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黃浦中，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曆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縹緲雲外。”[9]這是王韜第一次進入上海，所見西方人帶來的新氣象，這個大都市因後者的到來大異於蘇州。他似乎隻能用“異”和“崢嶸”這樣的詞來冷眼旁觀，陌生而隔離的外來者，此時還是一個地道的儒家士人。
不過，隨後對西學的接觸，卻一開始就直抵“根本”。王韜首先接觸的是《聖經》，這一西方文明的重要源頭。當然他並不喜歡宗教色彩的工作，墨海書局開始時純屬謀生，年輕的秀才為此感到不安。為了尋求心理平衡，王韜喜歡將“西聖”與東方儒家聖人結合，充滿儒家味道的翻譯在1890年的傳教大會上遭到一些人批評，不過他的勤奮和才華還是得到了西人認可。無論是否喜歡，王韜對西學耳濡目染：除了花費6年時間研究翻譯《聖經》，墨海書局的工作則長達13年。作為結果，他對洋人和他們的西方文化有了深入體察。
一般認為，王韜加入了基督教，不過主要迫於生計而非信仰，畢竟這對他工作的穩定和收入頗有影響，他對西方宗教並無多少好感。在個人書信和日記中，王韜對基督教的反感甚至詆毀多有體現。此外，王韜並不在乎甚至回避宗教翻譯上的成就，雖然他參與翻譯的《聖經》此後成為經典[10]，多年流傳。他更喜歡示人的，倒是自己翻譯的西方科技書籍。作為所謂“秉筆華士”，王韜與他的中外夥伴們如李善蘭、韋烈亞力等人在超過十年的翻譯中，向中國輸入了開創性的力學、光學、天文學等書籍。和那個時代所有懷有憂患意識的傳統士人一樣，王韜對西方技器抱有興趣，尤其上海的印刷機器給他很大震撼。墨海書館的活字板機器印書，是這位日後著名報人初次接觸新式出版，那給了他深刻的第一印象：“餘特往訪之，車床以牛曳之，車軸旋轉如飛，雲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矣。”這種震撼在逗留歐洲的一年裏得到加深，影響了他此後的報人生涯。
1860年至1911年，是中國曆史上風雲變幻的50年，其中發生的諸多事件，可以視為清王朝試圖挽救其衰亡命運的最後努力。三個重要的曆史思潮或運動成為其中的主要脈絡，即洋務運動（1860—1895年）、維新運動（1895—1898年）和立憲運動（1905—1911年）。[11]那是一段新舊思想雜陳、中西文化碰撞的歲月，與中國曆史上的其他動**相比，最大的變化是“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東方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12]。中國精英階層對此雖然反應不一，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大體上都繼承了基本的道德目標和儒學傳統的抱負。他們從‘西學’所接受的東西，僅僅是給實現這些道德目標和傳統抱負提供了新的技術和體製上的方法而已”[13]。與宗教、文化的抵觸不同，西方器物得到普遍重視，這首先從接觸西方世界的部分官員與士人開始。後者憂患意識明顯，逐漸意識到對手已非華夷之辨下的落後蠻族，這一點與頑固的保守派有著根本分野。李鴻章所謂數千年之變局的觀察，顯示洋務派的眼光亦非短淺。在一定意義上，他們認為西方的到來也給予中國新的機會，因為後者更加看重的是開放的商業，所訴求的是試圖將中國納入新的世界體係，從而獲得巨大收益。盡管這一體係對中國而言，不無突然和強迫。但鄭觀應、王韜、薛福成等人均提出商戰或商業競爭的觀念，認為向西方學習和以此為契機振興國家，對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比較之下，非官員身份的洋務派幕僚和口岸知識分子，走得更遠一點，他們對西方模仿學習和改革的倡議日趨全麵，而非限於經濟與技術。比如，關於統治者與民眾的溝通問題，已開始涉及政治製度。鄭觀應、馮桂芬等人從西方與中國傳統汲取資源，分別提出了開始辦報館、“複陳詩”等改革建議，隻是器物之外的改革創想此時無法得到官方重視，甚至很難進入高層視野。直到19世紀90年代，馮桂芬著名的《校邠廬抗議》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才得到真正重視。官方改革意識總體上滯後，當權者的危機感似乎每一次都需要血淋淋的現實方可激發。
早期報刊活動規模雖小，不過得以開展起來，其中很大的正當性來自洋務思想在文化領域的延展：報刊可以開風氣、習新知以及襄助國家反擊西方輿論。對王韜來說，之所以能在此領域走向實踐，而非鄭觀應等人的紙上構想，除了民間身份和流亡香港的新空間，很大原因在於他對西方（包括新式報刊）理解的加深。
19世紀50年代，王韜對西方人士持負麵評價，日後成行歐洲，則驚歎地改為“人知遜讓，心多意誠”。給理雅各送行的一篇文章裏，他讚美其“謙衝和藹之氣浸**大宅間”，“愛育人才，培養士類”[14]。經過十幾年的接觸和歐洲見聞，王韜已對器物之外更加全麵的“西方”給予認可，他的工作令其有機會加快學習步伐，而王韜感興趣的兩個重要事物就是議會和報館，共同點都關涉如何克服傳統政治中的上下溝通和參與。
早在墨海書局期間，王韜已參與偉列亞力承辦的《六合叢談》編輯工作，可謂最早接觸西方在華辦報的一批人。隻是此時的他仍陷於謀生的泥沼之中，對辦報並無多少興趣，隻是其中一個小配角。《六合叢談》影響有限，不大可能激發他對報刊“能量”的了解。不過1857年出版的這份刊物不僅是中國最早的中文報刊之一，更重要的是較之傳統傳教士宗教刊物，《六合叢談》“通中外之情。載遠近之事，盡古今之變”，初具新聞雜誌麵貌。王韜第一次與新式報刊的接觸隻有一年多，他對報紙的真正興趣則在遠遁香港之後，更激發於歐洲之行。由於翻譯《詩經》《春秋左氏傳》《易經》《禮記》在內的中國十三經，王韜被認為是一名博學的學者，甚至成為西人眼中學貫中西的“華夏第一學者”，這促成了他的一次歐洲之旅。1867年12月15日至1870年3月，長達兩年多的歐洲生活，讓王韜眼界大開，此行不僅包括參觀電報局、議院、大英博物館，還到牛津大學發表了一次演講。旅行回來，他從此開始自己的報人生涯。
歐洲日報的發達和報刊社會影響力給他留下很深影響，遊曆英、法等國，王韜的觀感是，這裏的報人不僅地位高，並且可以參與甚至左右政治，即“得持清議”，可以“於朝綱國政頗得參加微權”，國家政治精英在重大問題上需參考報人意見，“宰臣與主筆之士閉門密議而後定”，這與他此前在國內的印象大不一樣。同樣重要的是，這符合傳統儒家政治理想，報刊在王韜看來之所以有此能力，在於它可代表民意，而官方不能“拂於民情”[15]。
這當然有王韜想象的一麵，不過彼時歐洲新聞業較之中國大為發達，加之市民社會的存在和新興資產階層啟蒙批判意識崛起，確已形成了一種輿論力量，左右政局的能力自非萌芽階段的中國新聞業能比。這給王韜巨大啟發，歐洲回來後的他已成為一個西方的全麵學習者，並自辦報紙。這種選擇，除了有望實現政治意見的抒發，也由王韜當時的文化、社會資源能力所決定。事實上，當他1870年從歐洲回港，幾乎無事可做，而此前恰好已參與其他報紙，對印刷、內容有更多了解，加之他參與出版的《普法戰紀》出乎意料地獲得成功，均激發他投身出版的意願。他選擇的不是更加傳統的書籍出版，而是瞄準更加新穎的新聞紙，他將其命名為：《循環日報》。
西學的了解和翻譯工作，令王韜雖不聞名於國內，在西人控製下的香港卻頗得聲望。這可以讓他在整合資源方麵有所發揮，作為社會活動家的能力已經初備。此時經濟物質實力也有所積累，特別是1873年初組建了一個印刷出版機構——中華印務總局，從某種意義上說，《循環日報》可視為此機構的產物，此時王韜既是報紙主持者，也是中華印務總局的合夥人，這是昔日的狼狽逃亡者所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