，令行禁止，惟上是從，雖曰采用民權，則君權之行莫次若也”。（《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戊戌變法》（3），第148頁）
[151] 耿雲誌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38頁。
[152]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90頁。
[153]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39頁。
[154] 汪康年稱“朝廷實欲力行憲政，已極困難，何況又提早至宣統五年”，並開出了一個保守的時間表：“蓋以吾中國現狀，非上下皆從實際下手，而持之以五十年之恒心，必不能以見效。”（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65頁）
[155] 《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國風報》，第17號。另見耿雲誌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第204頁。
[156] 史華慈認為，“現代中國保守主義的另一特色是，它主要是一種文化的保守主義”。（參見〔美〕本傑明·史華慈著，王中江編：《思想的跨度與張力——中國思想史論集》，第199頁）中國近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一開始即與國家、文化危機緊密相關，“民族立場和憂患意識，便成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首先具備的天然品格”。（何曉明：《返本與開新——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新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頁）
[157]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第391頁。
[158] 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曾對此給出了經典詮釋，即“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
[159] 嚴複在1895年至1898年間發表的係列文章如《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等，已表達西方強大的根本原因不僅在於武器和技術甚至製度方麵，而應到思想和價值觀領域去尋找原因。（參見〔美〕本傑明·史華慈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29頁）
[160]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20頁。
[161]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22頁。
[162]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56頁。
[163]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178頁。
[164] 參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第301～302頁。
[165] 該文稱：“吾國人勿謂吾國立國之基礎為無足觀也，試思自秦漢一統以後，失抵抗力幾二千餘年，雖屢生禍亂，而風教不改，故得一明主起而董理之。無幾時已複舊矣。夫以失抵抗力如此之久，而能凝而不散，植而不傾，是必有物焉，鎮定而聯固之，乃能如是也。是何物也？即所謂禮教是也。”（汪康年：《痛論頒行新刑律之宜慎》，《汪穰卿先生遺文》，第59頁）
[167]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第54頁。
[168] 《高鳳謙函（十三）》，《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629頁。
[169]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9頁。
[170]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21頁。
[171] 參見〔美〕約翰·羅爾斯著，萬俊人譯：《政治自由主義》，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368頁。
[172] 就文化特性來說，重要特點之一也是普遍具有本民族文化優越感的傾向，而知識分子則從來都是一種傳統文化自覺的創造者和解釋人以及承上啟下的傳承者，因為隻有“在傳統的知識傳播者、接受者和發展者那裏，一種傳統才可能被理解得最為準確”（〔美〕E.希爾斯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4頁。參見何曉明：《返本與開新——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新論》，第27頁）
[173] 高瑞泉主編：《思潮研究百年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7頁。
[174] 於海：《西方社會思想史》，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5頁。
[175]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