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折點：《時務報》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年，汪康年[1]心髒病發作，在袁世凱掌權複出後的那個夜晚去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對袁氏的擔心：“是人可為拿破侖，不能為華盛頓也。”[2]革命席卷中國之際，鬱鬱而終的汪氏已風光不再，此時一份外國報紙的蓋棺定論，竟出人意料地客觀得體。英文《上海日報》[3]刊發如下悼文：“昨見時事新報廣告，知汪康年氏已作古。甚為中國報界惜之。君富於才識。……當時務報、昌言報、中外日報時代。君真可謂為報界之權威。……要之，汪氏之投身報界。以文學之光明與優美提倡新政，雖稱之為中國現代先覺者，亦無不可。”[4]
這或許能讓忙著跨入民國的精英階層想起，一度被稱為“一代報王”的汪康年。
出生於杭州沒落官宦家庭的汪康年，家學傳統深厚，係著名藏書家振綺堂汪宅後裔，其父汪曾本為鹹豐舉人，曾任廣東候補知縣，汪康年幼年隨父在粵讀書。19歲那年他改名康年，字穰卿。1882年，喪父的汪康年遭受人生第一次重大打擊。作為長子，得到的遺產是一筆沉重的債務。1889年汪康年入京應優貢考試入選，並因此與翟鴻禨結下師生之誼，當年秋返回浙江鄉試中舉人，次年得邀請赴湖北張之洞幕府，任漢口自強書院編輯等職。隨後的人生運氣頗為不佳，“1892年汪入京應會試，中式。但因足疾驟發，不及應殿試，遽返湖北”[5]。直到1895年甲午戰敗，汪氏大受震動，奔走創議“中國公會”，同時萌生辦報之想。1896年，汪康年開始了自己後半生的新聞生涯，始點正是著名的《時務報》，人生為之轉折。
後世公認《時務報》創立、發展貢獻最大者三人：汪康年、梁啟超和黃遵憲。[6]但圍繞三人和這份影響中國近代的重要報紙，日後卻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公案，即《時務報》創辦之爭，核心矛盾是汪康年以創辦者自居，而梁啟超認為係眾人集資，康梁弟子出力最多。《時務報》被改為官報，各界多不滿康、梁來自北京的行政命令，頗同情民間身份的汪康年。但世事變遷，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領袖人物，其思想的巨大影響，使“保守”的汪康年相形見絀，在後世的評議中日益處於下風。此外，由於張之洞原先捐給上海強學會所剩的七百兩銀子為《時務報》重要資金來源，而汪、張關係匪淺，因此汪被視為張的“傀儡”，被認為“秉承張之洞的旨意，實際上成為張在上海的代理人”[7]。《時務報》的衝突也由此被視為汪發動，張之洞幕後主使。[8]
《時務報》之所以陷入一場難有定論的爭論，相當程度上源於該報的創辦存在兩條線索：強學會線索和汪康年線索，站在各自立場上，雙方均有證據為己佐證。從強學會線索看，《時務報》無疑是強學會的後續。[9]日後梁啟超在《創辦時務報原委》一文中稱：“查時務報初起，係用上海強學會餘款。”[10]有學者認為，“時務報之創辦，在精神上即為強學報之延續，在經濟上亦有賴於強學會餘款及諸會友之捐助”[11]。因此強學會主將康有為、梁啟超，將《時務報》視為己出，維護報紙為自己政治訴求服務，發生摩擦、分裂亦在所不惜。
從汪康年的線索看，則有另一番曆史景象。甲午戰爭爆發刺激其投身新聞業，重要原因正是對滬上報刊戰爭報道的不滿。[12]1898年在《國聞報》所刊啟事中，汪康年回憶此番辦報構想[13]，“比至上海，與嘉應黃公度觀察遵憲談及創辦報社事。意見相同”，“時新會梁卓如君（啟超）方在京師。先生乃招之至館，以撰述屬之”[14]。
汪的最初設想，這份報紙將以“譯報”為重點，這個思路與中國公會緊密相扣。汪康年係該會主要創辦人之一，曾草擬章程。受中日戰爭刺激，汪康年認為“非將教育政治一切經國治民之大經大法改弦易轍，不足以言變法”[15]，在他草擬的章程草案中有創行譯報設想，計劃“附刊於譯報之後，如款項稍充，則會報宜別行，專報會中事務”，即擬單獨發行譯報。中國公會最後因故流產，但辦報倡議卻得眾人讚同：“當時公會未能倉猝成立。乃議先設報館，以為聲應氣求集合同人之樞紐”[16]，於是汪康年次年赴上海參與創立時務報，那時《中外記聞》已遭停刊，梁啟超的行李、書籍均遭沒收，“一度窮困潦倒，流落北京寺廟，惶惶如喪家之犬”[17]。汪康年後來所稱“時梁卓州孝廉方留滯京師，致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常惟命是遵之語”。
1896年5月，梁啟超應邀至滬，汪康年、梁啟超等製定了五人聯合署名的創辦公啟。[18]當年8月9日，《時務報》第一期刊出。客觀地說，從資金來源上看，黃遵憲出力最大[19]，內容上梁啟超影響最大，而在報紙草創階段則以汪康年貢獻較大。“時務報初創之時，參與籌議者固不止汪康年一人，然由籌款規劃至發刊，則汪氏一人之力最大。而康梁等本人，初未直接參與，因之汪康年之以時務報創辦人自任而不辭，固非毫無根據。”[20]“從創辦報紙的全過程來看，汪康年實是五人中出力最多、貢獻最大者。”[21]不過報紙顯然係公共事業，汪的問題是以創辦者自居卻忽略其他創辦人，一句“康年於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無疑開罪梁啟超等人。至於梁指責汪康年“私眾人所捐之金為己產”[22]，則意氣之語。《時務報》為一時之選，為官場和各界關注，以汪康年的穩健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其納為私有。麵對梁的指責，汪康年隻發表了數百字的《書創辦時務報源委記後》應對。[23]梁啟超沒有直接回應，直到戊戌政變後才“嚐屢致書先生通殷勤修舊好”[24]。總的來說，汪康年在創辦之爭中目的主要是以創辦者自居，以此對抗康有為陣營踢其出局的意圖。
1896年8月，線裝書本式的《時務報》在上海發刊[25]，汪康年任總理，梁啟超為總撰述。言論和西文譯報並重的結構體現了兩位主持者的辦報思想，其中《域外譯報》後又分成西文、東文、法文譯報，占全刊一半以上，滿足了汪康年數年前的“譯報”設想。梁啟超為後人留下了一段著名評價，描述報紙地位：“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數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26]，當非自矜。從發行數量和擴展速度看，該報影響力相當巨大：“諸君子創開報館，曾未及歲，每期銷至萬四千冊，可謂多矣。”[27]李提摩太[28]回憶錄稱：“報紙一開始就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在從南到北的整個帝國激起了維新思潮的漣漪。”[29]
為生存計，或平衡各方觀點，以及應對張之洞對《時務報》的不滿，促使汪康年對報紙言論加以調整，這為梁啟超出走埋下伏筆。[30]1897年3月，梁從廣東回到上海，他與汪康年的矛盾開始浮現。在寫給黃遵憲的信中，梁啟超批評汪對一些問題處理不當，這是《時務報》康門同仁向他投訴的結果。原本就擔心汪康年權力過大的黃遵憲乘機致函汪康年，提出設立報館董事會，建議汪改任總董而辭去報館總理，改由吳樵或龍澤厚擔任。[31]汪對此憤怒不已，自此內部矛盾逐步公開化。不過黃遵憲此舉卻遠非梁啟超所願，後者認為黃使事態複雜化，梁雖不太滿意報社的一些舉措，但並無迫使汪康年辭去總理之意，他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裏抱怨黃遵憲的行動魯莽不通人情，認為經理職務仍非汪康年不可。[32]
此後梁啟超前往湖南，雖遙領主筆，心思明顯遊離。寄回的三篇文章名為《南學會序》《俄土戰紀序》和《經世文編序》，不是專為報紙撰寫。1897年11月，梁啟超在長沙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從《時務報》創刊至此，1年3個月的《時務報》主筆角色宣告結束。自第55期後，報紙再無梁啟超文章。在此情況下，1898年2月16日，汪康年擬請鄭孝胥[33]為《時務報》總主筆，將梁啟超改為所謂“正主筆”，同時準備將“論說”內容（梁啟超主導）改成“主選外來文字登之報首”[34]。
《時務報》的衰落雖源於幾位創辦者的“分崩離析”，但直接原因卻是被改為官報。《時務報》突然被康有為奉命接收，汪康年不甘退去，予以反擊，宣布將改辦《昌言報》，事實上就是除了名稱外基本不變。汪康年啟事中一句“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35]，引發了報館創立之爭。然而曆史關鍵時刻經常發生令人無法預料的變化，《時務報》的移交因戊戌政變爆發不了了之，康、梁出逃海外，“時務官報”則被慈禧下令裁撤。圍繞報紙的這場內訌，並非洋務派、維新派路線之爭，毋寧說“《時務報》館的汪梁之爭論，實際上康梁為首的維新派與張之洞和一部分接近張的開明人士之間的爭論”[36]。在具體做法上，康、梁失之太急，對官方（光緒）又過於依賴，未能團結廣東之外的更多精英，招致更多反對，這也是維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時務報》改《昌言報》，這個報紙存在了10期，立場從觀望和中立，演變為公開支持維新變法，不過內容質量無法恢複《時務報》水準。光緒被囚禁前《昌言報》較謹慎。第七期，章炳麟以化名發表《書漢以來革政之獄》，公開對改革犧牲者表示同情。由於時局艱險，總董梁鼎芬從第七期起在多家報館刊登脫離該刊的啟示，稱已交餐霞主人（曾廣銓）經理，而曾廣銓隨後在《昌言報》第七期也刊登啟事表示脫離。此後《昌言報》立場明顯轉變。第九期章炳麟借《蒙古盛衰論》和《回教盛衰論》，討論變法之道。報紙第九期、第十期譯載《中法新匯報》所刊的《中國究竟能否變法答問》和法國《光報》所刊《中國必將變法論》。因此有評論說，《昌言報》第六期後公開支持維新變法，反對慈禧。[37]
《昌言報》停刊亦反映當時政治環境，慈禧親政後對報館的打擊，令眾多報刊停辦。社會氣氛較《時務報》時期大為改變。不過汪康年並非無所作為，努力支撐報紙維持較高水準。[38]
（二）創辦《時務日報》與遙控《中外日報》
1896年，汪康年與梁啟超討論出版日報的願望，梁表示讚同，稱出版日報“一大快事也”，並對創辦日報提出一些建議。[39]
創辦《時務報》之初汪康年即力主辦日報，要與王韜的《循環日報》“爭短長”。《時務報》一紙風行，但旬刊出版周期不能滿足需要，辦日報的直接動因是受德國出兵占領膠州灣刺激。在《時務日報》創刊號上，汪康年對國家上下壅蔽、風氣不開表示擔心。[40]他認為每天出版的日報，社會幹預能力更強：“處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頑固之俗，一變而洞徹，而憤厲，惟日報宜也。”[41]
1898年5月11日，《時務日報》在滬開辦[42]，資金係汪康年與曾廣銓等人集資。不久，合作者或退出或投身政界，汪氏兄弟成為報紙主要支柱，汪詒年實際主持，汪康年常處於遙控狀態，中間經曆了短期退出和回歸風波，但“終以主持無人，遂仍引為己任雲”[43]。創刊不久，《時務報》奉旨改為官報，發刊三月的《時務日報》為避免名稱混淆，將報名在7月改為《中外日報》，這份報紙此後堅持出至1911年才告停刊，成為戊戌至立憲運動時期中國重要的言論機構。由於外埠新聞較多，《時務日報》帶有明顯的全國性報紙氣質。值得關注的是該報一度引領近代報刊改革。此時上海已有《申報》《蘇報》《滬報》《新聞報》等日報五家，汪康年主導改革報紙，以利後來居上。所謂“本館料集同人，創建此舉，一切體例章程，較他報為稍異”[44]。這次改革被載入《中國報學史》。[45]
《中外日報》銷售表現總體不錯，但中間隨著更名和外部環境變化多有起伏：開始銷數不到三千份，上海四明公所案發生後驟增至一萬，八月政變後又降至數千份，直至庚子年北方義和團事變發生，銷路又激增至萬份以上。[46]因為人脈關係，據稱該報還曾遠銷至歐洲。[47]
光緒三十四年，《中外日報》經濟困難，上海道蔡乃煌予以資助，有人稱這是中國報界受政界津貼之始，不過也有人認為蔡的讚助具有私人性質，因為結果是後者成為該報股東。《中外日報》隨後的命運卻由此改變：“蔡派其鄉人沈仲赫至館監督，編輯者鹹感不便，紛紛他去，汪遂以報館全部售於蔡”[48]，具體原因據悉是報刊言論開罪官方。[49]蔡乃煌接辦後，經營者不得其人，言論立場亦閃爍不定，成一非官非民之報，銷數一落千丈[50]，於辛亥年終停版。
《中外日報》可謂近代著名且頗有爭議的一份報紙，評價向來褒貶不一。因經濟拮據，外商和官員都曾入股，因此有批評者認為《中外日報》帶有買辦氣息[51]，售賣股份則有損報格。此外，在1905年上海反美華工禁約事件中[52]，《中外日報》試圖疏導對立雙方，卻致讀者不滿。上海工商學界同人“聯合發表《不閱中外日報公啟》，對該報實行抵製”[53]。
立場搖擺，一度成為該報“特色”，比如在對帝後態度上。[54]不過《中外日報》銳氣頗足，戊戌政變後曾刊發《康有為到吳淞口》和《詳誌都城近事》（報道捉拿六君子情況）等文，均屬突破禁區之舉。刊載嚴複的政論文章和各地通訊，亦成為該報一大亮點。此後，《中外日報》以支持立憲著稱，對專製集權多有微詞，主張地方分權。
就業務和整體質量而言，《中外日報》堪稱當時重要報紙，發行量在南方諸省一直占據前幾位，編輯形式已接近後世報紙，被公認為近代典範報刊之一，所謂“儼然為上海各日報中之翹楚”[55]。在致汪康年信中，梁啟超這位昔日關係複雜的同仁稱讚說：“中外日報之婞直，實可歎服。前者清議論說，尚當退避三舍。”[56]不無溢美，卻頗能說明此報風采。
（三）短命《京報》與奇特的《芻言報》
進京辦報的意圖，汪康年在《京報發刊辭》中表達了“假發言論之權”之誌。[57]除了“通上下之意，平彼此之情理”，強調報刊言論“助”與“阻”的功能。[58]而能將這些功能發揮最大的地方，北京無疑得其地利。汪氏認為北京的地緣優勢是易為官方注意，輿論效力最大，為外省報刊難以企及。[59]想和他一起合作辦報的山東人朱淇[60]也持類似看法，後者的說法更加形象：“開官智。”[61]
等到重開新政，汪氏感到政治氣象似有可作為，1907年，他終於“以中外日報事委托他人攝理。至是年乃複設京報館於北京……”[62]，那一年汪康年已48歲。盡管辦報資金部分來自政界人士，但隻是私人身份讚助，這仍是一份民間報紙。
《京報》從發刊到停刊，南方的《中外日報》仍在發行，隻是《京報》創刊後，汪康年把主要精力投入此報。可惜《京報》隻有半年之壽，但這張報紙“對當時政局所發生之影響，實遠超過其它各報之上”[63]。
《京報》擁護立憲新政，對官場多有批評，對權貴如慶親王父子譏刺有加，因此以“言論超重督責政府，與上海新聞報相呼應，以故在北京報界頗負敢言之名”[64]。最後終因“言論”而遭關閉，原因有“泄密”或“楊翠喜案”之說。[65]當年7月17日，京城外城巡警總廳以一公文紙命令報社關閉，稱“奉民政部諭，京報館著於本月十八日起停止出版”[66]。
《京報》的停刊並非北京辦報生涯的結束，汪康年的最後一站是奇特的《芻言報》。1910年11月2日，一個人的報紙《芻言報》麵世，發刊、撰著、編輯、校對、發行由汪一人擔任，不知來日不多的汪康年將該報目標描述為“匡救政府，警覺社會，料正輿論”。
每月出6期，每期8頁[67]，“以評論及記載舊聞供人研究為主，不以登載新聞為職責”[68]，《芻言報》承載汪氏最後的言論抱負，此時他已放棄經營，報紙無資本和股東問題，[69]並且不刊登廣告[70]，不過一年苦苦支撐後，汪康年於1911年11月14日因病故去，《芻言報》也就此停刊。
汪氏不無悲情色彩的報人生涯，就此畫上句號。
《京報》《芻言報》曆時頗短，卻頗得口碑。嚴複稱：“每《芻言報》出，讀其議論，如渴得水，如癢得搔。果社會尚有一隙之明，得賢者苦口藥言，略以挽頹波製狂吠，則異四萬萬皇人之福耳。”[71]報界名流林白水更是譽《芻言報》為“全國報界之明燈”“報界之盧孟”[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