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職業化的萌芽

民國時《再生》雜誌評論稱：“汪康年是位有野心的新聞事業家，他把報紙看成自己的事業，態度積極。在我們中國對新聞事業具有這樣高度事業心的人，要算汪穰卿是第一人。”[99]這是從“職業報人”角度，對汪康年的較早評價。

汪氏投身報刊業的早期，辦報仍被視為一種不體麵的謀生。報人地位卑下，新聞業甚至被視為“莠民賤業”。從業者被視為“固無正當之主意也。旨趣既淺，力亦薄弱”[100]。外界甚至“視報館為蟊賊”。

從籌備《時務報》始，汪康年一直沒有脫離報界。考慮到彼時“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為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即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101]，這已屬難能可貴。他出色的報刊運營能力，在當時報界大約成為共識。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前於1901年兩次專程赴滬，不惜重金延請汪康年推薦主筆，汪氏也差點親自加盟。後者業界地位，英斂之的評價或可佐證：“交遊博、聲譽隆。況消息靈通，複銷售寬廣。雖月出百金以上，猶為得也，豈不較碌碌凡庸者遠過十倍哉？”[102]

《時務報》之初，汪康年月薪隻開了20元。[103]這份工作經濟利益非常有限。[104]除了資金，在報業生涯的幾個轉折點，汪氏麵臨困難頗多戊戌政治風潮中，偵知《時務報》將被改為官報，堂兄汪大燮[105]建議抓緊將報館賬目及檔案清理出來，乘機退出是非之所[106]。創辦《時務日報》開始時也頗吃苦不討好，多有親友勸阻。[107]但憑借對新聞業的敏銳感覺，汪康年不僅堅持舉辦，且主導革新一躍領時代之先。

無論文采還是經營，他都稱不上那個時代最為出色的人物，但綜合素養卻堪稱罕見，可謂早期複合型媒體人。作為報館總經理，汪氏注重報紙成本、利潤及廣告發行，在中國報業起步時期頗有建樹。《時務報》在當時眾多報刊中十分突出。[108]發行持定上升，報館財務狀況良好[109]，社會影響持續提升，此舉雖非一人之力，但總經理汪康年，貢獻巨大。

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令汪氏成為早期成功的社會活動家[110]，報人而為社會活動家，此後成為中國報人重要特征之一。汪氏在各埠通商的電報局、礦務局、官書局、書院、漕河船幫等，以及在蘇、鄂、湘、京、魯等地組建廣泛的發行點，被稱為“形成中國報業史上除商辦報刊、教會報刊以外的第三個全國範圍報刊網絡”和“中國館主”[111]。這個網絡亦有力支持了其他改革報紙的發行。自《時務報》館始，汪氏目光非限於報紙內容。在公共關係、讀者互動諸多方麵的舉措，想象力豐富。[112]日後中國報界經常舉辦《讀者服務》《社會服務》等欄目，以及以報社為名發起的救災、義賣等多濫觴於《時務報》。[113]汪康年兄弟（汪詒年）主持的《時務日報》（《中外日報》）更是被稱為“中國報紙兼辦公共服務活動之首創者”[114]。

觀其一生，汪氏對報紙感情和職業上的執著，非新聞界匆匆過客可比。晚清最後十年，仕途之外，職業日多，但“唯官是求的概念繼續因為人們驅而效之而占據主導地位”[115]。進士汪康年，不僅和張之洞等要員熟稔、與軍機樞要翟鴻禨有著師門關係，還有汪大燮這樣手握重權的家族成員，沒有將報刊作為官場進階工具，而是屢遇挫折卻繼續創辦新報。因此有人評價汪康年為中國報業心誌專一的“第一人”[116]。這種以報刊為事業的路徑，也顯示了江浙地區文人務實與“謀生”取向的傳統。無論如何，汪在“新聞事業之由雜亂無章進而形成專門事業”[117]的草創階段，確屬難得。

（二）改造報刊

“立言”雖多有建樹，但汪康年主要以事業家麵貌示人，而非才華橫溢的記者或主筆，積累了大量業界經驗，形成諸多新聞理念。

19世紀最後幾年的上海，最流行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紙張很薄，隻能一麵印刷，報紙每行由首至末為四十字左右。這種形式沒有跳出近代中文報刊的仿書冊版麵。《時務日報》創兩麵印刷先河[118]。《時務日報》（《中外日報》）的創新還包括：首頁顯示目錄、告白分門別類、以大字標出重點並加圈點等。《中外日報》還將報紙分三層，句讀加點，標題製作基本做到“一事一題”，傳統報刊的八字標題模式被打破，改為按照新聞內容或新聞分類另擬標題。

上述創新當為競爭之需，後起之秀的革新動力是與《申報》等老牌報紙競爭。《中外日報》曾有“吾中國人之視報務，素不若西人之重”的感慨[119]，顯示報刊業務上的進取心，並非突發奇想。這些舉措打破傳統，形成了近似現代報紙的樣式。因《時務日報》改革，汪康年為自己留下了改革家的曆史地位：“是時日報故步自封，而《申報》又以先進自負，汪氏乃銳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欄編輯，用報紙兩麵印刷，與《申報》相競爭，遂開我國日報改進之機。”[120]據說改版後讀者和報館內部人員多不習慣，甚至反對，但經過一段時間閱讀效應顯現，《申報》《新聞報》等放棄了原有版式，“後來之報紙，大都沿用此式。又逾多年，申、新二報亦遂改用此式矣”[121]。

汪康年的敏銳，體現其非同一般的職業素養。戴季陶1932年在給上海《晨報》社長潘公展的信裏提到汪康年在《中外日報》的貢獻：“此報乃次於《新聞報》而起之上海第三大報，改油光紙為報紙，創成現行之版麵體裁……皆其在新聞史上之功績。”[122]

現代新聞業的一些規範和原則，如報道的客觀、中立和平衡[123]，在中國報刊業早期相當淡薄，汪對這些理念或新聞倫理雖未有多麽深刻的理解，卻多有涉及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如重視不同消息來源和刊發不同意見，不同消息的平衡處理[124]，如義和團事件等[125]。“悉行摘錄”“廣為搜錄”等說法常出現在他所辦報紙發刊詞或章程之中。汪康年支持不同觀點的競爭，原因可在他上翟鴻禨一封書中得到解釋：“報館多，多則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晰而愈明。”[126]他反對言論一致，在晚清報界，此新聞素養已相當突出。

此外，在報人自律、新聞時效等方麵，汪均有較為獨特的觀念，顯示其轉型報人後，已全麵體認這一角色，試圖從諸方麵開拓實踐。這與短期以報刊為宣傳工具的報人，誌趣大有差異。汪康年報刊生涯處於晚清幾次國人辦報的高峰時期，此時報刊逐步脫離對西人的依賴，因此努力在理論、業務和經營管理上探索本土經驗，準職業化報人的出現，顯然與此背景相關。[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