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和結盟之間。
——薩義德
第七章 王韜：早期報人的意外崛起
日報一道，所係豈不重哉。
——王韜
一、政治參與欲望：一個秀才的努力
和普通平民相比，秀才的身份在中國科舉選拔階梯上已獲得一個起點，這個起點雖然不高，卻經常意味著一隻腳邁入傳統精英階層的大門。所以當18歲的王韜順利取得這一功名時，整個家族為之興奮不已，這距他們上一個功名已為時太遠，以至於人們始終難以把王韜和書香門第聯係起來。當然，如果沒有考場的進一步成功，秀才僅意味著他能夠在鄉村獲得一定的尊重和教化之權，比如，他可以充當富裕家族的教師。至於麵對朝廷的政治機會，則遙不可及，這一點在蘇南地區，尤其如此。這裏的舉人和進士數量，長期高居中國前列。
明清兩代，捐納功名者得以從科舉製的旁門湧入，但出售功名的範圍基本限於監生、生員級別，非正途出身者很難繼續晉升，清代舉人和進士身份更需通過考試獲取。但不可否認的是，太平軍之後，功名與捐功大量掛鉤，科舉威望開始曆史性地下降。在王韜的年輕時代，洋務運動的幕僚團體尚沒有大規模興起，政治抱負和機會基本仍隻能與科舉應試能力對應。
與有著八次科舉失敗記錄的蘇州同鄉、早期報人沈毓桂相比，王韜兩三次考場失敗，在皓首窮經習以為常的科舉時代算不上多麽嚴重的打擊。如果不是家庭生活的重擔很早落在身上，他極有可能在稍後繼續走入科場，沿襲傳統精英路徑。被迫走上謀生之路，意味著王韜的政治機會從此逼仄，這與他自幼的抱負與自負，形成很大落差。他顯然不甘於這種命運，此後一直試圖獲取新的機會。不過在遠遁香港之前，這種機會少得可憐，王韜的觀點既無渠道也無聽眾，更多隻能自遣。長期以來，中國文人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們都有一顆“政治頭腦”。不論地位高低，在文人們共同誦讀的詩書中總是滲透著“公民法則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那些不在官場的文人，“覺得自己同為官者的區別並不在於學問與見識的高下，而在於環境與機會的不同”[1]。
為此王韜幾乎不放棄哪怕一個很小的機會，當太平軍占領江南向上海進逼，突然讓他感到機會到來。此時清政府、西人和作為新政權的太平軍三方纏鬥，傳統政治秩序不再，秀才王韜與西方傳教士在上海關係密切，正可以施展一番拳腳。事實上，他確實得到了類似團練的角色，不斷向地方官員提交的剿匪策略看起來也得到了部分回應，不無興奮的王韜甚至一度親自奔命於戰場。不過這種努力很快在太平軍摧枯拉朽的攻勢麵前敗退下來，此前他試圖用實際行動獲得剿匪業績，以此獲得地方官員的青睞，但是結果卻令人失望。在太平軍席卷大半南中國期間，疲於應付的各地官員，很多人致力於發動地方士紳動員鄉村資源圍剿叛軍，李鴻章等人在奪取約七千萬人的災難中獲得了巨大機會。可惜無論宗族勢力還是科舉功名的影響力，王韜的能量實在有限，隻是因為這名秀才態度積極、接近洋人，策略也頗有可取之處，才獲得了江蘇官員的一些目光，但除了戰爭狀態下的利用價值，王韜一官半職的幻想根本無法得到滿足。
此後，發生王韜投書太平軍一事，成為一起曆史公案。目前的事實基本可以證明，1862年2月4日上書太平軍出謀劃策、署名“蘇福省儒士黃畹”的人就是王韜本人。轉向叛亂者的原因，一個重要解釋是機會的缺乏和王韜強烈的政治參與欲望，這種矛盾構成了一種巨大動力。“王韜有強烈的從政願望，但他的建議卻很少受到青睞，也沒有得到一官半職，而他的朋友們卻是仕途得意，這對於自視甚高的王韜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2]圍攻上海前的太平軍新政權，在拿下江南大營、江北大營後達到了表麵上的成功之巔，叛軍占領蘇州、常州後，容閎亦到南京拜訪洪仁玕，提出一係列實業和軍事構想。容閎與王韜，一個類似之處在於他們對政府均無深厚感情，卻對施展更大的政治機會更有興趣。王韜向太平軍的投靠姿態，背後頗有被迫而為的幽怨。
作為傳教士所設墨海書館的一名工作人員，王韜對太平軍政權寄予怎樣的期待，無人可知。不過正如餘英時所說，“太平天國的基督教雖極盡歪曲之能事，但畢竟代表了中國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觀念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施以猛烈的攻擊，這一象征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3]。人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傳統政治機會的《新約全書》翻譯者王韜，麵對披著西方宗教的新政權，有著超過常人的複雜感情。從太平天國對傳統價值的衝擊而言，王韜向他們的接近頗有曆史象征性：西學東漸後的中國，士人的精神世界開始有了出軌脫韁的衝動。清廷隨後下令對王韜通緝，這使他成為“聖朝之棄物，盛世之罪人”，不得不於1862年10月4日乘船倉促逃離，就此開始23年的流亡生活。
此時，他距離未來可能的新政治機會，看起來如此遙不可及。
王韜日後雖否認上書叛軍，卻失意地說出自己懷才不遇、無法聞於君家的感受：“吾儒束發受書時，固早以致君澤民為己任，乃既不獲如誌，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窮，而猶瞻顧傍徨使平生之見解不得，托諸空言，身似寒蟬。”[4]體製內機會的匱乏，可以解釋王韜一生的很多行為和思想。他對西方議會製的描述，很多來自他將之與中國政治參與匱乏、上下隔閡的比較，如感歎英國政治“上下之情通”，“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5]。這既是托古慨歎，也是自身體悟。
走上辦報之路，王韜的商業訴求遠不及政治參與的渴求，《循環日報》成了他言論的爆發陣地：上至國家外交，下到具體政治事務改革，王韜發出了約八百篇言論，可謂大舒其誌。他並沒有意識到，報刊言論的影響力大超預期，香港給予他的物理、紙麵空間，令其地位日升，以至於日後被林語堂稱為“中國記者之父”。
這種機會產生於西方衝擊之下。官方危機對王韜來說，更多意味著機遇。因此他多次將李鴻章所言的變局，描述為“四千年來未有之創局”[6]，甚至不無興奮地稱“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非欲禍中國，正欲福中國”，而轉禍為福，變弱為強的關鍵在“變”[7]。在此變化之中，政治機會隨著新的參與方式而來，對王韜來說，就是意外找到了“報刊”這一手段，雖然開始報人生涯時，他仍懷著一顆忐忑之心。[8]