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本土報人，王韜之所以特別突出，除了開創之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有一套較為全麵的新聞觀念，而非僅僅投身實踐。諸如新聞時效、報紙功能等，王韜均有自己的理解。西方報刊的考察和此前香港的中西文報刊，給了他很多示範。《循環日報》從一開始就在形態、功能上，更為接近現代意義上的新聞紙。
不過在王韜的頭腦裏，報刊最重要的功能卻是“上書”給統治者，他所希望的是政治意見抵達當權者，得到認可或采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言論與體製內的清議有頗多相似之處，不同的是改由體製外一個勢小言微的民間人士發出。出人意料的是，憑借報刊表達的傳播與放大，以及香港言論控製寬鬆所激發的勇氣，王韜的言論日漸得到重視，不少意見收到“上書”之效。
這種報人角色的呈現，首先源自王韜政治參與的熱情和長期無以輸送的困苦，通過自己掌握的渠道，將其大力抒發。《循環日報》的出版周期和每天一篇言論的頻率，讓王韜多年以來對中國政治、社會、外交問題的觀察和意見，不僅得以公開表達，並且通過報紙網絡和內地報刊轉載等後續傳播方式，進入官方視野。這無疑極大地紓解了王韜此前政治參與上的欠缺感。《循環日報》約八百餘篇政論的驚人數量，可見報人胸中塊壘之巨。
辦報者王韜，不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秀才，還是一名朝廷通緝的“犯人”。太平天國覆滅後他一直致力於否認、洗刷自己的罪名，通過報刊“上書”，以積極、建設的姿態為朝廷出謀劃策，顯然也有助於這一目標。
王韜的一生，不能不說存在一個“清白”情結。一方麵，因“上書”太平軍遭朝廷通緝，此後他一直否認此事，按照他的說法，流亡香港隻是所謂“奉母避亂，偵賊遭讒”[16]；另一方麵，長期與西方人士合作卻詆毀基督教，人們注意到，他將給理雅各等人信件所稱的“牧師”，在出版時改寫為“君”，並對自己受洗之事絕口不提。為了矯正行動與思想上的“背叛”感，王韜不斷尋找正當理由或給予“再造”，而這種“清白”的訴說對象，當然是正統朝廷。通過報刊雖可不斷獲取新的社會影響，但王韜更在乎將之轉化為正統血脈，通過“上書”的姿態和發出各種“建言”，不失為一種方法。《循環日報》刊發的興辦鐵路、造船、紡織，以及裁撤冗吏，改革用人製度等文，無不帶有為君分憂的“區區微忱之心”[17]。如此姿態，是辦報之初的真實心理。
儒家思想之於王韜本並不弱，比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為自己無子嗣感到悲哀，覺得自己有失孝道。[18]雖然長期被排除於體製之外，正統價值觀長期遭到壓抑，卻一直存在。生活在遠離朝廷的香港，外人統治和大量西方文化的對接，反倒激發了這種意識，正如晚些時候大量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激發民族主義。此前，香港的《抒刺報》以及《香港船頭貨價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香港當局中文版“官報”角色，當局公布的“憲示”經常見於該報。[19]在殖民地問題、英法聯軍出兵中國等直接關係英國利益問題上，上述報刊完全站在英國人的立場上。比較之下，王韜的言論則突出中國立場，對西方輿論的批判和反擊，成為他辦報的一大訴求。
王韜內心的正統意識，可從報紙體例略見一二。“京報全錄”或“京報選錄”被置於報紙首欄，各欄目次序格局也與創辦者的“尊王”“忠君”不無呼應。在“京報選錄”之後，緊接著安排“羊城新聞”，再之後才是包括香港及內地地區和世界各地的新聞。這一排列順序，“大體反映的正是由朝廷到地方的次序”，“羊城”和香港之間，先“羊城”後香港，同樣“代表清政府執政的廣東地方當局的意蘊”[20]。這種版麵語言與構想，大體符合中央到地方的正統格局。
英人治下的香港給了辦報較大空間，不過王韜身在南國，心在北方。自稱“韜雖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閩，每思熟刺外事，宣揚國威。日報立言，義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21]。骨子裏揮之不去的乃是士大夫意識，所謂“忠君愛國之念，未嚐一刻忘也”。通過報刊的“上書”，雖形式新穎，卻與中國古代士儒的傳統一脈相承。[22]
如果說這種情結與內地人士有所不同，那就是自殖民地治下更為突出的“本土”意識。香港作為戰敗割地的產物，不可能不刺激王韜的家國情懷。他辦報宣稱的“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非別處新聞紙館可比”[23]，言語間流露明顯的中外之別和民族情緒。即使大量接觸基督教思想，他仍堅持用儒家的思維“化解”基督教世界。直到19世紀80年代，他將一批從未刊登過的文章結為《弢園文錄外編》出版，王韜在第一篇《原道》中比附說，“耶穌教則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則近乎佛教者也”[24]。
意見聞達上聽，王韜的報刊訴求非清談自矜，而帶有強烈的自強要求，希望官方能夠采其建言。在他看來，承載富強之道，是西方報刊興起風行的原因所在。“日報之行於泰西諸國”，在於新聞紙“所載上關政事之得失，足以驗國運之興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風俗之厚薄”，所謂“凡邦國之富強，莫不一覽而了然”[25]。
就危機意識而言，他無疑屬於當時最為清醒的觀察者之一。《循環日報》第二號論說“富強要策”，一個反複出現的主題是上下溝通和中外溝通。新式報紙在王韜看來，本質上是一種富強之術：可以開風氣、通洋務，並使新的見識不限於洋務派官員與士人，而是傳播於社會。該報將改善政治的首要問題，歸因為上下相隔和民情不達：“夫國之大患，莫若民情奎於上聞”[26]，因此自強首先應該解決這個問題。[27]
立足於體製之外，王韜的自強路徑卻仍是傳統精英式的，如他所撰《重民》，一個“重”字可觀其主體在君的施與放，強調的仍是治民、用民，可謂典型的傳統儒家民本思想。正因如此，采用報刊式“上書”，盡管提出了君民共治，但意見和建議最後卻仍以被采納為目標。雖然看到民眾話語的興起，王韜卻輕視其力量。雖承認“今日雲蒸霞蔚，持論蠭起，無一不為庶人之清議”，卻堅持認為中西政治治理的區別在於：“泰西列國，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國則不能也。中外異治，庶人之清議難以佐大廷之嘉猷也。”[28]因此王韜辦報並沒有啟動或將民眾作為最大後援，其議論雖常為官方注意，卻沒有完成更大的輿論生成機製，更多的是個人議論通過報刊的表達和放大。就《循環日報》發行規模和內容旨趣來說，也無法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密切地聯為一體。
通過報刊獲得話語權，王韜所主要興奮者，是這一渠道可將意見抵達上層，並以此獲得影響。
與體製內精英相比，王韜的報刊“上書”，優勢或底氣何在？答案在於後者對西方文化、政治的熟悉，並將之發揮於諸多改革思路之中。此時的中國，西方已漸成全麵效仿對象，包括洋務派官員在內，並非隻知技術而對其背後的製度驅動毫無體察，隻是由於官僚階層整體的危機感此時尚小，保守勢力仍擁有較大話語權，缺乏足夠的政改土壤。[29]
遠在香港的王韜則顧忌較少，他體察技術之變而後“道”必將改變：“無其器則無其道，器變則道無不變”，在他看來，這是中國的機會而非威脅。歐洲之旅（1867—1869年）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早的歐洲考察行動之一，王韜可謂當時少見的對西學和西方世界均有深刻體悟之人，具有罕見的世界視野，被同時代的日本思想家中正直稱為“中國最早具有國際觀感的文人”，他的報刊言論可謂卓有見識。對此他曾不無自得地說：“餘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先路之導，捷足之登。”昔日為西方人工作的自愧、自卑至此變成一種自得，成為他“上書”言論的政治資本，而他在香港強調中國利益的姿態，對《循環日報》的政論進入官方視野，也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