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韜影響力的擴散
在中國官員和知識精英群體內廣有影響的廣學會，1895年以《何為當今中國變法當務之急》為題進行了一次著名的征文，王韜獲邀任評委主任。當他1884年獲得朝廷寬恕回到上海，昔日默默無聞狼狽外逃的秀才，此時已聞名於京、滬官員與士紳群體。
早在1879年春，更加接近權力中心的鄭觀應撰寫《易言》，求序於王韜。後者此時的社會地位，得益於報刊言論傳播。較之此後的輿論家，王韜的讀者規模尚小，因此甚至被認為是所謂邊緣人士。從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始，一般將梁啟超作為報人脫離低下地位之始。報人們似乎也更願意將自己行業的現代創始人追溯到《時務報》群體。不能不說這低估了王韜的實際影響。
首先，王韜的言論對知識精英影響不可謂小，雖沒有深入全國，卻多擴散於精英圈，即使是“影響力僅及於維新人士”[30]，對實際政治卻不能不發揮相當影響（這種影響經常是間接的）。盡管與權力中樞的距離，王韜比不上此後《時務報》等精英報人群體，但本土報人自身地位的建構卻需追溯到此。事實上，他是中國第一個憑借辦報而獲得社會尊重的本土人士。
王韜對報人“權力”的塑造有所預期，而非懵然不知，他將《泰晤士報》在英國的地位誇張為“人仰之幾如泰山北鬥，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31]，認為西方報館的主筆為“絕倫超群者”，並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主筆與宰臣閉門密議決定國家大事的場景，固然屬於美好想象，不過當將這種情景付諸筆端、刊於報端，則別有一番期待之意。可以說王韜以實際行動參與了早期報人形象的再造，並努力將之傳播向社會。這種形象來自西方特別是主要來自英國，自有微妙的社會心理基礎：兩次鴉片戰爭打敗中國的英國，當然是“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最佳對象，也更容易與“先進”“文明”聯係起來。除了王韜，鄭觀應等早期知識精英也常以《泰晤士報》為例，描述和傳播報館、報人的重要價值、地位。
其次，內地更加主流報刊的轉載，使王韜的言論得以後續傳播，不斷擴散，進入官員、士紳視野。目前已知，僅當時發行量最大的《申報》就轉載了近百篇。[32]對中國政治精英影響最大的《萬國公報》，也多次轉載《循環日報》。這一後續傳播在《循環日報》創辦不久的19世紀70年代就已開始，如《日本改讀西字書（選循環日報）》[33]《開礦議（選香港循環日報）》[34]《訓兵要論（選香港循環日報）》[35]《論官宜與民相親（選錄香港循環日報）》[36]《論中國應速造鐵路（錄香港循環日報）》[37]等。此外在外交問題、人才改革等方麵也多有文章被轉載。[38]《循環日報》的言論（很多為王韜撰寫），以及其中的政見，傳播範圍遠在香港之外。
據《循環日報》公布，該報在中國各地和海外擁有眾多代理人，其中包括汕頭、寧波、上海、鎮江、九江、漢口、煙台、天津、廣州、佛山，以及澳門、廈門、福州等，而海外的日本（京都、橫濱、長崎、神戶）及安南、新加坡、舊金山、新金山、雪梨埠（悉尼）、庇魯埠等地，則由招商局等代理。沿海地區和早期對西方開放的城市，頗有閱讀人群基礎，而早期中文報刊極度缺乏，知夷情、洋務等獲取新知的需求卻與日俱增，因此《循環日報》的實際讀者規模應比想象中大不少。此前，19世紀50年代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雖維持不到數年，理雅各在1856年第5號（停刊號）中不無自豪地說：“自刊行以來，將及三載，每月刊刷三千本，遠行各省，故上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下遞工商士庶，靡不樂於披覽。”[39]此言雖可存疑，不過可見香港報刊的影響力較早已經過各種方式進入內地。經過自身傳播和主流報刊的轉載、擴散，王韜已不再可能默默無聞，在精英人群中頗具文名，地位非昔日一個譯者可比。
最後，從文本上看，由於王韜史無前例地創造了一種新的新聞紙文本，不僅使《循環日報》更加接近現代新聞報刊，也更適合快速閱讀和傳播。
王韜的政論文一般固定在1000至1200字之間，篇幅適應現代報刊固定版麵及字數限製，體現了“現代性所特有的一體化要求”，也“應和現代讀者生活的快節奏，以及滿足他們對新聞的日常消費需求”[40]。據相關統計，《循環日報》版頁實際總字數約3000字，第二版總字數約為4850字，第三版實際總字數約為3600～4500字。[41]這決定了其文本短小精悍，與中國傳統言論文章大不相同，後者沒有篇幅限製，常以冗長著稱。王韜的報刊政論文字，呈現出一種“現代政論散文形式”，被認為“是中國古典論辯性散文的現代演化的結果”[42]。
除了字數相對固定和短小，王氏言論較少使用典故，相對淺白。表述中同時加入不少近代新詞如民主、公司等，更有不少強調當下和拉近讀者“接近感”的表述，如“今日我國”，“近十年以來”等，符合現代報刊傳播，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新聞傳播語態，而非傳統文學形態。如此變化除了反映報人頭腦中的西化影響，也與他個人喜好不無關係。王韜自幼受其母朱氏啟蒙，四五歲時常聽到非正統儒家典籍的“古人節烈事”，“八九歲即通說部”，後來則喜搜集誌怪小說和野史，創作過幾種類型不同的小說。喜好遊山玩水、嗜酒成癮的王韜經常以**不羈示人，文風不喜羈縻，多近白話，也在情理之中。《循環日報》的言論文體從典籍書寫的角度看顯得淺白，但卻更符合近代報刊，後者需要爭取更多受眾。新式日報的出版周期和版麵物理空間，讓長篇大論無法展開，新的新聞書寫因此迎合了大眾傳媒的潮流。
當傳播史學家回顧曆史，發現18世紀歐洲一些報刊“發現了一種新的散文手法，以適應印刷詞語的形態。這是一種語氣平和的手法，通篇都保持一種調子和態度與讀者說話”[43]。在中國，稍後的梁啟超經由《時務報》開始的新文體，一紙風行，正在於適合新式報刊受眾。人們普遍注意到了這種文風的世變，不過“時務體”並非截斷曆史的橫空出世，王韜的言論具有相當的開創性，較之古代已呈麵貌一新。所不同者，梁啟超較之王韜，思想、才情更佳，筆下文章，理性之外更富感情。
報人王韜較之秀才王韜，已非默默無聞，這一點也為時人所察。盛宣懷之父盛康曾將王韜和長期任《萬國公報》主筆的沈毓桂二人並列推崇，稱“我交連史往還頻，讚臾文章共絕倫，欲為中西通學術，蒼茫滾海兩奇人”[44]。格致書院對王韜的青睞，可見其聲望日大，和他一起被這個書院延請的對象，還包括李鴻章、曾國荃等官方要人。
（二）媒體批判的流露
言論規模和傳播範圍之外，王韜從邊緣的崛起在相當程度上體現於“批評話語”上，“上書”建言，以獲聽於朝廷為目標，但民間報人身份和香港的自由空間，使得王韜的言論異於體製內議論。報人的批判氣質由報刊的體製外民間立場決定，隻要擁有法律上的言論自由空間，一定會得以激發。
《循環日報》之前，任職於《中外新聞七日報》[45]的陳靄廷就賭館征稅等事件，對香港當局多有批判。較之陳靄廷，王韜政論在文體、頻率和對時局的把握判斷更有經驗，批評更加有力。他由此督促政府“開誠布公”，使民間“成得預聞”。
雖然不無保守，王韜的批評還是很快超越器用，直抵“政治”層麵。到達香港不久，他感歎“香港蕞爾一島耳，固中國海濱之棄地也。叢莽惡石，盜所藪，獸所窟”，割讓英國之後居然“數年間遂成市落。設官置吏，百事共舉，彬彬然稱治焉”，香港的繁榮也是“商出其市，賈安其境，財力之盛，幾甲粵東”。由此，王韜不得不承認或者說反思變化背後的政治原因：“地之盛衰何常，在人為之耳。故觀其地之興，即知其政治之善。”[46]
對西方民主的考察與理解，王韜遠不及日後的嚴複、梁啟超等人，不過卻是最早呼籲變法和引進西方議會製度的知識人之一。他的政治改革“建議”，對體製內精英而言，無疑大膽而帶有冒犯色彩。《循環日報》上的文章，性質上注定無法變為讚美，因為那將失去其獨特意義甚至生存價值。況且《循環日報》館主政治上多年失意，鬱積頗多，感時憂國，也難以成為一名合格的歌頌者。正是這種相對自由大膽的表達、批評，才使王韜的言論針砭時弊、易被傳播和重視。那些開明官員無法在體製內直接表達的政治意圖，外逃者王韜卻可以在香港完成，他的學識和眼界，確保了言論的參考價值與收激發反思之功效。
比較起來，早期內地的報刊內容主要有如下幾大類：諭旨、章奏、宮門抄、轅門抄等政府信息，豔情及詩詞唱等，以及商家市價、戲館劇目、輪船行期等商業信息。至於言論，要麽“毀譽憑其恩怨，筆舌甚於刀鋒”，“或揚頌權貴，為曳裾之階梯；或指斥豪富，作苞苴之左券”[47]。原因在梁啟超看來，是那些報紙主筆以省事為要訣，而“國家大政事大計劃，絕不敢形諸筆墨”，其論說“非‘西學源出中國考’則‘中國宜亟圖富強論’也，展轉抄襲，讀之惟恐臥”[48]。早期上海報人群體，很多人喜填竹枝詞，筆名充滿脂粉氣或調侃味。1872—1881年，《申報》即發表了超過2000首竹枝詞。[49]比較起來，王韜的文字則主要為反思。無論源於性格還是經曆，這一點至為關鍵。柯文分析王韜文字的批判精神，認為那是一種典型的報人氣質：“除了喜歡冒險和對所有人和一切主題都感興趣外，還具有報業人員的典型素質——既有理想主義又有懷疑主義。”[50]
不過，王韜的批評仍主要為建言訴求，這讓他的言論散發著一種“忠誠地反對”氣質。此後西方政治觀念的導入，以及清政府的進一步衰敗，讓這種建言的不合時宜日益明顯。“當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在知識分子眼中越來越弱化甚至消失時，報刊的政論就傾向批判而不是建言。”[51]王韜的辦報活動處於清王朝的自強努力期，此時國家一度有了所謂“中興”氣象，對這個政權和文化精英的毀滅性打擊尚沒到來，政府權威沒有遭到根本動搖。王韜的紙上言論，夾雜著懇求和不滿，但批判並非主流麵貌，從流亡到1884年得到官方寬恕，他的主要麵貌非抗議者。返回內地後，王韜很快投入實際的“自強”顧問角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