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滿爭議的報人生涯中，汪康年不乏獨立辦報的努力，不過此時這種“獨立”與對傳統權力的依附經常纏繞在一起，曖昧難分。
汪康年與晚清各類官員交際頗多，有的交往甚密，不過基本以民間身份示人，較好保持了報紙的非官方麵貌。這位早期報人的生活充滿艱辛，經濟問題令其辦報底氣不足，但在晚清至民國報人獨立辦報的發展史上，汪不容低估。
汪氏一生，政治見解多有變化，“黨團性”並不明顯。雖與張之洞、劉坤一[73]、瞿鴻禨等官員關係頗近，但更多的是某一時期某個政治目標的短暫契合，關係上借重多於依附，所辦報刊喉舌特征較弱，這與康、梁報刊活動相當不同。早期汪康年借重張之洞運營《時務報》，也曾因“中國議會”獲得劉坤一支持，進京辦報則得到瞿鴻禨、端方等人支持。不過汪卻與上述人士不斷發生衝突和破裂，畢竟“‘借權維新’本來是一個需要不斷妥協、不斷調整的過程，汪卻過於原則性地堅持自己的獨立性，與其所借之權之間不斷發生分裂”[74]。
比較之下，“康有為，梁啟超是最先知道利用報紙作為政治鬥爭武器的人”[75]。康門弟子在《時務報》時，公開以地域黨團示人。[76]鄒代鈞評價康門“同我者黨之，異我者仇之”，點中特征。後者雖有明顯進步目的，對外則排他性明顯。汪康年雖在不同時期發起或參與一些社團，但均未持久，基本沒有歸屬固定黨團組織。身邊即使有嚴複等一批政治立場接近的朋友，彼此交往多為舊式文人的“君子之交”。從留下的師友信劄，後人能感受到這些交往多屬就事論事的應酬、討論。
汪氏寄希望於官方改革，但略帶迂腐的性格常為官場人士所厭。張之洞希望他繼續作為幕僚返鄂，但“尚書力尼其行，先生堅不從”[77]，汪最後留在上海辦報而非張之洞身邊，無疑是違張之意而堅持自身訴求，後者事實上也未將汪康年視為心腹，隻是覺得他幹練勤勉，能主持實事罷了（因籌建中國公會等，汪在新派人物中已得“通達洋務”之名）。與張關係親密的梁鼎芬曾如此表述張對汪康年的評價：“（南皮）謂穰雖不甚明白，亦有不定處，然講經濟，辦事有力。”[78]此“不甚明白”和“不定處”，顯示兩人思想達成默契的困難。
總理《時務報》，汪康年常被後人視為張之洞“代理人”。張之洞思想複雜[79]，幕府精英眾多，他們的見解不能理解為張的思想。[80]張之洞“在那時的中國可以算是開拓性人物”[81]。“盡管張見風使舵，他仍然有力地反對晚清政府中的頑固派，促進合理的現代化發展。”[82]此外，張之洞未能控製《時務報》，經常指斥令其惱火的言論。如《時務報》轉載《辟韓》一文，張指使屠守仁寫了一篇《駁辟韓書》，罵該文是“蔑古拂今，幹紀狂誕之說”[83]。汪康年發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後，張發表《勸學篇》第六的《正權》篇予以駁斥。[84]
“總理不能管主筆之事”倒是汪康年時常掛在嘴邊的理由，以應付各方壓力。對此，繆荃蓀在致信中不無抱怨地說：“自湖北回，接手書與穰卿書，方知總理不能管主筆之事”，並透露張之洞打算“開官報駁諸報不純矣”[85]。湖北方麵由於無法控製《時務報》，擬另行設立自己的新報紙。葉浩吾、梁鼎芬等人的來信中，可見張對汪的惱火。1897年年底《時務報》刊登徐勤《中國除害議》，梁鼎芬更是責備汪康年站到了康有為陣營。[86]對於張之洞的不滿，汪康年當然不可能不視，而是力圖保持各方勢力平衡。縱觀整個《時務報》時期，梁啟超和其他康門弟子共發表百篇以上言論，隻有一篇由汪康年之弟汪詒年做了小的改動。[87]汪、張均屬穩健的務實改革人士，具體事情多可合作，這使得康梁與汪康年發生報紙之爭時，張反對政治上更加激進、具有黨團性質的前者。對他來說，務實做事的汪應當更加安全，張之洞和孫家鼐等改革派官員與其說是支持汪康年，毋寧說是反對康有為。
瞿鴻禨是另外一位與汪康年關係密切的晚清重臣，兩人且有師門名分，“丁未政潮”更是將他們捆綁在一起，不過汪並非瞿鴻禨一黨。瞿作為清流領袖有無自己黨派不論，汪康年對他也無言聽計從，甚至頗有微詞。瞿鴻禨任江蘇學政時因《時務報》言論“直斥至尊，心何以安”，寫信勸告汪康年“少加謹慎，留意收選”[88]，後者對此不置可否，顯示出貌合神離。至於《京報》對官方的批評和醜聞的披露，顯然並非來自授意，瞿不會自就險地（因此下野），那隻是汪氏素來報刊方針而已。
創辦《時務報》至辭世，汪康年主持報紙，勇於批評。《時務日報》創刊恰逢法國駐滬總領事白藻泰蓄意擴大法租界轄地，報紙表達反對，且印發大量傳單在租界內外分發。法總領事為此下令捕頭傳諭分守各橋梁，見有出售《時務日報》者，立即奪下送入捕房，聲言“飭移捉館主人根究”；對於戊戌政變，“輿論界對此噤若寒蟬，惟《時務日報》對它仍不斷有所報道”[89]，其中《詳誌都城近事》一文，更是報道官方捉拿戊戌六君子的情況。
有人以《金陵十日記》投稿，揭露南京軍政警政腐敗。汪康年“乃本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旨”，將此文發表於《中外日報》，引致兩江總督端方大怒，上海蘇鬆太道蔡乃煌手令轉致汪康年，要求今後“須先將文稿交彼閱看”[90]。此事被稱為開中國政界公開幹涉報紙言論惡例，遭汪康年拒絕，“先生堅不允，曰：此腕可斷，此稿不能繕也”[91]。《中外日報》彼時經濟狀況本已不佳，最終報紙股份轉賣蔡乃煌。《京報》以批評政府和權貴聞名，公開率先報道和批評黑龍江巡撫段芝貴賄賂慶親王奕劻父子事件，並為此發表一、二、三論係列文章，結果“諸宵小遂銜恨刺骨，鹹欲泄憤於先生亦”[92]。汪預料到了這份報紙未來被封的命運，在《京報》的一篇議論裏，他專門寫了幾句“以告力能封報館者”，表達自己的憤怒與不滿。[93]。
對於當時社會環境下批評者的怯懦，汪康年頗為感歎。[94]在晚清中國政治環境下，“能如汪穰卿之於輦轂之下，官僚威權極盛之地，設立報館，批評時政，既不失於偏激，複無畏於權勢者，實不多見”[95]。汪氏穩健於外，骨子裏卻不失舊士人的桀驁。除了拒絕對張之洞言聽計從，對新派官員如黃遵憲、熊希齡也不例外。在黃遵憲幹預報社組織時，他不客氣地反駁：“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錢稍多，而撓我權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96]熊希齡曾隨五大臣出洋考察，1909年派充東三省正監理官，財權在握，彼時炙手可熱。參與遠東通信社後，熊不與該社負責人王慕陶商量，擅自改變遠東通信社組織結構，以領袖自任。同樣參與通信社的汪康年公開表示自己的不滿，為王慕陶打抱不平[97]，令熊希齡被迫放棄。
但須承認，汪康年雖以民間報人麵貌出現，卻一直與官員保持千絲萬縷關係，或受其讚助，或借助其勢力，此中雖有無奈之意，很多行為卻是主動而為。畢竟汪的理想是從上而下的改良。議會等西方製度也好，新式報刊也罷，對他來說始終是改良政治的工具。對政府的批評，則頗有恨鐵不成鋼的哀怨。和那個時代新舊思想雜陳的知識人一樣，汪的批判繼承清議傳統，骨子裏仍不失為一個權威主義者，希望依托威權解決中國的問題。1904年汪康年進京補應朝考，得授內閣中書，按照汪詒年的說法，這隻是一個表麵上的理由，“蓋以欲入京辦報，又恐無因至前，易為人議，故乃有補應朝考之舉”[98]。即使此言不虛，仕途已非汪氏興趣所在，卻至少說明直到此時汪康年仍相信，那個官方的科舉功名，能夠對他的報刊事業大有提升，心態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